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一曰散利，二曰薄徵，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 (譏察)，七曰眚 (省) 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周禮·地官司徒》

<strong>天災，是人類與自然的抗爭史，當今的人類社會就是在無數天災的磨練中成長起來的。而正是因為群體性和社會性，讓人類在面對天災時，會進行有組織的抗爭和自救。

最早在“儒家十三經”的《周禮》中，就出現了“荒政”的概念，即國家採取宏觀措施來賑濟災民、維持秩序。

《周禮·地官》

能在周朝就形成系統、完備的救災政策，足見早在周朝時期，炎黃子孫們就經歷了很多天災，並在不斷抗爭中總結出了經驗。

但透過史籍我們看到，周代以後歷朝歷代仍有大量的天災，更有不計其數未能載入史冊的小災害。這些災害不僅讓百姓流離失所、家破人亡，還嚴重地影響著社會和國家的秩序，甚至於顛覆政權、更替朝代。

崇禎十五年敲響的“瘟疫”喪鐘

更可怕的是，人類的社會性行為招致了更多的天災。所謂“禍不單行，福無雙至”，天災往往與人禍接踵而至，甚至於有些天災根本就是因人的緣故而發生和擴大。

海瑞與大雪災

中國抗災救荒的歷史十分悠久，但明代以前的災情記載十分有限，僅能通過正史的“五行志”和一些傳說中瞭解概括。而從明代開始，留存下大量的地方誌，尤其是縣誌中有大量的災情記錄，十分準確地記錄了發生時間和分佈地點。

<strong>從這些翔實的史料可以看出，大明王朝是一個飽受天災的時代，“小冰河期”造成了很多洪澇和瘟疫，甚至被認為是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從明朝的荒政中，可以探尋到大明朝天災與人禍間千絲萬縷的關聯。

災禍連連，愈演愈烈

明代雪景

<strong>明代所處的“小冰河期”，又被稱為“明清宇宙期”或“方誌期”，從1400到1900年，覆蓋了明朝的大部分。

5000年間中國氣溫曲線（表示的是與1973年平均溫度的差值）

當然“小冰河期”並絕非是冰雪連天的“冰川時代”，只是

“明朝共歷二百七十六年，而災害之繁，則竟達一千零十一次之多，是誠曠古未有之記錄也。”——《中國救荒史》

就是這1℃-2℃的溫差，給明朝帶來了很多厄運。根據《中國救荒史》對各類災情資料的統計，大明朝276年發生了1001次天災，也就是平均每年3.6次——一年四季天災不斷。

明代不同天災所佔比例——數據來自《中國救荒史》

從明代不同天災的分佈中也可看出，受氣候直接影響的“水災”、“旱災”、“雹災”、“風災”和“霜雪”，幾乎佔了明代天災的一半，與“水災”和“旱災”相關的“瘟疫”和“蝗災”又佔去15%。

可見明朝所處的“小冰河期”造成了明代的多災多難，也決定了明代天災的一些特點。

• 旱澇災害最頻繁

明清時期氣溫變化曲線

長期的寒冷氣候，最直接的影響就是降水。一些氣候理論認為，地表溫度如果下降3°，大氣水分將減少20%，造成嚴重的乾旱。

明朝的氣溫偏差還沒有達到3°，但已經造成了嚴重的降水不規律，不僅旱情高發，水災也同樣嚴重。而且明朝的氣溫有較大的波動，有過明顯的升降過程，這種氣溫變化趨勢，在旱澇災害的時間分佈上有所體現。

明代特大旱澇災害分佈

注：數據來自《中國古代自然災異動態分析》，其中各類“特大”級災害的定義如下：

特大幹旱：持續數月或跨季度乾旱，或大範圍嚴重乾旱；

特大雨澇：舟行樹梢，平地水深數尺；

特大黃河決溢：黃河改道，從決溢到堵口持續1個月以上，區域達數十縣，受災人口100萬以上；

長江特大洪水：範圍包括流域內絕大部分地區，持續時間長，平地水深數尺；

特大淮河決溢：範圍包括流域內絕大部分地區，持續一月以上，平地水深數尺；

從明朝的特大洪澇災害整體情況可以看出，特大旱情要比雨澇、決溢等特大水災多很多。特別是景泰到崇禎的141年間，特大幹旱達到70次

• 次生災害嚴重

<strong>旱澇災害的頻發會造成顆粒無收、流離失所，老百姓飢寒交迫。然而這只是災害鏈的起始，它們往往會誘發更多的次生災害。

飛蝗遍野

其一，避無可避的蝗災。

“兇飢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澤有偏被。水旱為災，尚多幸免之處；唯旱極而蝗，數千裡間草木皆盡，或牛馬毛幡幟皆盡，其害尤慘，過於水旱者也。”——《農政全書·除蝗疏》

明代著名的科學家、農學家徐光啟，視“蝗災”為饑荒的三大元兇之一，並且指出了蝗災多因“旱極”而起，危害也遠甚於水旱。

四百年來中國開眼接納世界第一人——徐光啟

徐光啟的看法被現代科學證實，蝗蟲產卵的最佳產卵地就是含水量在10%-20%的土壤。乾旱時期水位消退，灘塗和裸露的河床給蝗蟲提供了繁衍之所。多的時候蝗群可在每平方米土中產卵4 000～5 000個卵塊，每個卵塊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萬～40萬粒卵。

啃噬稻禾中的蝗蟲

繁衍出的蝗群以大量含水量較低的植物為食，快速成長，緊接著再度繁育，然後在飛到其他地方尋找充足食物繼續繁衍。這種惡性循環會讓原本小範圍的旱災擴散為大範圍的饑荒，農田、牧草乃至樹葉統統被蝗群啃噬一空。

“（崇寧》三年、四年連歲大蝗，其飛蔽日，來自山東及府界，河北尤甚。”——《宋史·五行志》

更可怕的是，蝗災不僅在空間上擴大了旱災的惡果，在時間上也有延伸效果。宋徽宗在位的崇寧年間，就曾發生持續兩年之久的嚴重蝗災，無疑給日薄西山的北宋政權帶來沉重負擔。

其二，可怕的瘟疫。

古代瘟疫

<strong>瘟疫爆發的原因有很多，往往會成為旱澇災害的重要次生災害，而且在殺傷力上遠比旱澇災害更恐怖，救助難度也更高。

旱澇災害時期，糧食短缺、家園破敗，流離失所的人們衣不遮體、食不充飢，免疫力大大減退。再加上旱澇災害時期

洪災之下，處處都是水，卻處處無淨水

、首先來看水災，它的致病性很高。水災一旦發生，人們很難獲得潔淨的水源

乾旱容易引發中暑

其次是旱災，同樣是疫情的高發期。旱災往往

“旱災+蝗災+瘟疫”

最可怕的當屬“旱災+蝗災+瘟疫”的“組合拳”，僅明朝萬曆年間，就發生兩起這樣嚴重的“複合災害”。明萬曆十三年-十五年，皖、鄂、豫、晉、陝五地大旱，而萬曆十四年又爆發了大蝗災和大瘟疫；明萬曆十六年-十八年，江淮流域大旱，同時發生大範圍瘟疫和蝗災。

• 地域分佈特點：北方最重，水域高發

<strong>明代的天災受寒冷氣候的影響最大，因此高緯度地區和水流眾多的地區都成為災情高發區。

1430-1450年災害的地域分佈

正統初年是一個天災高發期，從這一階段災害的地域分佈可以看出，山西、山西、山東、河北、河南這些地域遭受的旱澇和瘟疫最多，其次就是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

<strong>當然這種分佈是通過史籍的記載體現的，因此其背後，不單純是自然因素，還有很大的政治因素。

嘉靖年間人口分佈

明代確立兩京制以後，南、北直隸周邊是明朝統治的重心。從嘉靖年間的

北方的山西、陝西、河北、山東是京畿的保護圈，部署了很多邊鎮，駐紮有大量軍戶，並且廣泛實施軍屯。無論哪種天災興起，都會造成北方的糧食緊缺、人口下降，動搖北部邊疆的穩定。

塞北和江南

而江南則是明代的大糧倉和錢袋子，天災的爆發，一方面減少了江南的勞動生產，一方面造成動盪，再加上倭寇肆虐，整個江南的生產力和經濟就大打折扣。

再加上黃河-淮河-長江流域之間的大運河支撐著南北的漕運命脈，每年有大量的物資在南京轉運，通過大運河北上輸送到北京，其中包括供給北方的糧食、上交國庫的賦稅以及進貢的珍寶。

大運河

<strong>簡而言之，明代政府對這些地域的災情最敏感。兩京有兩個中央的大量官員，還密佈各種軍隊組織，上報和反饋最快，所以一絲絲的風吹草動也會牽動統治者的神經。再加上人口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生態環境，災情大量見於史冊就不足為奇了。

山野之地，人跡罕至

相對而言，東南、西南一帶，丘陵、叢林密佈，人口密度低，生態被破壞的程度小很多。旱災、蝗災、瘟疫在這些地區很難興起，政府也很難準確獲悉小範圍災情，災情少發且少有記載。

• 時間分佈特點：越到晚明，災情越重

《晚明大變局》

從前文“明代旱澇災害分佈”中已經可以看出，從景泰到崇禎年間的特大災害，明顯要比洪武到正統年間高很多。其中特大旱災70次，幾乎是前者的五倍之多，可見越到晚明，災情越重。

<strong>而明代不同時期，災情的地域分佈，也能充分證明這一點。

大明作了十六帝，末帝崇禎不太平

以蝗災為例，明代蝗災在後期最重，特別是崇禎朝，16年裡發生了33次蝗災，幾乎是一年兩次。

“（天啟元年）是秋奉使夏州，則關、陝、邠、岐之間，遍地皆蝗。而土人云：百年來所無也。江南人不識蝗為何物，而是年亦南至常州。”——《農政全書》

更可怕的是，原本只發生在北方的蝗災，在晚明開始南移。徐光啟記錄了天啟元年的蝗災，表示江南原本沒有見識飛蝗的恐怖，結果當時飛蝗都肆虐到常州了。

江南農耕景象

甚至於華南、西南也都出現了蝗災，這在以往歷代都是極為罕見的，足見“小冰河期”的影響下，在氣溫最低的晚明，災情變得更加詭異和瘋狂。

鬼神之怒，汙泥濁水

<strong>面對著充滿不確定性和危險的天災，不同人群會有不同的態度和反應。老百姓、官紳與知識分子、皇帝，這三方的態度，決定了抗爭天災的過程和結果。

• 老百姓：惶恐、愚昧和無奈

上天言好事，回宮降吉祥

<strong>科學技術不興的年代，頻繁的天災讓人們往往以為是鬼神之怒，認為平息了鬼神的怒氣就可以渡過天災，而平日裡多多叩拜神靈就能消災免禍。

四海龍王

旱澇、地震還有各種異象自然不用說，

封神榜中的“瘟部鼻祖”——“瘟癀昊天大帝”呂嶽

瘟疫是無形的天災，讓人難以捉摸

五瘟使者

其中最厲害的當屬“瘟部鼻祖”呂嶽

“痘神”等神靈

還有頗具“明清特色”的“痘神”

蝗化為蝦

“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太平御覽》

而對於蝗災，

而到了明朝時期，普遍認為蝗蟲是蝦變化而來，徐光啟的《農政全書》中甚至還為“蝗蝦互化”列舉了四種證據，並且認為去除水草可以短暫防治蝗災。

蟲王劉猛將軍

知識分子尚且如此，老百姓就更加相信了。既然蝗蟲和魚蝦互化，原本無災害的魚蝦變成了蝗蟲，豈不就是上天降下的懲罰；反過來，撫平了上天的怒火，蝗蟲就會化成魚蝦，災害自解。蟲王劉猛將軍就是一種“蟲神”的崇拜，老百姓認為他可以祛除蝗災。

明代蟲神廟分佈

明代蝗災盛行，甚至蔓延到華南、西南，“蟲神廟”也遍佈全國。

除此之外，老百姓還會在旱季請道士祈雨，甚至像“西門豹治鄴”裡一樣供奉活祭。

<strong>這些愚昧的行為實屬無奈，老百姓辛苦一年的勞作只能勉強維持溫飽，一到災年就苦不堪言。他們對各種天災畏懼不已，又毫無辦法，只能訴諸神靈保佑。

明代官紳

• 官紳和知識分子：憂國憂民VS禍國殃民

<strong>多災多難的大明朝，官紳和知識分子是中間階層，憂國憂民者有之，投機取巧者亦有之。

地方士紳義賑災民

災情一旦發生，負責任的官員們，奔波在搶險救災的前線，親力親為，極力減輕災害造成的損失。富足的鄉紳則拿出家資和存糧來賑濟鄉里，自發地救濟百姓，為國家減輕一份負擔、為災民多謀一線生機。

西門豹治鄴

另一方面，儒家弟子們秉承“子不語怪力亂神”的觀點，早在西漢就有“西門豹除巫治鄴”的模範，後世的儒家知識分子也多有抨擊災荒時期的迷信行為。

明代荒政著作中的一部分

明代是荒政著作的高產時代，頻發的天災讓人們驚醒，知識分子積極地探索抗災救災的理論。向上，他們諫言各種國家層面的荒政策略；向下，他們為老百姓普及災害發生時的各種自救措施，糾正一些愚昧的迷信活動。

“然蝗蟲初生，最易捕打。往往村落之民，惑於祭拜，不敢打撲，以故遺患。”——《荒政要覽·論捕蝗》

《荒政要覽》中就指出老百姓迷信蝗蟲不能撲打，錯失早期防治蝗災的機會。類似的很多備災、抗災經驗都在各種著作中論述，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也曾進行歸納總結，並給出了很多可以當做食物的野草野菜，稱為“救荒本草”

《農政全書》中的“救荒本草”

注：《農政全書》中的“救荒本草”十分詳細，不僅按照“草部”、“木部”等分門別類，列出生長地點和食用方式，有些還附帶徐光啟本人的食用經歷。

相比於這些憂國憂民的官紳學士們，另外一些人的行徑就

私吞備災糧

災情爆發時，總是有大發國難財的惡人們，他們或是私吞備災的倉儲，或是直接貪墨救災錢糧，或是

• 皇帝：災異天譴

古代焚表祭天

董仲舒曾闡釋“天人感應”與災異

這種說法不同於老百姓迷信的“鬼神之論”，而是源自儒家的“天人感應”思想，認為自然現象可以昭示世間災祥。因此秉承“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儒臣們，也會以“災異天譴”來諫言，藉機陳奏皇帝在施政上的過失。

“郊廟弗躬，朝講希御，批答停閱，聽受闊疏。以致賞罰乖違，臣鄰玩愒。”——《明神宗實錄·萬曆二十四年三月罪己詔》

明朝在位最長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鈞

皇帝本人也往往因天災的發生而自責，甚至發下罪己詔。即使是從萬曆十四年開始怠政的明神宗，在萬曆二十四年三月，也不得不因乾清宮、坤寧宮的火災下罪己詔，承認自己在位期間的種種過失。

“（永樂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詔群臣直陳缺失，其略曰：‘朕仿古建二京，不意三殿同災，實為祗懼。’”——《明通鑑·卷十七》

明成祖朱棣

而永樂年間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的前身）的火災，也讓朱棣惶恐不已，一度認為是自己的篡權奪位和遷都北京招致了天災示警。

<strong>可見天災，對皇帝是一種有效的警示，雖然不可能讓昏聵的皇帝就此幡然醒悟，最起碼有一定的反省姿態。畢竟天災往往會成為導火索，引發內亂和外敵入侵等一連串的人禍。

黃河

“莫道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元末民諺

元末的黃河決口就引發了“紅巾軍起義”，最終造成了元朝的滅亡，所以救災也是救國<strong>。

<strong>無論是下發罪己詔，還是接納朝臣諫言，都體現了皇帝對大自然的敬畏，這對於整個國家的荒政有很大的積極作用。

天地不仁，自省自救

無論人們持何種態度對待天災，最終都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荒政措施。

古代賑災場景

明朝的天災如此頻發，卻還是支撐了276年的國祚，可見在荒政上頗有建樹。具體的明朝荒政，有防災、備災、報災、賑災等具體內容，還需要兵部、工部、戶部、都察院、地方三司等不同機構的參與。

• 先發制人，主動防備

王恭廠爆炸

天災具有隨機性和極強的破壞性，一旦發生就會很快造成嚴重的損失，房屋坍塌、耕地衝毀、人畜傷亡，甚至於當地的官兵也會潰散。

<strong>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荒政，就是採取主動的防災、備災手段。

華夏治水的先驅——大禹

其一，興修水利，防患於未然。

防災是最佳的選擇，從源頭上消除天災爆發的誘因，極大地降低其爆發幾率。天災並非完全不能避免，對於明代尤其如此。明代最重的災情就是旱澇災害，它們也是所有災害中最有可能根治的。

地動儀

瘟疫無形、蝗災不定，卻大多因旱澇而起，消除了旱澇災害，瘟疫和蝗災就可以減少很多；冰雹、風災、霜雪這樣的極端氣象災害，既不能提前預知，也無法防禦；地震等地質災害，在現代社會都無法準確預知，更不可能根治。

中國最早的防洪灌溉工程——都江堰

<strong>而旱澇災害，無非就是降水的問題。雖然人們不能控制降水的多寡和分佈區域，但是可以通過興修水利來調節降水的分佈不均勻。

暴雨驟降、海潮氾濫，可以用堤壩防堵；久旱無雨，可以洩出之前蓄積的水源。

漕運景象

又何況黃河和江淮流域關係到農業生產、經濟和漕運，明朝對興修水利十分重視。

“明初，太祖詔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即陳奏。越二十七年，特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乃分遣國子生及人材，遍詣天下，督修水利。”——《明史·河渠志》

早在洪武年間，重視民生的朱元璋就下令，全國的老百姓都可以提出關於水利建設的建議。他還派出國子監的學生，到全國各地督修水利設施，可謂是“學以致用”，在實踐中培養水利人才。

南京國子監

“水利曰轉漕，曰灌田。歲儲其金石、竹木、卷埽，以時修其閘壩、洪淺、堰圩、堤防，謹蓄洩以備旱潦，無使壞田廬、墳隧、禾稼。舟楫、磑碾者不得與灌田爭利，灌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明史·職官志·工部都水司》

在中央機構中，工部下設都水司，主導全國的水利工作，並將其分為“轉漕”和“灌田”兩大類。並明確了閘壩、堰圩等水利設施，實現澇時蓄水、旱時洩水。值得一提的是，兩京制下，都水司同樣也是一南一北對稱配置，水利工作有充足的管理者。

《大明會典》所載工部都水清吏司

<strong>以工部為主導，戶部撥款，兵部和地方三司協調調撥軍隊或勞工，再不時地派出都察院御史到地方巡視水利工程，形成了完整的水利管理流程。

其二，未雨綢繆，備不時之需。

“閒了置，忙了用” ，老百姓都知道緊要的物資需要提前準備好，更何況國家的荒政。

災害發生後，最需要的物資就是糧食，明代通過“預備倉”制度來儲備糧食，實施備災。

糧倉

“祖宗設倉貯谷，以備饑荒，其法甚詳。凡民願納谷者，或賜獎敕為義民，或充吏，或給冠帶散官。令有司以官田地租、稅契引錢，及無礙官銀、糴谷收貯。……例具於後洪武初，令天下縣分各立預備四倉，官為糴谷收貯，以備賑濟。就擇本地年高、篤實民人管理。”——《大明會典·戶部·預備倉》

預備倉是明朝開國時期就建立的制度，由戶部主管。預備倉的具體設置由地方州縣官員負責，每個州縣設置東南西北四個預備倉，選拔當地年長可靠的民眾管理。

義烏的“南預備倉”舊址

預備倉中的糧食有多種來源，一是鼓勵富足的民眾捐獻糧食，並給予“義民”稱號、官位等獎勵；二是直接貯存官糧，或以官田地租、稅契、官銀等為代價收購糧食；三是沒收贓款，將罪犯的家產充公。

古代米行量具——米鬥

“預備倉之設也，太祖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即令掌之。天下州縣多所儲蓄，後漸廢馳……弘治中，江西巡撫林俊嘗請建常平及社倉。嘉靖八年乃令各撫、按設社倉。”——《明史·食貨志》

但是到了明朝中後期，預備倉的制度逐漸廢弛，官方貯存備災糧已不能滿足救災所需 ，又開始推行“社倉”制度作為補充。

朱子社倉

所謂社倉，最早由宋朝朱熹首創，實際上是一種官方主導、民間自籌的倉儲。不同於預備倉，社倉的糧食全部徵收自民眾，並區分出上、中、下三種家庭，分別徵收不同數量的糧食，在災時同樣按照上中下賑濟或貸給相應數量的糧食。

• 上報災情，實事求是

欽天監

天災是不確定的，即使是當今的科學技術手段也無法準確預測，古代僅憑藉欽天監觀星象，更不可能預知。因此，一旦發生天災，快速、準確地上報災情是最緊要的，稱為報災。上報的方式是使用遍佈全國的“驛傳”系統，由兵部車駕司主管。

古代信息傳遞通道——驛傳

“報災之法，洪武時不拘時限。弘治中，始限夏災不得過五月終，秋災不得過九月終。萬曆時，又分近地五月、七月，邊地七月、九月。”——《明史·食貨志》

“凡報堪災傷，洪武十八年令，災傷去處，有司不奏，許本處耆宿連名申訴，有司極刑不饒。”——《大明會典·戶部·災傷》

在洪武年間，災情上報並沒有時限，一方面是由於明初各地都有駐軍且備災充分，往往不需要中央特地集中力量賑災。另一方面則是地方官不敢不報，一旦瞞報災情，地方的耆宿有權直接向朱元璋連名上訴，瞞報的官員直接處死。

考察災情

“弘治十一年，令災傷處所，及時委官踏勘。若所司報不及時，風憲官徇情市恩、勘有不實者，聽戶部參究。”——《大明會典·戶部·災傷》

到了弘治年間，政令沒有洪武時期通達，為了不延誤救災，要求夏災不得遲於五月、秋災不得遲於九月上報。如果災情存在上報不及時或有隱瞞、誇大、徇情等行為，由戶部追究其責任。

那麼如何判斷地方上報的災情是否準確呢，明朝還有專門的“勘災”制度。

戶部能臣——夏元吉

<strong>實際上災情的上報，主要有兩個目的，一則是向中央申請支援救災，另外一個目的在於減稅、賑貸等災後重建工作。中央需要根據實際災情來奏請皇帝，是否減輕賦稅、減輕多少賦稅、提供多少資金，這些都是關係國家財政的大事。

所以必須通過勘災，實地考察災情影響的範圍，造冊記錄受災家庭的姓名、田地、頃畝、稅糧數目，並說明實際災害損失。

明朝縣官

這項工作起初是由地方州府官員負責，材料上報後再由戶部派人複查。到了明朝中晚期，巡撫、巡按御史、地方按察司等逐漸參與其中。從這種多方協同監管的方式可以看出，明朝中晚期的行政機構疊加冗餘、效率低下，而且貪腐已經到了很嚴重的地步，中央無法信任單獨一方的監察。

亡羊補牢

•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以蠲減、賑貸、均糴、捕蝗之令憫災荒”——《明史·職官志》

<strong>勘明災情之後，最重要的就是盡全力補救，減小損失，讓老百姓儘管的恢復生產，國家才能恢復正常秩序。

官員賑災

其一，賑濟災民。

災後最緊迫的是保住災民的生命，只有保住了人，才談得上將來的恢復生產。

賑濟的手段有多種，主要是賑糧、賑錢和開設粥廠。

發放賑糧

賑糧和賑錢是最直接的賑濟方式，直接將災前備好的救濟糧和銀兩分發給災民，有時候還會視情況賑濟一些布帛以供製衣保暖。

但是災後很多老百姓流離失所，連吃飯的傢伙都沒有，開粥廠的救濟效果更快一些。其二，減輕負擔。

救濟只是應急，只能起一時的效果，災情過後很長時間內，老百姓都不能正常地繳納賦稅。必須通過調整賦稅徭役的方式來減輕負擔，這種措施稱為蠲免，往往要持續數年。

二度為皇的明英宗朱祁鎮

明初蠲免並沒有固定的制度，需要視實際災情和國情國力而定。

再加上明初財政較為充裕，蠲免的力度要大很多，正統十二年“大糧倉”江南遭遇饑荒，政府直接

蠲免文書

“弘治三年議準，災傷免糧草事例。全災者，免七分；九分者，免六分；八分者，免五分；七分者，免四分；六分者，免三分；五分者，免二分；四分者，免一分。”——《大明會典·戶部·災傷》

到了弘治年間，財力大減，由全面性的蠲免，改為按照災情程度蠲免

其三，有償賑濟。

古代工賑

在明代，國家的賑濟並非全都是無償提供

所謂工賑，實際上是一種“再就業”。災情發生後需要進行災後重建，而很多農民失去了耕地短時間無法進行生產，此時正好以工賑的形式把閒散災民徵集為勞役。

古老的官方“貸款”

而“賑貸”如同當今的助學貸款、農業貸款一樣，由官方出面提供救濟性的“貸款”。

老百姓雖然脫離了險情，也免除了賦稅，但卻失去了生產資料。農民沒有了種子、農具和耕牛，無法正常從事農業生產，各種手工業作坊也需要各式工具。

“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奸頑不償者，後不復給。”——《明史·周忱傳》

此時由官方出面，向老百姓借貸生產資料，恢復農業生產和手工業作坊，等到豐年時老百姓再等額償還。

明代御史

• 加強監管，懲治貪腐

<strong>貪腐是荒政的大敵，而且和天災一樣無法完全杜絕，只能通過監察手段，儘量減少其損害。

荒政中的貪腐主要有兩大類，一是不作為，二是借天災中飽私囊。

大明鉅貪嚴嵩

其一，懶政懈怠。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慶等劾奏，河南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坐視河決為患不奏。幸蒙恩宥，令躬督修治，又轉委僚屬而不親行，以致軍民勞而無功。”——《明太祖實錄·卷一三四》

早在永樂年間就出現嚴重的怠政行為，河南一省的三司大員，居然全部對黃河決口視而不見、隱瞞不報。能在明朝前期就出現這種“塌方式”的怠政貪腐，明代有多少懈怠蠹蟲可想而知。

懶政

懶政不只是在報災環節，勘災、賑災中不願意奔波勞累的官員大有人在，他們或許不貪墨國財，但是對飢寒交迫的災民熟視無睹，更有甚者為了自己的政績而隱瞞實情。

其二，大發國難財。

另一類官員與怠政官員形成了兩個極端，他們對災情十分重視，過於“勤懇”，採取虛報災情、貪墨備災糧和救災物資等方式快速致富。

和珅

《鐵齒銅牙紀曉嵐》裡，“和珅”和“紀曉嵐”有一段精彩的對戲，即對救災的辯論。有官員在賑災的粥裡撒上沙土，紀曉嵐十分憤慨，而和珅卻說倍感欣慰，因為只有摻了沙子的粥才能真正落到災民腹中。

“虞粥缺少，增入生水，食之往往致疾。且有插和雜物於米麥中，甚至有插入白土石灰者，立見斃亡。”——《荒政要覽·條議荒年煮粥》

從明朝荒政要覽的記述裡可以見到這段演繹確有依據，早在明代就有摻生水和雜物來糊弄災民的，更過分的是往粥里加上石灰。只是這些行為並不能如和大人所說，更好地救濟災民，反而會讓災民致病甚至死亡

王用汲曾任南京僉都御史

<strong>為了整治這些貪腐行為，明代中央有都察院主管監察，而且是兩京兩個都察院的配置。都察院不定時地外派巡按御史，參與勘災、巡視水利、督查倉儲。通過前文也可以看到，明代的荒政擁有完備的體制，各項工作都在都察院的監察體系中，一些工程項目還會受到工科給事中的監察。

明代不同時期的荒政演變

天災面前需要團結

天災浩蕩，需要舉國之力共抗之，因而荒政是否成功，取決於一個國家的國力、財力、政治制度、吏治，以及它的內外部環境、自然條件。

透過這些，我們可以看到大明王朝不同時期的荒政效果。

• 明朝前期

朱元璋與開國群臣

皇帝勤政、賢臣、能臣眾多

<strong>再加上此時國力尚且充足，財政盈餘、兵力充沛，荒政的反應速度和效率都很高。荒政主要偏向於主動防災，重倉儲、修水利，減小了天災發生的可能性，減小了天災的危害。

• 明朝中期

土木堡之變

皇帝雖偶有昏聵，但大體上勤於施政，官吏參差不齊，卻仍有不少能臣可用。很多有力的荒政措施就是在正統年間制定頒發的，明英宗在三楊的輔佐下還是很有作為。

只是土木堡之變讓國力大大虧損，宣德年間開始重用宦官，明朝政局開始出現宦官擅權、閣臣黨爭等弊病，腐敗不斷滋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荒政的效率，整體效果不如明朝早期，但尚沒有造成十分嚴重的後果。

• 明朝後期

一心只想當木匠的天啟皇帝

<strong>皇帝不作為或者昏聵已成常態，宦官擅權、閣臣黨爭、吏治腐敗已經如同頑疾，各種政治制度也開始走向僵化，不同機構在黨爭的影響下相互侵權，責任互相推諉、權利互相搶奪，只圖私利、不辦實事。

而且監察體系也已經失效

明末天災中的李自成起義

<strong>而即便難得有勤懇的皇帝（崇禎）下旨救災，生鏽腐化的荒政體系已經不能正常運轉，從貧弱國力裡艱難擠出的救災資源，基本上全都淪為貪官汙吏的口中食。

大明1566中虛構的改稻為桑

更可怕的是人為醞釀的天災，《大明王朝1566》裡

黨爭之下，為了補虧空的嚴黨不惜趁著汛期炸燬堤壩、水淹稻田，逼迫農民改稻為桑。而清流一黨不但不加制止，反而視其為絕佳的機會，任由嚴黨肆意妄為，一旦浙江百姓被逼反，局勢無法收拾，嚴黨就勢必會倒臺。清流們甚至將這種犧牲浙江一省來扳倒嚴黨的行為，稱作“剜肉補瘡”。

清流黨所謂的“剜肉補瘡”

<strong>雖然沒有類似的史實，但是這種黨爭下的瘋狂，昭示著人禍往往也會釀成天災，至少會讓原本可以避免或減輕的天災變得更加嚴重，以促成少數人的政治目的。

結語

人體靠免疫力自愈

<strong>如果把國家類比為一個人，災荒就是各種疾病，而政府機構就是免疫系統。

只要免疫系統強大且正常運轉，外在因素造成的種種疾病都會自然痊癒。但是如果免疫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是機體自身產生了病變，那就失去了自愈的可能，病入膏肓直至衰亡。

思宗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

明代的荒政，恰恰印證了這種規律。

誠然，頻發的天災在客觀上削弱了明朝的實力，讓大明朝一次次陷入財政、軍事上的危機，勞動力短缺、糧食不足、財政賦稅大大降低，這些都不斷動搖著國家的根基。

明代飽受倭患之苦

而蒙古、倭患等人禍又頻頻發生，明朝政府疲於應付，可稱是“屋漏偏逢連夜雨”，被天災牽扯了大量精力，政務也必然逐漸荒廢，更是滋生了嚴重的腐敗、大大地激化了官民矛盾。

中流砥柱於少保

<strong>但是哪怕是在遭遇了土木堡之變後，臨危受命的景泰朝廷，仍能在7年任期內應付大量天災。

李自成擒獲朱常洵

可見明朝內政的腐朽墮化才是滅亡的主要因素，就像人體一樣，

<strong>“小冰河期”獨特的自然氣候給晚明造成了比明代前、中期更為頻繁、嚴重的天災，再加上明朝的政府機構和制度存在缺陷，自身“免疫力”和“生命力”已經垂危，經受不起“小冰河期”的摧殘，逐步走向了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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