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已經大半個月。
重慶萬盛街道87歲的獨居老人倪素英做了一件事：捐出20萬元，支援抗疫救災。
20萬，也許這個數字對於中產家庭來說，不算很高。
但在倪素英老人那裡，這就是她辛苦勞動30年的全部積蓄。
“國家有難，我不能做旁觀者。”這是老人的原話。
媒體迅速報道了此事，基調基本是宣揚老人的無私奉獻、大愛無疆。
無人否認，老人的善心很可貴，可後面發生的事情呢？
機構接受了善款，媒體大肆宣傳，競相報道老人的善舉，輿論一片讚揚與感動。
這一切，真的一點問題都沒有嗎？
倪素英老人的生活環境
從新聞圖片中我們看到，倪素英老人生活在一個老舊門市裡。
居室空間狹窄逼仄，傢俱器具樸素得讓人心疼，這就是她的生存處境。
平時裡，老人省吃儉用，靠擺攤賣小百貨來補貼家用。
而這20萬元，就是這麼來的。
疫情爆發以來，這樣類型的報道，我們看到很多。
甘肅臨洮中鋪鎮，老人孫發清捐贈現金1000元支援抗疫。
但這位老人的身份，是一名“五保戶”，是既無勞動能力、又無經濟來源、被劃為社會中最貧困的那一類人。
看似不起眼的1000元，卻是他用來生存的費用。
山東日照，一名68歲的環衛工，慷慨捐獻了1.2萬，事後還不願意留下姓名，被盛讚為“最稱職的環衛工人”。
浙江杭州，69歲的退休環衛工人戚寶興，捐出了十萬元積蓄，捐款後卡里只剩下13.78元，可能吃個盒飯就沒了。
江蘇江陰，一名73歲拾荒老奶奶拿著9000元前往村委，希望捐助救災，被工作人員婉拒後大哭。
隨後她又多拿出1000元，湊夠一萬元，仍然堅持要捐。
工作人員無奈，只好收下，將老人的善款打到武漢抗疫總部的賬戶中。
像這樣的新聞，家庭君看完後，心裡很不是滋味。
比起感動，我更多的是心疼和心酸。我相信，肯定不止我有這樣的感受。
這些事蹟在媒體的渲染下，最初確實會帶給我們感動。
但倘若冷靜下來，有理智的人不難得出一個共識：
這些生活貧困老人的善款，真的不該收。
第一個原因：抗疫戰爭進展到現在，缺的其實是物資，而不是錢。
從疫情爆發的第一天起，國家已經高度重視疫情的控制，不惜一切代價抗擊疫情。
截止至上週，國家已經撥款65.3億元資金，用於疫情防控。
緊接著，財政部、國家衛生健康委提前下達了603.3億元，用以支持各地開展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和基層疫情防控工作。
此外，也有各種非政府組織發起了募捐渠道，籌集民間善款，支援疫區救災。
可以說，從一開始，最不缺的就是錢。而真正緊缺的，是口罩、防護服、消毒酒精等防疫物資。
這些物資的緊張，並非靠單純投錢就能解決的，它必須靠國家調動資源，恢復產能，才能完善供給，滿足這龐大的需求。
我們應該充分理解老人們的心情，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捐款真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第二個原因：從老人們的處境來看，這樣的善舉顯然超出了他們的能力，未來很可能會造成他們無法承擔的生活壓力。
報道中的老人們，生活清貧，收入微薄，不少甚至是孤寡老人，沒有親人陪伴，只能獨自生活。
這半生積蓄雖然不多，但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依靠，就是他們的安全感依託。
他們是最單純的一群人，在一個淳樸的時代裡出生、成長，早早形成了家國情懷，比任何一代後輩都更有集體意識。
在他們的觀念裡，國家有難，自己就要為國出力。
這樣的覺悟令人尊敬。但有一點，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在這次疫情中，他們恰恰是最弱勢者。
他們文化水平不高，不會刷微博，不會綁定銀行卡，更不會網購。
當他們意識到需要買口罩的時候，年輕人早已將市面的口罩搶到斷貨。
口罩緊缺的時候，藥店裡的單價甚至被炒到二三十塊一個。
以他們的收入水平來看，這樣高昂的防疫成本，並不是他們能承擔的。
看看他們的職業，環衛工人、廢品回收者、拾荒者等等，每天都要跟潛在的汙染源打交道。
更讓人細思極恐的是，這次新冠肺炎的特點，是年齡較大的人死亡率更高。
換而言之，疫情裡最脆弱、風險最高、最面臨挑戰的，正好就是他們這樣的老人。
本應該被我們的社會保護起來的人，如今卻反過來，豁出一切給這個社會保護，這是顛倒的，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在疫情過後，這些捐出了“棺材本”的老人家該如何度過餘生，家庭君難以想象。
我們的文化裡，有讚美“底層式大義”的習慣。
2008年汶川大地震，媒體曾報道了一個“最美乞丐”的事蹟。主角名叫龔忠誠，是一名小兒麻痺症患者，在廣州街頭靠乞討為生。
聽說地震發生後，龔忠誠四次捐出了自己多日的收入所得，合計185元。
這一報道，讓很多人感到溫暖，既然連乞丐都如此慷慨，自己也更應該為災區出一份力。
從那時開始，這似乎就成為了一個大眾樂見的題材。
我們很願意聽“仗義每多屠狗輩”的故事，總能被這些小人物的義舉，戳中內心的那一寸柔軟。
在我們的文化背景中，若平凡者慷慨出手，在助人時迸發出不同尋常的勇氣，便可堪稱偉大。
也正因如此，比起富人的善行，那些弱勢者的無私，反而更具有表率作用。
這就是此類報道的文化根源。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它能給人帶來力量。
但家庭君認為，這種文化觀念，是應該被謹慎對待的。
首先，它很容易會把人臉譜化，讓人們只看到善良者身上的閃光，卻忽略掉他們的真實處境。
一個人會被賦予光環，但這並不一定能改變他的狀況，反而可能隱蔽了他們的生存困難，為未來悲劇的發生埋下伏筆。
其次，在很多時候，這種讚頌無濟於解決問題，容易淪為無現實價值的煽情，最終只是在感動我們自己。
再者，最壞的一種結果是，容易在觀念中形成這樣一種模式：
將國家層面的困難，勇敢地擔在個人的肩膀上，哪怕被壓得粉身碎骨，都是值得稱讚的。甚至可以說，這種粉身碎骨，本身就是一件美德。
一旦這種觀念出現，只要稍微用力過猛，就會變成“歌頌苦難”。
作家方方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
每一個個體，都是國家的組成。
疫情之下，時代的飛灰紛紛揚揚，任何一人粉身碎骨，都是國家的不幸。
在災難中倖存，才是真正的好消息。
只停留在感動，是不夠深刻的。
面對這些宣揚與報道，或許我們更應該去察覺其中的問題，去反思其中的文化根源。
更重要的，是去關懷報道背後，那些活生生的“人”。
家庭君嘗試著想象了一下：
假如我是生活在疫情中心的武漢人民，面對這些貧寒卻傾囊相助的老人，該會是什麼樣的感受？
我發現，自己竟說不出感謝，只有深深的同情與無奈。
同情的，是他們在本應安度晚年的歲月，捲入了這場災難。
無奈的，是內心焦急，卻無法阻止老人們的慷慨，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們捐出積蓄，餘生更加清貧。
這都讓我感到很不安。
我絕不願意看到他們做了這些事，然後被封上一個“最美xx”的稱號。
他們的付出，不是靠什麼頭銜就可以彌補的。
那麼，我們該以什麼樣的態度對待他們？
我們應該對這些老人們抱有敬意。
這是當然的，因為任何人的慷慨，本身都不是壞事。
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更多地考慮他們的處境，給予他們關懷。
首先，呼籲各種機構停止接受貧困老人的捐款，這是我們可以做的。
道理其實很簡單：每個人所承擔的社會責任大小，應該與自身的能力地位相匹配，這才是一個健康社會的表現。
法律沒有辦法禁止他們捐款，但我們可以呼籲各大收錢的機構，在這種情況下不應一視同仁地收下善款，而是可以多一些耐心，動情而講理地去勸說老人將錢收回。
第二，面對老人不聽勸阻、堅持捐款的情況，我們的社會不能將他們遺忘，而應該設計更好的機制，從另外的方面給予他們補償，讓他們既能在此刻舒懷安心，又能在餘生有所保障。
第三，媒體應該不再宣傳這類弱勢者的善舉，避免在更多同階層老人的價值觀念中造成影響。
第四，我們呼籲社會的力量，將目光投到這些身處底層的人民身上，為他們帶去更多的關懷，比如提供必要的防疫物資等。
災難是一面照妖鏡，卑劣者與高尚者高下立判。
慶幸的是，在這次疫情中，我們更多地是見到了人性的善的一面。
一顆顆高尚的心靈，可能以醫生、護士、民警、出租車司機、普通市民，甚至是拾荒老人的身份出現，這都讓人感到暖心。
但我們最期待見到的，是“好人有好報”的結果，是高尚者無恙的消息，是善良的人不會因為各種原因，在這次疫情中損失餘生的生活保障。
高尚者平安了，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喜樂。
作為普通人的我們，能做的事情也許很有限，可能只是一聲呼籲、一次轉發、一個在看。
但我相信，這並不是沒有力量的。
多一分關注，多一分關懷，便是多一分可能性，讓他們得以與我們互相支撐，安然度過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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