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三国演义》曹操

关键词:曹操 复杂 矛盾 奸雄

浅论《三国演义》曹操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在感叹于杨隆基先生浑厚的嗓音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感受到厚重的历史的沧桑。罗贯中先生以这首杨慎的《临江仙》总领《三国演义》的开篇,就奠定了整部小说的感情基调,即沧桑浑厚,气势磅礴。小说陆续登场了数百位人物,但是大都性格形象单一,聪明如妖的诸葛亮、忠义双全的关羽、勇武忠义的赵云、气量狭小的周瑜等等。虽然这些人让人记忆深刻,刻画细致入微,仍然让人感觉不够丰满。不论罗贯中先生出于“尊刘抑曹”的思维还是有意刻画,其都不得不承认,曹操是其在小说中刻画的最丰满,最传神的一个人物。在罗贯中的笔下,全书对曹操进行了刻意的艺术化深加工,给曹操的性格进行了更加复杂的刻画,在小说《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刻画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的奸雄形象,他既有奸诈、自私、多疑的一面,又有目光远大、机智过人、求贤若渴的雄才大略的一面。曹操在书中刚一出场,作者就通过许劭对曹操说的话:“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对曹操进行一个总的评价和定性。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曹操是一个正面形象,陈寿在《三国志》中就说“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①曹操镇压黄军巾起义,逐步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官渡之战后逐渐统一中国北部,接着实施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实施屯田制,兴修水利;用人唯贤,打破门第观念,网罗重用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历史上的曹操本就是个极富特点的人物,为人既奸诈狡猾, 又真诚坦率, 既豁达大度又心胸狭隘。我们姑且不论历史上的曹操与小说中的“奸雄”曹操有什么样的具体细致的差别,仅就一个丰满的文学人物形象而言,罗贯中的刻画是成功的。虽然在具体的事件上与史实有不小的出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三国演义》是经过作者个人艺术化加工的 “七分史实,三分虚构” 的小说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就具体分析《三国演义》中这个最丰满传神,最复杂矛盾人物,领略一下鲁迅先生评价的“至少是一个英雄”的伟人的独特魅力。

一、忠勇正直与奸诈凶残的矛盾性格

六百多年来,中国人提到曹操的第一反应是“白脸”,“奸诈”。总得表示下愤慨,就如同他们所爱戴的刘备一样。在历代读者看来是说曹操忠、勇,可能在很多人眼里说是哗众取宠,牵强附会的。但是事实上,在《三国演义》这部“曹操的谤书”中,对曹操的勇敢品质,着墨很多,也极具说服力。

如在小说的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写曹操在王允家谋划刺杀董卓,在众大臣因担忧社稷难保,而痛哭时,仅仅只是骁骑校尉的“小官”曹操大笑,并自荐愿意冒死刺杀董卓:“操曰:‘吾非笑别事,笑众位无一计杀董卓耳。操虽不才,愿即断董卓头,悬之都门,以谢天下。’”既而取司徒王允七宝刀,赶赴董府献刀刺董。最后虽然失败,但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的本意还是在肯定曹操的勇敢。作者叙述这样一件刺杀之事显然是在对曹操做出正面的肯定,虽然诸如刘备,孙权等也是勇敢之人,但敢做刺客的,应该是这三人中独属曹操所具备的“孤胆”。书中不仅通过这一点展示曹操的勇敢,随后曹操进行的一系列战役中,曹也是“自来征战,一身当先”“我不自往,谁肯向前”。正因为如此,曹操才能在军阀混战中,屡获胜利,并最终一统北方。作者如此描绘曹操,应该是含有发自内心的敬意的,用颇多的笔触来描写和赞美曹操的勇敢风采,是让读者看到曹操是充分具备无可睥睨的气概的。正如元人宋无所称赞的“奸雄睥睨鼎终移”。

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学人物,虽然是地主阶级代表,曹操也算是一个忠勇的人物。《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献帝被董卓劫持回到“宫室烧尽,街市荒芜,满目皆是蒿草。”洛阳后,曹操的谋士荀彧献计给曹操:“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因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矣。”曹操遂采纳了这一建议,挟天子以令诸侯, 把持朝政。有人就此就定义曹操为“大奸”。然而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曹操此举也有利于稳定局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客观上看,其凭借挟天子令诸侯所获得的这一巨大政治优势实施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措施,实施屯田制,兴修水利;用人唯贤,打破门第观念,网罗重用地主阶级中下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巨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统治,有利于其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发展,并且为以后的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对北方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恢复作用。从这个角度上讲,在当时的混乱环境下, 如果曹操对献帝唯命是从,就是典型的愚忠,因为汉家天子已经无力撑起大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反而是在维护汉家天子的统治。我们再看曹操在 《让县自明述志令》 一文中表达了他如果放弃权力就会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思想。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却也算不上篡权,还是有功于汉朝, 这可以说是对朝廷的 “忠” ,即维护汉室统治。

虽然在小说中,罗贯中在刻画曹操时加入了个人的艺术思想,倾向明显,但是同时也把其形象塑造的更为复杂。我们讲曹操是具有忠勇与奸诈的矛盾性格,奸诈的曹操在小说中的具体事例是比比皆是,小说第一回就写曹操:“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所以在书中就埋下了他奸诈、凶残的感情基础。其后,罗先生更是以大量的笔墨去竭力刻画曹操的奸诈凶残:《三国演义》第十七回写了他攻打衰术.因军中粮尽,军心不稳.竟借粮官之头来稳定军心。克扣军饷本来是曹操所想,但激起军心动乱之后,却将全部罪责归咎于粮官,这就是“曹操借头”的故事,突出了曹操的残忍与奸诈。

尤其令人记忆深刻的是在小说的第四回,曹操刺杀董卓失败后,逃亡到吕伯奢家中,吕伯奢是曹操之父的结义兄弟,吕伯奢收留了故人之子。此时董卓正“遂令遍行文书,画影图形,捉拿曹操;擒献者,赏千金,封万户侯;窝藏者同罪。”而性格多疑的曹操因听到“缚而杀之,何如?”的话语,担心自己被杀,而杀害了吕伯奢一家。首先让读者了解到曹操的凶残奸诈的个性。当陈宫责问他为何如此时,他却回答:“宁教我负天下人,莫教天下人负我!”曹操这一政治信条,道出了他的凶残本性,残暴不仁的个性暴露到极点,因此在六百多年来,大家一提到曹操就首先想到这一让人切齿的丑行。这也成为曹操被唾骂为“奸雄”的重要依据之一。虽然是曹操所处的时代环境所要求,在众多军阀混战的乱世中不得不凶残,谲诈,狠毒,但是也不能否认在我们后世读者的眼中,曹操确实是够狠辣,凶残,谲诈。在其后的章节中描写的徐洲屠城、华佗被害、杖杀伏皇后、梦中杀人等情节,都突出地刻画了曹操的阴险、奸诈、残暴和不仁、不义。这样的刻画更突显出曹操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只有用“乱世之奸雄”这一断言而不能简单冠以“奸绝”一词来评价曹操。

二、求贤若渴与嫉贤妒能的矛盾性格

古语有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求贤若渴也被罗贯中给刻画的细致至极,也算是罗贯中对作为统治者的曹操所拥有的惜才爱才的品德的一种歌颂。作为一个人,都会有成功的愿望,实现自我价值的自我追求,特别是一直以来受儒家思想教化的中国人,这种愿望更为强烈。但是,当时那个混乱的年代,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曹操广纳贤才,给那些渴望出人头地的地主阶级中下阶层文人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曹操的求贤若渴我们通过其所写的诗篇中就可见一般,《短歌行》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借此来抒发广纳贤才,求贤若渴以冀成其大业的决心和霸气。

曹操求贤若渴的表现在小说中可以说很多地方都被作者用浓墨重彩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待关羽。

关公辞退,遂引数十骑来见曹操。操自辕门相接。关公下马入拜,操慌忙答礼。关公曰:“败兵之将,深荷不杀之恩。”曹曰:“素慕云长忠义,今日幸得相见,足慰平生之望。”······关公曰:“关某若知皇叔所在,虽蹈水火,必往从之——此时恐不及拜辞,伏乞见原。”操曰:“玄德若在,必从公去;但恐乱军中亡矣。公且宽心,尚容缉听。”

随后关公即住在许昌,借献帝封偏将军,以客礼待关公,备绫锦及金银器皿想送。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既而“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更赠送千里良驹——赤兔马。真的可谓极尽能事,以期能收关羽为己用。虽然罗贯中用后人之诗嘲讽曹操: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曹操确实是爱惜关羽之才,即使关羽离开曹操后,蔡阳想去追杀,曹操说:“不忘故主,来去明白,真丈夫也。”既而“斥退蔡阳,不令去追”。不管后人如何评论曹操用“以权术相驭”①去笼络人心,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政治家,曹操是真的求贤若渴。

小说中对曹操以宽厚之心,广纳贤才的实例不胜枚举,我们再来看徐晃的归顺:

徐晃当先,大叫:“曹操欲劫驾何往!”操出马视之,见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便令许褚出马与徐晃交锋。刀斧相交,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操即鸣金收军,召谋士议曰:“杨奉、韩暹诚不足道;徐晃乃真良将也。吾不忍以力并之,当以计招之。”后用许褚诈败,终招降徐晃。我们可以看出,曹操在广纳贤才上真的让人不得不心生敬意。

同样的曹操惜才爱才的另一个体现是不吝赞美部下。如夸奖徐晃:“徐将军真有周亚夫之风矣”“孤军兵三十余年,不能及也。”等等。可以说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的求贤若渴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极致传神。作为那个乱世中的一方诸侯,若想虎视天下,完成统一大业,那么爱惜人才,用人唯贤,唯才是举是必备的素质。在三国这个混乱的年代,

其实是人才济济,深受儒家思想所教育的文人士大夫,都怀着一颗治国平天下的炙热的心,但同时他们又如周瑜口中所说,“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他们都识时务的俊杰,那么就会找有实力和潜力的统治者,以期一展所学,即他们口中所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这就要求当时的统治者有非凡的眼光和博大的胸怀。而曹操堪称“伯乐”中的佼佼者。曹操用人可谓独具慧眼,凡有治国用兵之能,都要重用提拔。他提拔了于禁,乐进,典韦等将才;任用张辽、徐晃、张郃、陈琳、贾诩等人;任用李典、李通、许禇、臧霸等地方豪强;提拔重用荀攸、王朗等东汉的小官吏;起用郭嘉、刘晔等。这些人才都是曹魏政权的中流砥柱,为曹魏霸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为选拔人才,曹操曾三下求贤令,集中大量人才,形成了形成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正是这种 “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任人唯贤的御下之道,为曹魏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诚然曹操作为一个统治者在广纳贤才上值得称道,但是其性格中的多疑猜忌,嫉贤妒能的狭隘心理在小说中也是被放大了的。历来统治者对任何人都是持怀疑态度的,正如常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嫉贤妒能,猜忌多疑是许多历代统治者的通病,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犹是如此。其杀杨修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

主簿杨修,为人恃才傲物,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 ‘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门阔耳。”于是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但就此也对杨修“心甚忌之”。后来又有人送曹操一盒酥,曹操自写“一合酥”于盒上,修见后竟与众人分食了。曹操虽面上欢喜,有人看懂他的意思,但是内心对杨修就“心恶之”。于是,当杨修又一次因为猜对曹操有关“鸡肋”的口令的含义的时候,曹操借口扰乱军心,把杨修给杀了。杨修之死,固然由于其恃才傲物,经常给领导者制造麻烦,犯了君臣关系大忌的原因,同时也是曹操嫉贤妒能的具体体现。其后,孔融,许攸, 娄圭及提出以“利斧开脑除病”之法欲医治曹操头痛病的华佗,等等曹操因嫉贤妒能的性格所致,将他们一一杀害。这也反映了曹操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的残暴。

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军阀割据时代的一方诸侯,拥有如此矛盾的性格,不仅是个人成长的影响,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在东汉统治末期那个风雨飘摇的大动乱时代。 当时, 统治者集团日趋腐朽,政治黑暗,民生艰难,混乱的社会秩序给了曹操带来很大影响, 使他认识到社会的黑暗与腐朽。 东汉末期混乱尔虞我诈的社会环境, 让人们不得不放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 而雕琢于玩弄权术的精湛手法,同时, 随着道德礼教的沦丧,人们变的多疑、 谲诈,信奉实用至上 曹操正是在这种环境作用下改变最为突出,最能顺应时代潮流的一个弄潮儿。

三、雄才大略与心胸狭隘的矛盾性格

前文已讲罗贯中借许劭对曹操的评价:“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给曹操定义为一个“奸雄”。曹操之所以能够称为“人中之雄”,是因为他所具备的机智果敢、豁达自信、知人善任,超凡的洞察力等优秀品质。小说开篇时就讲到:“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可见曹操在幼年时已经机智过人了。青梅煮酒论英雄时,曾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夼吐天地之志者也”。通过这番话,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已将天下尽装胸中,以天下为己任。

曹操的雄才大略在他逐步增强的实力也慢慢的展示出来,接受荀彧的建议“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个极具现实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曹操凭借其超凡的洞察力,审慎决绝又敏锐的把握住这一机会,获得了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中的主动权。这不得不说是曹操的雄才大略最具战略基础意义的一个实践行动。首先,“挟天子以令诸侯”,使自己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名正言顺的发号施令。在政治上居于正统地位,在对其他割据军阀进行军事行动时可以师出有名,在气势上也给予其他对手以打击,不管是孙权还是刘备想取得虚无的政治资本的时候都需要实际掌权的曹操同意。其次,“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其所有的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的生产的措施都有了正当的名义,广告天下。与此同时,他开始了巩固和壮大实力的行动,实行屯田制,大兴水利,减轻税赋,迅速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词中所写:“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对曹操是持肯定态度,不仅在其诗词上有体现,其在一次北戴河会议上也对曹操大加赞扬:“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第三,“挟天子以令诸侯”使曹操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有利于北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曹操的雄才大略还表现在他广纳贤才,知人善任上,军纪严明。广纳贤才前文已有详细表述,这里就不再赘述。在军纪严明方面,《三国演义》里,有典型的事例即“割发代首”。曹操统帅大军前往讨伐张绣,适时麦已熟,操严肃军纪并谕告沿路村民官吏:“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但某日,操马惊,践踏了大块麦田,操叫来行军主簿,拟议自己之罪,众人皆劝说不可议罪,但曹操为严肃军纪,就“乃以剑割自己之发,掷于地曰:‘割发权以代首’并告示三军,于是三军悚然。”曹操就是以这种严明方式,来统帅军队,我们可以看到曹操所拥有的非凡的领袖才能。

其雄才大略的一面又在军事上有极为丰富的体现,官渡之战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这一战例表现了曹操杰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既能正确地分析形势,又能虚心听取下属的意见,集思广益,及时地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显得既果断又稳重。这一战,曹操以粮草不足七万人摧毁了粮草充足的七十万人,以一敌十。曹操虚怀若谷,灵活机变,结果一举扭转局势.变被动为主动,以少胜多。曹操的雄才大略还有一个就是他至死没有称帝,这正是他的超凡的洞察力使然,他通过自己不称帝来证明自己是维护汉家王室的,获得了大部分地主阶级的支持。同时,自己不称帝,不至于给其他对手及部分民众以口实,有利于巩固已经壮大的曹魏政权的实力,减轻了后世的统一阻力。

虽然 “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②但是,其性格中又包含有阴暗的一面,即心胸狭隘。在杀害华佗一节表现的淋漓尽致。

《三国演义》记载:曹操得了头风病,请名医华佗为他治疗。华佗对曹操说:“大王头脑疼痛

因患风而起。病根在脑袋中,风涎不能出,枉服汤药,不可治疗。某有一法:先饮麻沸汤,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既而叱曰:“此人欲趁机害我,正与吉平无异!”遂杀害华佗。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狡诈多疑,有心胸狭隘,过于敏感的对华佗的方案他认为华佗是想为被杀的关羽报仇,才设计了这样一种方案,借开刀之机杀死自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操的狭隘心理,错把华佗的医治方案当成杀害他手段,残暴的杀害了一代神医华佗。正是因为曹操的这种狭隘的心理,导致了他害怕自己被杀,害怕别人的谋害,把很多逆耳的忠言当做对他的反对,错杀了很多人才。似乎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其心胸狭隘是极为矛盾的性格对立,但是又真实的发生在曹操的身上,究其原因还是时代造就的,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如此。

三国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了,曹操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存在也是有近六百年,不管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把其塑造成一个多么诡谲狡诈凶残狰狞的奸雄形象,但是不可否认,其极致传神的刻画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性格最复杂,思想最矛盾,形象最复杂的典型人物形象。不管是作为文学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出现,曹操都应该是一个乱世豪雄,运筹帷幄,鞭挞宇内,奠定了一个一统王国的基础,他的临危不乱,孔武勇敢,显示了过人才能和大将风范。他乐观豁达,胸怀鸿鹄之志,立志平天下,最终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同时,他又凶残狡诈,诡谲狰狞沾满了鲜血,为后世人所不齿。不论如何,我们看待这样一个人物时,还是要一分为二的,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客观的对其进行评价。

犹如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层次富多,性格繁复,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正如罗马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的君王哲学以,宁叫天下人负我。勿教我负天下人,目标可以高尚,身段无妨阴暗。只怕在他的心里有一只猛虎在嗅着蔷薇。

历尽了虎踞龙盘跃马横戈后的残山剩水。

所以西晋文学家陆机曾在《辩亡论》中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这比较客观地揭示了人民痛恨曹操、曹操形象不佳的根本原因,政治不是请客吃饭,里面充满了尔虞我诈。曹操对没有参与政变的但持不同政见者也绝不讲“温良恭俭让”。就因为杨彪的一个不悦之色,多疑的曹操就竟然起了杀心。荀彧之死也是如此,哪怕他功劳再大,如果政见与己不合,曹操也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隐诛荀彧。曹操对于荀彧的隐诛是天下未定的时“自毁长城”。荀彧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也,”为曹操立下无数功勋,为曹操推荐了包括郭嘉、荀攸等很多重要人才,而且为人谦逊,深孚众望。汉献帝到许都后,任汉侍中,守尚书令。荀彧常居中持重,曹操的军国大计,皆参与筹划。他为曹操的统一北方立下大功,和曹操还是儿女亲家。曹操曾经多次称赞荀彧,二人关系好的时候,和刘诸一样称之为“鱼水关系”也未尝不可。

荀彧曾经反对过曹操的合并十四州为九州的建议,特别是建安十七年,曹操打算进为“魏公”,派董昭征求荀彧的意思,拥汉的荀彧忠于汉室,认为不宜如此。曹操“心不能平”,后利用征孙权之机,阴险地假装请荀彧劳军于谯,并留下荀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从作为曹操汉朝同事变为曹操的直接下级)。“太祖军至濡须,(荀)彧疾留寿春,以忧薨,时年五十”。据引注的《魏氏春秋》说:“太祖馈(荀)彧食,发之,乃空器也,于是饮药而卒。”荀彧明白曹操不能容己的意思,就饮毒药而死了。曹操一贯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政上不容他人有异议的政策,谁是绊脚石,谁就会被毫不留情地“移开”,荀彧“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命运就是如此。

曹操第一谋士荀彧的死,曹操不仅失去了一大智囊,许多人都感到痛惜,敌人也乘机大造舆论:逃亡的魏军告诉孙权,说是曹操派荀彧杀伏后,荀彧不从故自杀。孙权以露布(公开信)的形式告诉蜀人,刘备闻之,说:“老贼不死,祸乱未已。”这样,曹操在政治上也显得十分被动,对事业造成不小的损失。这不免令部下也有“兔死狐悲”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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