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一年一本书，共30本书。
这是经济学者何帆2018年给自己设立的一个长期目标。他每一年都会用一本书记录实地调研的所见所感，记录中国从2019年到2049年这30年的变化。
在过去的一年中，何帆团队奔赴30多个城市，采访了200多位各行各业的人，把发生在中国当下的真实故事写进《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这本书里。
2020年的第一天，《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与读者见面。《陆家嘴》记者在读者见面会之后采访了何帆。在采访中，何帆分享了他写作的过程和思路，以及对小趋势和大趋势的判断。
何帆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兼任熵一资本首席经济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写作就像农民种地一样”
《陆家嘴》：是什么促使您给自己设立了这样一个长达30年的写作计划？
何帆：其实原来也没有计划，有点突发奇想，有一次跟罗振宇老师（得到APP创始人）正好吃饭聊天，我们俩都比较喜欢威廉·曼彻斯特的那套书《光荣和梦想》。《光荣和梦想》那本书跨度大概40年左右，讲的是美国从一开始懵懵懂懂，到最后真正变成世界头号大国的历史。我说，中国也需要这样的《光荣和梦想》，又多说了一句，我说我要是写，我能比他写得更好。罗老师就认真了，他说您干吗不写？
我原来从来没想过这个事，后来一想，确实这事比较令人激动。因为我的职业是做经济学研究，我觉得发一些论文好像也不够过瘾，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亲历这些变化，如果能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去记录，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是个普通人，连续30年写日记，肯定也是珍贵的史料。原来我每年的写作量也是一本书，无非就是把别的东西都砍掉，专心致志写这样一本书。
《陆家嘴》：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您谈到写作是寂寞痛苦的，对于您来说有没有轻松愉快的时刻？
何帆：没有。写作这个事，是很痛苦孤单的一件事，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现在我觉得写了这两年之后，基本上找到一种节奏感，就真的跟农民一样。1月份、2月份的时候相对是休息、构思，从3月份我们就开始密集采访，就有点像播种一样，采访差不多要到8月份左右，9月、10月开始主体的写作，当然写作过程中还要补一些采访。今年我们最后一次采访是一直到10月17号，书稿我是10月19号左右交稿。
《陆家嘴》：在采访阶段，您是不是就开始写作，积累素材了？
何帆：采访的时候我会写一些采访的笔记，会有一些比较零星的感想，但是要差不多等到8月份、9月份的时候，大部分的素材都有了之后，才能够想您用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串起来。所以主体的写作是比较靠后。密集的写作就是9月份到10月中旬，大约一个半月的时间。
《陆家嘴》：读您的书，有的时候就感觉在读散文，有的时候像在读新闻，有的时候像在读鸡汤，有的时候又像在读小说，有时又会告诉大家一些深刻的人生道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写法？
何帆：也是被逼出来的，我原来其实想炫技，我原来不打算让大家把我当成是一个经济学家，就把我当成是一个普通人，后来发现做不到。《南方周末》曾经出过很多特稿，他们出过一本书讲他们写特稿的经验，里面有一个资深编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感触。他说，写新闻报道通常会强调只能讲事实，您不能讲自己的观点，但是因为事实太复杂了，所以如果您不亮明自己的观点的话，人家可能会很困惑，就不知道您在说啥，单单是情节本身不足以打动读者。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读者需要您帮他梳理出来，讲的这东西到底是啥意思，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不伦不类”的写法。
社科院哲学所的赵汀阳老师对我这本书的评价比较中肯。他是个哲学家，他评我这本书，他说也不知道是啥，有点像人类学的东西，有点像社会学的东西，有点像经济学的东西，有点像文学的东西，反正不知道是啥。我觉得可能不知道是啥就对了，也可能慢慢会创造出来一种很独特的文体。
实际上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解说员，比赛正在进行着，你要跟大家去讲这是怎么一回事。你想观众他自己是能看得到的，那为什么还需要您解说员？你要站得更高，要跟他讲，现在发生了什么，他们的战术是什么，要介绍一些背景，这是他第几次踢的球，人才能更丰富一些。结果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是有的时候像散文，有时候又像鸡汤。
《陆家嘴》：我看到这本书的每一部分，比如说您写到教育，写到莆田制鞋，好像每一部分都是独立的。
何帆：我现在写每一本书，它的结构现在基本上比较定型，因为您要让大家有一个稳定的预期。每本书至少现在的想法是，我先自己设一个问题，比如说今年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希望提供一个独特的方法论，就是一个视角，今年我提供的视角就是用演化算法来看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
有了这个问题和方法论，再抽出来5个变量，您要讲清楚这5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今年这5个变量，我就是按照我理解的演化算法里几种核心的打法，比如说试错、突变、混搭、适应展开，试错讲教育，混搭讲的是技术创新，用一个逻辑把它们串起来。
每一章的大概次序，现在有点像一个套路了：先讲一个小故事，小切口进去，接着从这个故事讲它背后的一个案例，然后希望能有一个转折，再转到下一个故事，下一个故事讲完再回过头来讲一个道理，最后把它们串起来。比如，先讲莆田造假鞋子，再把视野拓宽，看整个小镇，看到小镇之后再回到小镇背后的原因，回到学者刘向东老师提供的一个观点，再回过头来讲一个企业的故事，希望能在叙述的过程中也有一些情节感。
《陆家嘴》：“变量”这个书名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本很专业的书籍，但实际上这本书很通俗易懂，为什么取“变量”这个名字呢？
何帆：变量这个名字，是罗振宇老师起的，好像也蛮契合的。我原来想的名字是“一个学者和一个国家的30年”，现在想想也不好，原来想的名字太文艺范了，太长了，变量就更有冲击力。变量我们强调的是，您能看到中国的哪些变化的那些量，简单的说就是变化的量。我定的英文的题目就是momentum，其实就是那种动能，我们想强调中国在不断的变化。
《陆家嘴》：贯穿《变量》的一个主线是什么？
何帆：主线就是中国这30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是距离一个伟大复兴时代最近的，就像跑马拉松的最后5公里了，或者是登山最后一段，这段时间可能最容易出事，但是这段时间它又是离胜利最近的。我们就想看看这30年中国到底是怎么演变？
《陆家嘴》：您觉得这还有悬念吗？
何帆：那不一定。而且您知道了答案，您也不一定知道情节，情节本身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未来会变成发达国家，我们很多人认为发达国家就是现在欧美国家的那种样子，但也很可能我们走的路是不一样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未来的时代其实是普通人的时代”
《陆家嘴》：您的书里面写了很多小故事，您为什么要写这些小人物，而不是聚焦大人物？
何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想过怎么写得更大一点，也想过是不是先要采访一下马云、王石这样的商界领袖。
后来为什么放弃？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代表人物，如果您要是写前面的30年、40年，您去采访企业家，基本上企业家的故事就是中国的故事，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积极向上的那些东西。
现在社会已经变了，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家出来说话，大家其实并不认同，比如996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并不认，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时代其实是普通人的时代。普通人关心普通人的命运，原来大家可能会仰望着，都是把这些当成是成功学的典范，但是现在人自信心更高了，大家的想法更多了。
而且，缺少真正去关注平凡人物的（作品），我们看到的要么就是写大人物，写大人物又以歌功颂德的居多；另外有一些小人物，尤其是媒体特别喜欢写一些生活在底层的人很痛苦的生活。
我也不太愿意写那样子，不是说不应该去关心底层的人物，而是说写一个伟大的作品，大概40:1，乐观的结尾要比悲观的结尾要多很多。你给读者提供东西，你总要给他提供一些积极向上的力量。小人物也跟大人物一样，他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如果能够写出来他的梦想和追求，以及他在追求梦想中克服的那些障碍，特别容易引起来大家的共鸣。
所以我们今年写了失业者，写了中国企业驻委内瑞拉孤身在外十几年的员工，写十几岁的孩子遇到的困惑，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会比你去讲成功人士的故事，大家会更有感受一些。
《陆家嘴》：其实我一开始随机翻开这本书，就看到您写到自己坐在学而思的教室后面时而看看电脑，时而看看孩子，这段话让我突然觉得好像写的是自己，特别有共鸣。可能很多人，他可能在农村，也可能在大城市生活中，都能在您的书里面找到自己。我当时觉得这本书写得很让人感动，因为这本书不是用仰视的视角去写的，而是用平等的一个视角在描述他们的生活。
何帆：很多知识分子关心底层人，其实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角度），他认为是很悲悯，他其实是在可怜别人，您要真正到底层去看的话，人家不需要您可怜，他有他自己的喜怒哀乐，你一定要放到跟他平等的视角。你其实是要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我是努力想做到这一点。
《陆家嘴》：您比较关注小趋势、小人物，您觉得在2019年有哪些小趋势是最值得关注的？
何帆：比如说我在书里面今年花了不少的笔墨写年轻人的变化。我觉得年轻人的变化，无论您站在哪个角度，比如说您是一个团委的干部，或者您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或者您是一个生产厂家，其实都要去关心，因为未来的员工、未来的属下、未来的消费者其实都是年轻人。
我觉得今年我看到年轻人很多小的变化，比如饭圈女孩居然会力挺阿中哥哥，还有包括有一批国潮的崛起。其实您不理解年轻人，您就没有办法理解这些现象。所以我今年就特别强调，年轻人这个问题很重要，尤其是后面其实讲到一个接班人的问题，就是很多企业要寻找接班人，就必须得理解年轻人。接班现在有很多不成功的，问题不出在二代而出在一代，他没有很好地去理解二代到底是怎么想的。
《陆家嘴》：2019年您从北走到南调研、采访，在调研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人是谁？
何帆：调研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书里面写了一个很另类的学校——先锋学校，先锋学校在成都，学生在那里想打游戏可以随便打，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先锋学校的校长刘晓伟，刘校长。我就问他教育理念到底是从哪来的？他说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就让我觉得很诧异。后来我就做了点功课发现，其实毛主席他的世界观正好是在五四时期形成的，他其实见过世面的，他听过杜威的演讲，他跟胡适那些人都有联系的，他其实是胸怀是很广阔的。
我们原来去认识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贴上很多标签，我们会简单地说这个东西是好的，那个东西是不好的，这个东西是旧的，那个东西是新的。
但是您看刘校长他的想法，他是从毛泽东思想里头剥离出来一些他觉得比较好的那些理念，比如毛主席强调您不能唯分数论，您要跟实践结合，要让知识分子工农兵化，其实挺好的。他去掉那些可能不好的，比如说都不让上学了、上山下乡。
为什么刘校长今年给我留下来很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提醒了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得用一个复杂的角度去思考，要去看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在那个时间点，到底讨论的是什么问题，不要急于给他贴标签。
中国其实很多变化，换了一个视角之后，会跟你原来看的都会不一样。贴标签说这是计划体制的，那是市场经济的，某种程度上说前30年、后30年真的是分不开的，因为历史它是一条河，没办法给它切开的。
《陆家嘴》：我看到您有一个观点是教育可能未来20年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现在好像并没有看到这种苗头。
何帆：恰恰是因为您现在没有看到这个苗头，所以它未来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如果现在就已经出现苗头的话，它会出现一些渐变。我们常规的思路就是我发现问题就去解决问题，但是很多重大的问题是你没办法去解决的，因为你去解决它的时候，会制造出来新的问题。可是当你不去管他的时候，它背后的逻辑在发生变化，等到后来你把那个事给忘了，你发现它其实已经解决了。
我在书中举了一个小姑娘的例子，小姑娘到了先锋学校，她突然发现先锋学校是可以随便打游戏的，咱们就说孩子打游戏这件事情，你越是堵他，越去管他，越是不让他打游戏，他越觉得打游戏是好的。到了先锋学校，当然他做法不一定对，他的做法是说爱打就打，所以她没有这种舒服感了。
他要求学打游戏，得制你定个学习计划，得有学分。那打游戏还有啥意思？打游戏跟上课一样了，没什么意思，所以后来您会发现，当让他打游戏的时候，他反而不打了。
现在说不许办课外辅导班，大家会觉得课外辅导班肯定是好的，才藏着不给我们办的。如果这些东西改不了，就先不用去管，你去管别的那些东西。等到这一代父母成长起来之后，下一代孩子变成了新的父母，他们对教育的理解肯定和这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一代人的变化，你现在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可能到了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问题就没了。历史吊诡的地方就在这，你越去解决它越解决不了，你越不解决，它有时候就忘了。
“我就是个读书写字的”
《陆家嘴》：听说您一年读三百本书，真的吗？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书有哪些呢？
何帆：其实还不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蛮多。早年的时候经济学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之后觉得要想了解社会经济，知道经济学还是不行的。后来心理学、历史对我的帮助比较大。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想了解哪段时期或者哪个问题，就去看看有关的历史，从历史中确实能够得到一些很深刻的东西。
《陆家嘴》：为什么您对读书这件事这么重视？
何帆：这是一种习惯，我自称是个职业读书选手，我觉得我就是个读书写字的。
《陆家嘴》：您从小是不是就特别爱读书？
何帆：对，当然这不值得提倡了，我从小的毛病就是我不会认真听讲，但是我就自学能力很强，基本上老师上课，我在底下看自己的东西，图书馆用的比较多，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手机，基本上都是读书，而且我读的比较杂，就什么书都读。
《陆家嘴》：从经济学派来说，您觉得自己是哪个学派的？
何帆：我们接受经济学教育的时候大概是在20世纪90年代，在90年代，基本上都是从芝加哥学派进去的，强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
大概在1998年到2000年，我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生读博士的时候，跟着人家去上课、考试，对我冲击比较大的是，我们在国内好像觉得有一些问题是禁区，比如说按照芝加哥学派，设置最低工资是政府干预，可是在哈佛大学的课堂上，这确实是个问题，包括社会公正的问题，原先认为这些问题不应该是经济学讨论的，经济学只讨论效率，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我们接触的经济学太窄，经济学它原来应该是范围很广的。
回国之后我做宏观比较多，读凯恩斯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凯恩斯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早年的时候是弥尔顿·弗里德曼，后来凯恩斯对我的影响更大。
《陆家嘴》：我看到您的书里面也写到一些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案例，比如说莆田的案例，您好像也赞成政府去采取一些措施干预？
何帆：把这个问题一定分成是市场经济或者是政府干预，我觉得有点过于简单化。就像我讲到乌镇的模式，乌镇有西栅和东栅，西栅看起来很像政府干预，但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的商业行为，东栅看起来是原生态的市场经济，但它其实是原来镇政府改造的这个结果，政府行为也是在一个大的市场经营的框架里头。所以我觉得现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我特别不喜欢一刀切，把它切成这块是市场，那块就是政府，您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到底应该怎么做。
《陆家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觉得在现在这个时点有哪一些大趋势主导经济的走向？
何帆：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外部环境变得越来越差了，中美关系出现一个转折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第二个大趋势是，新一轮的技术进步迟早会要到来，但是没有那么快。所有的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会到来，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非常大。
还有一些比较确定的能看出来的趋势比如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中国的老龄化也会是一个大趋势，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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