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現實題材影視作品呈井噴之勢湧入觀眾視野，醫療題材影視劇往往擁有與現實生活極高的貼合度，滲透式地談及由“疾病”引發的健康危機和倫理思考。 2018年7月5日，文牧野執導的《我不是藥神》在國內上映，影片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緊扣“藥”與“疾病”的關鍵詞，以豆瓣評分9.0的口碑和30.7億元人民幣的票房實現雙贏，在石鑠金流的暑期檔猶如一顆滾燙的火彈，成為年度現實題材影片的現象級作品。
《我不是藥神》之所以能夠實現院線“爆火”，一方面，是因為影片聚焦了國計民生中備受關注的社會熱點話題——“醫療”，在刻畫社會地位、療愈成本等尖銳矛盾方面赤裸透徹，入木三分；另一方面，電影在藝術手法建構中，除了文牧野一貫秉承的敘事基調，亦不乏甯浩“灰色幽默”式荒誕喜劇元素、徐崢“囧系列”無厘頭風格的植入，既包括對舊醫患關係留存問題的戲化再現，又暗含對新醫療體系逐漸完善的合理展望。這種詼諧與嚴肅相得益彰、張弛有度的情感書寫方式為國產現實題材影片創作提供了一個優化的思路。
一、“信仰”：人文精神的自我救贖
在《我不是藥神》中，電影劇情是圍繞著“印度格列寧”的走私與販售而不斷推進的，“白血病”即是敘事過程中最核心、最直觀的疾病符號，“藥”則是救贖生命、喚醒希望的關鍵。與“疾病”的隱喻意義相匹配，“藥”解構了由“疾病”引發的現有矛盾，但又建構了新矛盾。印度格列寧的售出，緩和了白血病患者吃不起瑞士格列寧的性命之危；但同時又面臨著執法機關查處走私藥品、黑心假藥商販惡意報復的新困境。也正是在新舊矛盾不斷交替的過程中“藥神”的形象出現了。
程勇的身份具有雙重性：第一，打著印度神油店的幌子、偷售海外藥品謀取私利的“藥販”；第二，高價購藥、低價售藥，以拯救白血病患者為使命，不惜鋌而走險的“藥神”。這兩重形象，都是在疾病的隱喻之下孕育出來的。疾病寄生於患者的肉體中，程勇目睹患者的衰敗與死亡，使他從物質慾望的沉淪中驚醒，激活了靈魂深處的人性。《我不是藥神》中的故事背景架構在兩個國家：中國和印度。在由“疾病”索引的敘事脈絡中，宗教元素的精神力量被“疾病”召喚出來，
程勇的雙重形象，正如影片中反覆出現的印度神像——迦梨女神。 “迦梨”的神像是電影中疾病敘事的一個重要宗教符號和精神催化劑。“迦梨女神”是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溼婆的神妃——雪山神女帕爾瓦蒂的化身。印度神話中，迦梨象徵著死亡與再生，是兼具毀滅與創造的眾生之母。宗教信仰原本對人類精神就具有直接的引導作用，信徒的意識形態潛移默化地受到宗教理念的感召和調控。在《我不是藥神》中，宗教信仰也與疾病的隱喻意義相互交融。信仰對程勇的良知進行過無聲的招魂，也通過劉牧師的特殊身份，透露出在現實困境面前，底層人民對神靈的質疑態度。
印度教的神像，曾多次出現在電影之中，也在疾病敘事背景之下包含著更深層次的含義。影片起始階段，在程勇的“王子神油店”內，同時供奉著中國的財神像和印度的迦梨像。財力的欠缺，使程勇喪失了家庭地位和社會尊嚴。自此，“財神”的信仰價值開始褪色，當呂受益對程勇嘗試遊說時，他將自己的聯繫方式寫在廣告卡片上，卡片擺放的位置，恰好處於桌上的小迦梨像前 。
面對困窘的生活處境，程勇別無選擇，迦梨的陰暗面被召喚出來，“疾病”的主題被再一次地強調，疾病迫使身為患者家屬的程勇鋌而走險，試探法律邊界；疾病也迫使身為患者主體的呂受益四處奔走，尋求低價藥物。但在程勇迷失於“迦梨之暗”時，“迦梨之光”正從裂縫中透射。呂受益死後，程勇再赴印度，在噴滿殺蟲藥霧的印度街道看到了印度人民用木車拖拽的溼婆像和迦梨像。程勇在迦梨女神像“光與暗”的喻示中，以及與“疾病”的正面交鋒中，實現了利己主義者的自我救贖，完成了從“藥販”到“藥神”的質變。
《我不是藥神》以“疾病”為眼，以“藥”為媒介，是生命的救贖，也是人性和靈魂的救贖。從此種意義上來說，“疾病”也熔鑄成為信仰的一部分，這種信仰不是指代宗教範疇的概念，而是孕育著以對抗“疾病”為旨歸的人文精神信條。瑞士格列寧本是獲批上市的正規藥物，醫藥代表卻為了壟斷市場、牟取暴利，宣揚印度格列寧是“害人的假藥”，竭力切割藥品的產銷鏈，法律賦予的光環最終被拜金主義的陰影所遮蔽。當信仰變成人類精神的桎梏時，信仰就淪為了疾病；而當人類面對洶湧襲來的疾病，能夠以救贖的姿態去搏鬥命運、喚醒人性時，疾病就附帶了信仰的價值。
三、“意象”：敘事藝術的象徵策略
將“疾病”寫入文學作品和影視文本中，使之附帶有隱喻意味，這種敘事策略並不罕見。 “疾病”之病態化特點，體現在身體、心理的異化及恢復過程之中，生成了龐雜、微妙的情感體驗，給藝術創造提供了極大的表現空間，這也給從疾病隱喻視角去剖析敘事類作品的深層內涵提供了經驗借鑑。
“疾病”在敘事環節的鑲嵌或貫穿，實現了人物塑造、性格刻畫、情景創設、氛圍烘托、故事推動等多方面的輔助效果。作品中的“疾病”，時常作為描摹人物性格和行為的陪襯，是人物行動的底色。生理和心理的疾病體驗，最終往往會以藝術美感的形式體現出來。瑞士格列寧之於工薪階層收入的白血病患者，只是在隱喻意義上褪去了浪漫主義色彩，反而增添了更為濃烈、更為冷峻的現實氣息。
（一）“血液”：非傳染類疾病的間接性道德隱喻
在隱喻層面上，“白血病”與學者們論述過的其他疾病不同。白血病是造血系統的惡性疾病，非傳染性的疾病性質使其不會遭受到“疾病道德化”標籤的糾纏，反而使白血病患者常常被視為“上帝的失寵兒”。20世紀90年代以及21世紀初期的影視作品中，鍾情於將楚楚可人的女性角色塑造成為白血病患者。這一類女性角色往往是命運多舛的美貌佳人，這在言情劇風靡的時代裡，使觀眾對身患白血病的女主角以及其悽美的愛情故事有著強烈的代入感。
白血病的非傳染性特點，使之失去了傳染類疾病所帶有的直接性道德隱喻功能，但《我不是藥神》的關注焦點是從微觀人性向宏觀社會逐漸呈發散式擴張，白血病被賦予了間接性的道德隱喻功能。傳染病的直接性隱喻功能，體現在其患者群體習慣於被公眾打上各種瀰漫著腐爛氣息的標籤：骯髒、糜爛、淫亂、放蕩……精神的痛苦往往比肉體的痛苦更為猛烈、致命，
疊加式的傷害使傳染病患者不得不承受來自外界的道德批判和精神踩踏，持續不斷的打壓，使人格與尊嚴都無處容身。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談及傳染病或性病的作品也不在少數：巴金《滅亡》中的肺結核革命者杜大心，賈平凹《人病》中的肝病感觸自述……這些人物或是境遇悲涼，或受千夫所指。傳染病之“傳染”與性病之“性”的提出，初衷應是為了分辨疾病的傳播途徑所服務，而非先入為主地植入道德評價色彩，但在以往的文學作品中，傳染類疾病都不免附帶了道德的隱喻。作為非傳染類疾病的白血病，雖然不具有對道德的直接性隱喻功能，但在《我不是藥神》中，卻通過間接的方式實現了隱喻。
影片中，警察曹斌因為與嫌疑犯搏鬥而被咬傷了右手，瑞士格列寧的醫藥代表在與其交涉查處走私藥品時，發生了一次握手，在握手的過程中，曹斌手部傷口的血液沾染到了醫藥代表，引起其明顯的反感，影片的鏡頭特寫裡，醫藥代表沾染了血液的手，僵直地擺放在座椅扶手，直到談話結束。儘管曹斌並非白血病患者，但白血病是以“血”為核心的疾病，電影中的血液元素也變得尤其奪目，更具有象徵意味。
醫藥代表為公司自營並獲取合法資格的瑞士格列寧而發聲，而以抗擊白血病為治療目標的醫藥公司，所派出的代表卻對血液尤其排斥，全然一副利益至上的嘴臉，這與其在“醫鬧”患者面前所構建出的研發縝密、經營合規的“醫者仁心”形象、與曹斌“販售假藥傷天害理，我義不容辭”的熱血形象都產生了鮮明的反差。白血病通過“血”的元素，實現了對人性、利益的間接性隱喻，完成了對影片深層意義的建構。非傳染類疾病的間接性隱喻功能經由中轉或迂迴，達到了比傳染類疾病的直接性隱喻功能更震撼的藝術效果。
曹斌的人民警察形象在整部影片都洋溢著正義感與使命感，相比之下，程勇的道德觀則是階段性的，也是矛盾的、複雜的：如果說販售廉價藥品是道德的，那麼，非法代購和出售的行為是不義的；如果說拯救患者於水火的結果是道德的，那麼，抓住病人“貧困”的普遍弱點藉機牟利的意圖是不義的。白血病對道德的隱喻意義附帶了非定式的特點，疾病的道德化解構也因人而異。
《我不是藥神》中，由“疾病”夾帶而來的針對人性、社會、利益等問題的拷問，都或輕或重地通過不同人物之間的“道德綁架”來向觀眾進行滲透。影片為了表現瑞士格列寧藥價之高，選取了一場“醫鬧”橋段：聚集在醫藥公司門口的白血病患者，高舉寫著“天價藥”“公正”的紙板，發出此起彼伏的咆哮。人性對於經濟困境的焦灼，以及貧富失衡的憤怒，在此處展現得淋漓盡致。當醫藥代表做出“我們公司所生產的所有藥的藥價完全合理合法”的答覆時，失控的患者開始向代表潑糞，坐在最後方吃著盒飯的呂受益訕笑著把一塊骨頭扔在了地上。
患者面對無效的申訴，選擇用野蠻與輕蔑來宣洩對現實的不滿，卻忽視了自身已經從疾病的受害者變成了以“道德”為武器的施暴者。當程勇宣佈低於瑞士格列寧數倍的印度格列寧售價時，我弱我有理”的病態邏輯已然瀰漫在患者的精神空間。影片前期，白血病患者的這種病態道德觀，是脫胎於疾病但卻比疾病更加可怕、更加可悲的衍生品。同情和退讓始終不是解決根本問題的有效方法，電影借用張長林之口，道出了赤裸裸的社會現實：“我賣藥這麼多年，發現這個世界上只有一種病，窮病。”這也是影片通過“疾病”所傳達出的社會現實觀照和深層人倫反思。
（二）“口罩”：白血病患者群體的主體化認知隱喻
“口罩”是穿插在《我不是藥神》中的關鍵意象，白血病病友群的群主們在第一次與程勇會面時，每個人的臉上都嚴實地戴著口罩。口罩是“疾病”隱喻功能的反光鏡，患者時刻戴著口罩，名義上是因為難以承受外界有菌環境的刺激，實則是在自卑心理影射之下對健康人群與異己世界的阻隔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患者對口罩的依賴暗示著對自身疾病厄運的默認，催生了患者的恥辱感與自我疏離。
“口罩”是貫穿電影劇情始終的一個微妙符號，隱喻著患者對主體生命的認知態度。在眾多情節中，有三處關於“口罩”的片段最為典型，大體可以總結成“一戴”和“二摘”：
“一戴”指的是一次戴口罩的鏡頭，當程勇難以抗拒來自假藥販張長林的威逼利誘，決定轉讓印度格列寧代理權時，從來不在程勇面前戴口罩的呂受益緩慢地從餐桌前站了起來，第一次面對他戴上了口罩，眼裡充滿了失望和無奈。“戴”的動作象徵著呂受益對程勇在內心身份定位的抗拒，“口罩”也在疾病的催化下，變成了肉體“病我”與精神“真我”的藩籬，割裂了呂受益與程勇的關係，碾滅了患者心理漸漸燃起的希望之火。
“二摘”指的是兩次摘口罩的細節，第一次“摘”是程勇初赴印度，回國後通過劉思慧面見白血病各病友群的群主，程勇堅持要群主們摘掉口罩；第二次“摘”是程勇獲刑，押送車沿路的白血病患者自發地摘下了口罩，目送程勇。與上文提及的醫藥代表對血液的態度相比，
程勇具有直面疾病、正視患者的勇氣，以及將患者身份提升到與健康人群同一層面的平等意識，這一瞬間，疾病激活了程勇內心深處的“神”性。
在貧窮的患者眼中，能夠低價售出藥物甚至後期近乎“慈善”行為的程勇就是拯救他們的“神靈”，患者主動摘取口罩，是對自身價值和程勇價值的雙重認同。 而程勇本身也擁有患者家屬的另一重身份，他與“疾病”相互勾連，白血病患者的窘境為他創造了商業縫隙，他需要藉此獲利來治療雖然不是白血病患者但飽受其他病痛折磨的老父親。撥開疾病迷霧後的生存希望，是患者與程勇共同的“神靈”，“神靈”面前的“信徒”自然是平等的，這使“藥神”的主題得到了昇華。
（三）“橘子”：非常態生命境遇的覺醒式精神隱喻
病毒浮動式的增殖、擴散，以及臨床症狀的難預見性，都使患者對自身的命運充斥著飄忽感。疾病的出現和蔓延，迫使患者面對著生命激活了更為強烈的主體意識和調控慾望。影片中，呂受益的手裡總是習慣性地拿著橘子，“橘子”在呂受益的相關劇情中共出現過三次：第一次，呂受益為了求助程勇前往印度購藥，主動用橘子示好；第二次，病危階段的呂受益面對前來醫院探病的程勇，羸弱地用橘子招待他；第三次，在呂受益的葬禮上，作為逝者的呂受益消散了實體形象，“橘子”的意象由蜷縮在樓梯角落的彭浩承接，在結隊弔唁的人群外含著淚剝開了一個橘子。
儘管沒有科學依據能夠證明，橘子能夠對治療白血病起到針對性的輔助作用，但“橘子”在疾病的統攝下，象徵了微弱生命的搏動與掙扎，患者對水果維生素的主動汲取，隱喻著對自我生命延續的強烈願望，正如撕開橘皮的果肉本身：鮮活，脆弱，容易腐爛。“疾病”隱喻著病患主體對生存慾望的召喚，給原本平淡無奇的“橘子”增添了全新內涵，併為此內涵創設了特定的語境。在可供患者食用的水果中，橘子是最廉價、最日常的種類之一，這也暗示著以呂受益為代表的白血病群體正在經受著病痛與貧窮的雙重煎熬，在高昂的醫療成本之下，貧窮又為治療設置路障，給本來就已經千瘡百孔的肉體附加了更深一層的精神折磨。
但在葬禮上，“橘子”實現了從呂受益到彭浩的一次“接力”：這是生命意識的繼承，也是反抗精神的延續。患者逐漸認識到，生命的體徵並不是一個能夠無限延伸的可控體，相反，生命總是掙脫人為的挽救與留戀，向著名為“死亡”的彼岸拼命試探。
生命終將消逝，但疾病是永恆的，寄生於在生命之下的“疾病”，加速了“人”作為客體存在在真實世界的溶解速度。但即便如此，不朽的精神與靈魂仍然在疾病共同體的意識層面頑強地綻放，這也是絕症患者對生命的至高尊重和最後回禮：肉體可以消解，但精神永不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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