一、醫者仁心
香港目前共有8間醫院收治新冠病毒感染的確診病例，每間均設立“Dirty Team”，負責專門照顧確診或疑似病人。
其中7支“Dirty Team”採取抽籤制（坊間戲稱“生死籤”）選入醫護人員，甚至有中籤者不堪壓力辭職，唯獨威爾士親王醫院“Dirty Team”全員8人皆由內科資深醫生自願入組。
內科吳醫生稱，自己尚未成家立室，負擔較少，故自願參加。
“見到一些同事可能才有剛出生的小朋友，如果他們要入dirty team，會對家裡人和他們自己形成壓力，如果他們因為擔心傳染家人而要搬出去，可能好久都見不到小朋友。我暫時未有家室，如果搬出來住，會很容易處理。”
據該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部門主管周醫生透露，有醫生為了減少防護設備消耗，寧肯一人兼顧多項工作。
“以前有好多實習醫生、抽血員，去做抽血、打針、靜脈輸液的工作，但他們想將緊張的資源省給更緊缺的地方，所以他們就親自做所有事情，我甚至見到有醫生會自己為病人送餐。”
而談及加入“Dirty Team”的危險，內科何醫生表示，醫生已經不算是最危險的人群，“護士才是最貼身照顧病人，甚至做比醫生更危險的工作”。
二、添煩添亂
自願加入“Dirty Team”，走進急診病房，這種精神可以說是威爾士親王醫院的傳承，該院在2003年“非典”期間就是香港抗疫的“先頭部隊”。但這種精神絕非為威爾士親王醫院所獨有，而是屬於更多的香港醫生，他們才是香港醫護人員真正的模樣：
救死扶傷，醫者父母心。
令人唏噓的是，同一座城市裡，也有一些身為醫護人員者，卻枉顧病人生命。目前，香港護士因防護設備短缺而承受著極大壓力，而這壓力背後對應的也是刻不容緩的緊張疫情。但就在此時，週三晚，會員逾3萬人的“香港護士協會”宣佈醞釀罷工行動。
“香港護士總工會”隨即發佈聲明，批評“香港護士協會”的行動以“保護醫護人員及市民”為名，但客觀上只會為當前防疫的重要關頭“添煩添亂”，反而加重負擔，更會進一步擾亂公立醫院乃至全社會防疫的部署及行動。
“希望香港護士協會為全港防疫大局著想，立即懸崖勒馬，撤回決定。”
“香港護士總工會”同時指出，理解並支持改善前線醫護人員防護裝備的合理要求，又稱已於一週前向醫管局提出訴求，要求將包括外科口罩、N95口罩、眼罩、面罩、防護衣、醫用消毒酒精、工作服等防護設備，留給最前線同事。
“香港護士協會”以港人福祉為要挾的罷工，以及此前“醫管局員工陣線”“用罷工的方式來救人”的無恥嘴臉，無疑人神共憤，令香港醫護人員蒙羞。
三、抗病毒血清？
週三，香港首度有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痊癒出院。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週四表示，51名確診患者中，至今仍有49人留醫，其中40人情況穩定。
何婉霞指出，患者需要符合數個條件，醫管局才會考慮為患者安排出院。一是患者的臨床情況，如病徵好轉，“病人感覺舒服些”。
二是醫管局設立的兩個檢查，患者需在兩次新冠病毒的檢測中均呈陰性，且兩次測試需相隔24小時。最後在衛生防護中心檢視過病人情況，認為適合出院後，醫管局才會有安排患者出院。
此外，針對外界有關“是否會使用痊癒者的血清進行治療”的疑問，何婉霞表示，2003年“非典”期間，醫學界的確曾利用痊癒者的血清抗體進行治療。“就此次疫情而言，取康復病人的血清是治療的其中一個步驟，今次疫情都有安排康復患者留底血清進行檢疫。”
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
四、虛驚一場
週四，有消息稱香港特區政府總部總部辦公室內，一名文職人員發燒入院。該文職人員近日出現流鼻涕、喉嚨痛及輕微發燒症狀，X光檢測也發現其肺部有陰影。
據瞭解，該員工為保安局人員，隸屬“長期監禁刑罰複核委員會/監管下釋囚委員會/監管釋囚委員會”B組，2月6日至2月11日連續在崗6天。其工位在特區政府總部東翼9樓，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僅相距一層。
當天下午，身著防護衣的保潔人員對特區政府總部東翼樓層進行了緊急消毒。所幸，傍晚，威爾士親王醫院對該員工的病毒測試結果顯示為陰性，即未感染新冠病毒。
虛驚一場，自是最好不過了。
五、人事變動
國務院公佈，免去張曉明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職務，改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由政協副主席、前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兼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有分析指，曾任浙江省委書記、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的夏寶龍，是副國級幹部，由他兼任港澳辦主任，或許並不是僅僅是“人事變動”。
而駱惠寧、傅自應以香港、澳門中聯辦主任的身份兼任港澳辦副主任，也說明中聯辦與國務院港澳辦的工作在未來將進一步強化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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