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運動的時代精神，與牛頓物理學關係甚焉。牛頓物理學在無生命的自然王國裡連連獲勝，人們相信，和它相似的方法，也可同樣成功地用於幾乎沒有多少進步可言的倫理學、政治學以及一般人類關係的領域。人們覺得，宇宙具有合理之單純性，甚至所有受造物都是依據一些有限且可為理性瞭解的法則所建構的實用機械。而一旦我們發現並應用這些法則，人類的生存問題便可永遠地解決。
這套觀點，無疑深深地激勵了近代科學研究的發展；但將之放在人文政治領域，就完全是在暗示人類社會的問題，同樣有可能存在一套天啟般的終極解決方案。一旦人們找出了這套方案，並且應用到每一個人身上，人類將走向永恆的幸福。這種「一元論」的價值體系，暗示人的理性一旦發展完成，將會遵守共同制定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律。這種想法，導致人類後來的政治發展，在某種意義上走上了「歧途」。
近代歷史中，不管是自由憲政主義、保守主義，還是其他什麼主義，都是從屬於某個特定的經濟階級，而提出的一套基於他們自身的階級利益，而認為可以解決普遍社會問題的天啟式方案。這其實與近代自由主義存在著根本上的不同。比方說，當時代表中產階級利益的自由憲政主義，其實比較偏好的政治制度是開明專制，而非民主。我們可以看到，在二十世紀，整整百年幾乎都深陷於意識形態的劇烈衝突當中。
當每一派都各持己見，甚至認為自己的一套才是「真理」時，後果必然是災難性的。「反啟蒙運動」的貢獻。其中一個重點，就是必須要區分開「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人與物不可「同類」而語！
十八世紀初的意大利思想家維科認為人類世界基本上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既是歷史產物，亦可創造歷史，因為人類作為神的受造物，固然不可能如同神般「無中生有」，具有的神性僅止於能夠從「有中生有」的創造，一方面表達了自我的獨特之處，一方面也反映了時代的特性，也就是生活環境所給定的一組條件。據此，「一切學問的女王」不是形上學，也不是神學，而是歷史！因為那是人類所能表達致最真確的唯一學問。
「人類歷史」與「自然事件」之差別何在？前者是人根據自己意志所採取的行動之後果，出自特定行為者之動機或理由；後者則指那些受制於因果關係的自然界事件——所謂的因與果，不外乎兩個事件存在一種必然連結，亦即「凡Ｘ產生則Ｙ必然伴隨而來」的定律般的關係。當然，人的身體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跟動物一樣會餓、會渴。但，我們可以選擇食物的種類，烹調的方式，也可以為了更高的目的而拒絕進食，這一切都是屬於「人類」的事，不屬於自然界領域，也因此不同於自然界的因果關係，不能以因果定律或機率來解釋。
「人類歷史」與「自然事件」的不同，為反對「一元論」的世界觀提供了批判的武器，我們不能簡單用啟蒙式的因果定律來理解人文世界，而必須承認人對於價值的選擇是可以有品味之分與互相沖突的可能，故人與人、價值與價值之間，可能會有取捨，也需要妥協，沒有一個價值可以被無限上綱，也就是被當成是唯一的價值，然後排除了所有其他價值的落實可能。畢竟，人類的價值多元繁複，不只一個，因此沒有任何一個具有壓倒其他的特權，試圖落實任何一個的時候，都不該封閉其他價值的實踐空間。這就是「價值多元論」。
喜歡歷史的人，常常會思考一個問題，就是歷史發展究竟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如果贊同上述的看法，那麼應該會傾向認為，歷史發展不會是必然的，永遠存在一些偶然與人為選擇的空間。
從這裡來看，某些主義最可怕的地方，是將經驗層次的具體事物之發展動力轉化為一種存在歷史當中的「必然法則」，或說「歷史必然性」，讓社會科學成為一門得以追求「真理」的科學研究。
這種不區分人與物的根本不同，將所有人都鑲嵌在一個共同的生存目的之「一元論」理論架構，正是西方政治哲學傳統內涵的極權主義思想根源。踏入二十世紀後，隨著科技進步與日益現代化，新的一種人類獻祭方式出現，那就是那些把人當陶土，把政治社會當藝術品來形塑，甚至想把真實世界壓入理論模型的那些所謂高妙的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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