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兩代，陶瓷鑑藏漸成風尚。江南地區，陶瓷鑑藏、交易並行不悖，綿延不絕， 且與書畫、古銅器、古籍等古物共生共榮。參與者不斷擴大，縉紳、士大夫、工匠、商人均 躋身其間。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陶瓷鑑藏、交易與生產的互動顯著增強，交易品種、數量 激增。交易方式多樣化，出現了交易中介，標誌著交易趨於成熟。晚明江南的陶瓷鑑藏交 易，不僅從實踐上有所推進，在理論上也有所建樹，在中國陶瓷鑑藏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的 作用。
明嘉靖、隆慶以降，宋元名窯瓷器鑑藏、交易更為興盛， 被上層權貴作為財富與身份地位的象徵。這一時期，政治腐敗，名窯瓷器更被作為官場中的賄賂品。嘉靖權臣嚴嵩被抄家清單《天水冰山錄》中的名窯器以哥窯瓷器數量為最 [15]， 可見嘉靖朝哥窯瓷器受珍重。至萬曆時，瓷器與銅器的地位已有了明顯改變，揚州文人黃一正在萬曆成書的《事物紺珠》中稱 ：“自今窯器興，而古銅幾廢”，瓷器一躍成為文人士大夫競相搜求的鑑藏對象。
明 杜堇 《玩古圖》 126.1cm×187cm 絹本設色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萬曆時期，文人階層對古窯器的購藏熱情空前高漲，古窯器的流通量隨著購藏的活躍而呈現出相應的變化，交易方式增多，公開的市肆交易在各類交易中所佔比重加大，名窯珍品的交易頻次多，交易價格持續增長。如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對定窯白瓷鼎式爐的鑑藏、交易詳加記述，在成化至萬曆的近百年間，此器成交價格由近千金漲至四千金，而明代項元汴筆記中所錄王羲之、褚遂良、宋徽宗等名家書法、繪畫一幅約千餘兩，其餘古代名家書畫的價格由數兩至數百兩間不等 [16]，反映了明代中晚期宋定窯白瓷鼎式爐的價格與晉、唐名家墨跡不相上下，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圍繞此物的交易還引發了多次陰謀，致兩人殞命，甚至被商人詭稱值萬金，其價格之高，交易之盛，足以說明當時對名窯器鑑藏的熱衷。其他古窯器雖不至於價高於黃金，但也與前述王佐所記宋吉州窯花瓶“值數兩”不可同日而語。晚明人即使購當朝名瓷也需銀數兩至數十兩。無怪乎明末文人李日華感嘆“瓦缶溢於金玉”！陳繼儒在論述蘇州收藏風氣時也言及： “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御窯器、書畫，具有發掘古墓而求者。[17]”由此可見，窯器已位列書畫之前， 而僅次於青銅器和玉器，與明初曹昭《格古要論》中窯器位 列第九的狀況相比，已有了明顯改變。
在利益的驅動下，為迎合不斷增長的名窯瓷器鑑藏需求， 以假亂真的仿製瓷器大量出現，更湧現出一批以仿古瓷為業的名手，如明嘉靖、隆慶年間以仿宣德、成化窯瓷器為業的崔國懋，隆慶、萬曆年間“巧思過人”[18] 的蘇州人周丹泉， 因仿永樂、宣德、成化官窯瓷器而聲名遠播的景德鎮人吳昊十九等。這些仿古瓷藝人自產自銷瓷器，亦工亦商，周旋於士、工、商之間，遊刃有餘，《景德鎮陶錄》記載，周丹泉作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競重購之，周亦居奇自喜”[19]。明末清初姜紹書《韻石齋筆談》曾記載，周丹泉至景德鎮仿價值數千金的宋白瓷鼎式爐，令藏家真贗難辨，明知其為仿品後也以四十金（兩）購藏 [20]。四十兩銀子在當時可購得元代趙孟頫、錢選、吳鎮等名家的繪畫真跡。吳昊十九還受邀為江南名士定製瓷器，李日華《味水軒筆記》載 ：“浮樑景德鎮人吳十九者柬至。十九精於陶事，所作永窯宣窯成窯， 皆逼真……餘令造流霞盞，以新意雜丹鉛類燒成秘色。餘付之直三金。”[21] 而與周丹泉同時代的沈周，所作《水墨寫生圖》二幅價三兩，仇英《臨趙伯駒浮巒暖翠圖》售八兩 [22]， 與之相比，可見鑒藏者對宋代、明代名窯瓷器及當朝名手製品的珍愛。
在晚明詩歌及文人筆記中，對定窯、汝窯、官窯、哥窯等宋代名窯瓷器的記述和贊詠連篇累牘，如陸深《春風堂隨筆》、田藝蘅《留青日札》、王世貞《觚不觚錄》、王世懋《窺天外乘》、顧起元《客座贅語》、謝肇淛《五雜俎》、高濂《遵生八箋·燕閒清賞箋》等。這些文獻中，對定窯、官窯和哥窯鑑藏、交易的敘述最為頻繁 [23]，而對汝窯進行詳細記載的文獻則較少見，且多論及汝窯之珍稀 [24]。從器物形制上看， 名窯瓷器中，仿三代鼎彝器型的瓷器更受文人士大夫追捧， 其價格高於普通碗、盞、盆、壺數倍，甚至數十倍。這表明， 文人賞鑑購藏仿三代青銅器的窯器，並非愛重其材質，而是寶愛其形象所具有的象徵性，藉此寄託對夏、商、週三代的嚮往。正如姜紹書在《韻石齋筆談》中所言 ：“奈何以瓦缶之微與天球弘璧抗衡邪？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25] 表露出古陶瓷鑑藏者懷古、慕古、崇古的精神訴求。因此， 青銅器成為古物鑑藏者公認的獨特價值符號，古銅器及仿古銅器形制的各類器物是復古觀念的物質外化。除器型仿先秦鼎彝之類的名窯瓷器受推崇外，晚明文人鑑藏的古窯器還有普通的器皿。如陳繼儒《妮古錄》記其購得“白定瓶”，瓶上“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26]。陳繼儒既出於對定窯瓷器價值的認同，又包含著對宋代米氏父子（米芾、米友仁）書法的欣賞。
晚明鑑藏者除鍾情於宋元名窯瓷器外，還鑑藏當朝瓷器，特別是產自景德鎮御器廠的名品，尤以永窯、宣窯， 成窯瓷器最受藏家青睞 [27]。曾任嘉靖時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在萬曆十四年（1586）所作《觚不觚錄》中提及“窯器當重哥、汝”，但對“十五年來忽重宣德，以至永樂、成化價亦驟增十倍”[28] 之現象頗感詫異。此後，高濂在萬曆十九年（1591）所著《遵生八箋》中對宣窯瓷的價值已有明確認識，並將宣窯瓷器與定窯器相比 ：“雖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絕品。”[29] 宣窯瓷雖器美價高，成窯瓷又青出於藍，《萬曆野獲編》中提及 ：“宣窯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窯，出宣窯之上。”[30] 之後，崇禎年間成書的《帝京景物略》則根據品相、稀有程度、價格將明代各朝官窯瓷器分出高下 ：“首成窯，次宣，次永，次嘉……”[31] 足見在明代御窯瓷器之中，成化瓷器的品質最受晚明文人推崇，成為後世瓷器模仿的對象，與明早期的永窯、宣窯齊名，反映了當時部分賞鑑者對明代官窯瓷器的認識，對後人陶瓷鑑藏觀念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實上，永樂、宣德、成化至萬曆數朝帝王及權臣對御器廠瓷器均較為重視，每一朝瓷器皆有獨到之處，都曾被晚明鑑藏者視為寶玩，只是定窯、成窯更受推崇而已。這也帶動了民窯瓷器的發展，瓷器賞鑑風潮由此更勁。
明 “周丹泉”款嬌黃錐拱獸面紋瓷鼎 高 16.8cm，直徑 13.3cm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晚明時，飲茶風尚盛行，紫砂茶壺更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視。明末崇禎文人周高起所著《陽羨茗壺系》雲 ：“吳郎鑑器有淵心，會聽壺工能事判。源流裁別字字矜，收貯將同彝鼎玩。”[32] 反映出紫砂壺不僅當作茶器使用，還被作為珍貴藏品，與古銅器相提並論。“荊南土俗雅尚陶，茗壺奔走天下半”[33] 一語體現出紫砂壺的收藏已成風潮，且傳播範圍極廣，已遍及半個中國。因紫砂鑑藏的繁榮，諸多制壺名手名噪一方，“陶肆謠曰，壺家妙手稱三大。謂時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明代良陶讓一時，獨尊大彬”。[34]以時大彬為首的的三大名家，他們的名望能在明末盛極一時， 也全歸功於紫砂壺鑑藏的繁榮。
宣窯、成窯被公認為明代瓷器的翹楚，明晚期景德鎮御器廠亦對永、宣、成窯瓷器進行仿燒。而為了謀利，適應市場需求，晚明民窯瓷器也仿官窯，且在瓷器上書宣德、成化、嘉靖等帝王年號款，這在明早期重農抑商，皇帝乾綱獨斷，對犯上者嚴刑重罰的情況下會招致殺身之禍。在政治、經濟環境相對寬鬆的特定時期，民窯瓷器不僅落官窯年款，商家還會在產品上畫押標記，使銘款具有“商標”的性質，達官貴人也會訂燒自用瓷器並落堂名款。這不僅使產品在市場競爭中佔得先機，也為瓷器收藏者提供便利，這是明代商品經濟使然，也是陶瓷鑑藏興盛所致。而在名窯瓷器上出現作者名款，則是受文人畫影響的結果，如前文提到的周丹泉、崔國懋等景德鎮窯仿古瓷高手，以及宜興窯時大彬、德化窯何朝宗等陶瓷名家 [35]，均有鐫刻個人印章的陶瓷器流傳於世。他們雖系良工巧匠，同時也是具備較高文化修養的文人，能夠在設計與製作兩方面提升陶瓷器品質，其“士工合流”的文化身份使作品更容易影響到社會其他階層的陶瓷鑑藏，他們結交縉紳、名流、商人等，帶個人款識的作品被上層人物賞鑑，流傳更廣，部分入藏內府。而對於藏家來說， 帶有名款的陶瓷器則具有更高的收藏價值，能夠吸引更多的購藏者。
青花釉裡紅鏤雕蓋罐，元，通高41釐米，口徑15.5釐米，足徑18.5釐米。
除了“亦工亦士”的陶瓷藝人，一些熟知陶瓷工藝的文人士大夫也同樣助力陶瓷鑑藏，如宋應星曾任江西分宜教諭，他在《天工開物》中對瓷器工藝有細緻闡釋，如“共計一坯工力，過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細節目，尚不能盡也”[36]，足見他對於陶瓷工藝的熟悉。熱衷陶瓷鑑藏的權貴、縉紳、商人、陶瓷名手、熟知工藝的文人共同推動了明代中晚期陶器鑑藏活動的開展，陶瓷器經欣賞、把玩、鑑別、品評進入收藏領域，交易的文字與之相伴相生， 難分難解，諸環節扣合契連，成為瓷器購藏的固定路徑。
因藏家對名窯瓷器的熱衷，瓷器在藝術品市場中的份額增大，隨著真品名窯瓷器的交易量上升，使之在市場上的存量和流通量相應減少，部分稀缺名品價格居高不下，當時已不亞於書畫、銅器，甚至超越銅器。名窯瓷器被作為一般等價物，既可換取大量生活資料，又可質換名家書畫及其他物品，或作為潤筆之資等，如汪珂玉的《珊瑚網》中記載，其曾以一幅元代吳鎮的《水石竹枝圖》易得一汝窯紙槌瓶 [37]。當朝名手所製陶瓷的價格也頗高，除前文中提到的仿瓷名手周丹泉等人的仿古瓷作品，還有時大彬等名家所制的紫砂壺， 周高起 [38]在《陽羨茗壺系》論及當時紫砂壺價格之高 ：“至名手所做，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並將其與三代鼎彝和玉器相提並論，“一時詠贊如勒銘，直似千年鼎彝好”“泥沙貴重如珩璜”[39]類似記載在明代文獻中屢見不鮮。表明瓷器與書畫、銅器、名琴、古硯等同為藝術品市場重要的流通品類。
北宋 汝窯青瓷奉華紙槌瓶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古窯器的交易頻次也較為可觀，前文已提及《韻石齋筆談》所載宋定窯白瓷鼎式爐，先後輾轉於十數位藏家、商人之手，十餘年間，“旋質旋贖，紛如舉棋”[40]，該文獻反映出晚明時，古窯器鑑藏、交易的參與者較之以往顯著增多， 身份混雜，以縉紳、文人士大夫、巨賈為主，以及諸多文化名流，其中不乏市肆交易的親歷者，此外還有藩王，市井庶民等。值得重視的是，古窯器交易也有“局間者”（中介），所獲佣金最高可佔交易總額的 20%[41]，而書畫的中介費一般是成交額的 10%[42]。交易中介的出現標誌著其交易的專業化程度提高，且趨向成熟和規範。
晚明時期，由於文人士大夫較之以往更多地參與到陶瓷的生產與流通活動中，對陶瓷工藝和鑑藏多有記錄，致使當時文人撰寫了不少有關陶瓷鑑藏、交易的文章，散見於有關古物鑑藏及其他社會生活的著作、筆記中。如詹景鳳《詹東圖玄覽編》，張應文《清秘藏》（專有一章“論窯器”），董其昌《骨董十三說》，陳繼儒《太平清話》《妮古錄》，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張謙德《瓶花譜》，汪珂玉《珊瑚網》， 劉侗、於奕正《帝京景物略》，孫承澤《硯山齋雜記》，張岱《陶庵夢憶》，姜紹書《無聲詩史》《韻石齋筆記》等，不勝枚舉。晚明文人將品評書畫的術語如妙品、絕品運用於陶瓷品鑑， 對“仁和館”銘瓶、定窯鼎式爐、永樂壓手杯、成化雞缸杯、萬曆卵幕杯、流霞盞等名品的描述細緻，涉及胎、釉色、器型、紋飾、款識，對瓷器名品的傳承與保護起到了重要作用，影響了後人的價值判斷 ；對於制瓷原料，特別是關於青花的蘇勃泥青、回青等色料的介紹也有利於此後瓷器鑑藏及近代陶瓷科學研究，其中對青花、五彩、鬥彩等瓷繪題材、形式，以及官窯款識的字體與書法等細節的交代， 使瓷器進入文人著錄體系，增強了陶瓷與書法、繪畫等鑑藏品之間的聯繫，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古陶瓷的傳播範圍。明代產生了“柴、汝、定、官、哥”五大名窯的概念，為後世所遵循。其中定、汝、官窯已經現當代考古發現證實， 明人的論述至今仍然是陶瓷考古的重要依據。
鈞窯天藍釉紫紅斑梅瓶，元，通高39.3釐米，口徑3.8釐米，足徑7.2釐米。
結語
上述諸多方面的變化，說明了明代陶瓷鑑、藏、交易繁榮，在中國陶瓷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綜上，元、明陶瓷鑑藏與交易，經過三百七十餘年的發展演變，受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特別是思想觀念的左右，時興時衰， 但仍不斷演進，最終在明代晚期趨向繁榮，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的陶瓷鑑藏觀念有別於以往，雖仍“以素為雅”，但“以華為貴”的鑑藏取向漸興。鑑藏品種增多，已不限於名窯瓷器，還包括當朝精品，厚古而不薄今。鑑藏人群擴大， 除帝王權貴、文人外，名工、富商也投入其中，文人居於主導地位。明初的曹昭、明中期的王佐、明晚期的董其昌、高濂、李日華、谷應泰等文人已初步建構起古窯器鑑藏的知識體系。鑑藏、交易與生產的互動增強，陶瓷鑑藏品的地位顯著提升，陶瓷交易活躍度與部分名品的價格呈數十倍乃至數百倍增長，市場交易的比重加大，交易方式多樣，趨於專業化。陶瓷鑑藏、交易共同邁上了新的臺階，為清代陶瓷鑑藏、交易作了良好的鋪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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