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桃源圖》首跋淺說

《四明桃源圖》首跋淺說

《四明桃源圖》複製品局部

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四明桃源圖》,後有宋濂、東川閒客、胡隆成、曾秉正、胡杰、程惠、鄭謙、蔡玄、曾士勖、崔植、蔣子傑、盧熊、劉素、高秦仲、曹譽、張敬、吳湖帆共十七人題跋,除吳湖帆(1894-1968)外,均為明儒。跋文中所包含的信息對於我們今天研究桃源書院、研究浙東文化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誠如原文化部長王蒙所言"寧波就此幅畫和這17篇跋文就可以開一個學術研究會了"[1]

首跋的落款為"翰林承旨金華宋濂題"及白文方形鈐印"宋氏景濂"。宋濂(1310.11.4-1381.6.20),初名壽,字景濂,號潛溪,別號龍門子、玄真遁叟等;祖籍金華潛溪(今浙江義烏),後遷居金華浦江;明初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史學家、思想家;與高啟、劉基並稱為"明初詩文三大家",又與章溢、劉基、葉琛並稱為"浙東四先生";被明太祖朱元璋譽為"開國文臣之首",官至翰林學士(先後為知制誥、承旨),學者稱其為太史公、宋龍門;明武宗時追諡"文憲",故也稱"宋文憲"。

《四明桃源圖》首跋淺說

《跋王詵煙江疊嶂圖》(來自網絡)

著名中國書畫理論歷史研究專家、原上海博物館書畫研究部研究員單國霖先生,曾將《四明桃源圖》的首跋與宋濂真跡《跋王詵煙江疊嶂圖》書法進行比較,認為"明顯不合",又認為署款一行與前題識非同一紙,"故推斷此署款為後人改款"。另外,他認為此書法有濃重的趙孟頫體遺風,故認為"很可能為明初某一師法趙體的文士所書,後人為了抬高此圖的價值,改為宋濂署款"。[2]

但在羅月霞主編的《宋濂全集(第一至四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五七九頁(《芝園續集卷第七》),我看到了以《題王氏〈桃源圖〉後》為題的此跋:

在宋盛時,四明桃源王說先生以學行名東南。今相去三百餘年矣,其諸孫[3]敬止繪所居之地為圖,求大夫士歌詠之,復徵予言之。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今敬止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詠歌語言為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從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敬止苟欲顯先生之名,則先生不待人之言而已傳矣。苟欲明其先之有人而為身榮,餘將有說焉。

豪傑之士,不繫其先也,尚矣;在乎自力而為,善耳。古之為賢相者,莫過於伊尹、傅說,而二子者卒然起於畎畝之間,未聞其先有若其身者也。為賢人者,莫過於顏、閔、孟三子[4],而其父祖若顏路之流,初未嘗如三子之賢,三子豈跂乎先人之末耀以成其名哉?自致之耳。苟待先人之名以成名,則士之無聞者眾矣。今敬止而欲繼乎先生,學先生之學、行先生之行,斯可矣,奚以人之言為哉?而言者復呫呫[5]然辨桃源武陵之得失,不亦勞矣乎。敬止賢者也,於予言必有取焉。

《宋學士全集(一至二十四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一二九九、一三〇〇頁(《補遺卷三》)也以《題王氏桃源圖後》收錄了此文,只是沒有分段與標點,斷句也略有差異,不過文字內容是一樣的。進一步的向上追溯,此文最早見於《四部叢刊》景明正德九年(1514年)刻本中的《宋學士文集》卷六十七。[6]此版本傳"為宋濂生前親手編定,命子宋璲繕錄精整。後為張縉所得,並於正德九年'按本翻刻錄入'"[7]。因此,可以肯定該文為宋濂親撰。

跋文內容也可求證首跋為宋濂親撰。與尋常題跋讚美畫作、恭奉藏者的通例不同,宋濂對王敬止持畫索跋之事頗有微詞;他認為,若為了彰顯先祖王說之名,其名早已自彰,實無圖繪歌詠之必要;若想借先祖之名而自彰,以求富貴,那更是不應該;既批評了王敬止的意圖,也否定了題跋歌詠的意義。若王敬止所找並非宋濂本人,而是託人偽作,則大可嘉善其行,並對畫家之筆力、畫作之精美加以推崇,絕不至於設坎陷以自危。因此,劉子琪曾提出"跋文為宋濂親撰,書跋者為受宋濂委託的門生後學"的觀點。

《四明桃源圖》首跋淺說

《四明桃源圖》複製品上的首跋

在將《題王氏桃源圖後》與畫後的跋文作仔細比對後,筆者發現兩者竟有多達十二處十七字的差別:⑴《全集》中的"學行",畫跋中為"文學";⑵"今相去三百餘年矣"一句畫跋中少"相去""餘"三字;⑶"復徵予言之"的"予"畫跋中為"餘";⑷"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中的"嗜"改成了"好";⑸"而奚以人之詠歌語言為哉"中的"詠歌語言",畫跋中為"歌詠言語";⑹"名稱聞於後世"的"聞"在畫跋中為"垂";⑺"從言者足以不朽"的"從"畫跋中為"縱";⑻"不繫其先也"畫跋中多一個"於"成為"不繫於其先也";⑼"為賢人者"的"人"畫跋中為"士";⑽"莫過於顏、閔、孟三子"畫跋中少一"三"字;(11)"於予言必有取焉"中的"予",畫跋中為"餘";(12)《全集》沒有錄入畫跋中的落款"翰林承旨金華宋濂題"及白文方形鈐印"宋氏景濂"。

這讓筆者感到"書跋者為受宋濂委託的門生後學"很難成立。作為一個當時最知名大儒的門生後學,在書寫僅僅三百餘字的一篇短文時,(不包括落款與鈐印)竟有十七個字或錯或漏或多,顯然是不可能的。

明末清初書畫鑑賞家顧復對此跋卻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宋文憲書,多於卷軸詩題見之。小楷學顏,行押帶趙,其最精妙者,無如錢舜舉《桃源圖》上跋也。""《桃源圖》,白紙三尺餘,無款,前角舜舉圖書。仿千里青綠,駁落。宋濂長跋,字甚佳。東川閒客詩,胡隆成、曾秉正皆長跋,胡杰、程惠、鄭謙、蔡玄、曾士勖[8]、盧熊、曹譽詩,崔植序[9],蔣子傑序,劉素、高秦仲、張敬跋。"[10]

顧復一生所見書畫頗豐,皆著於1692年寫就的《平生壯觀》一書中,共十卷,書法與繪畫各五卷,均是其家世藏之物,或其父祖弟兄輩所經見者,可信度比較高。除了對宋濂跋文的反覆肯定與讚譽外,在對《四明桃源圖》的描述中也給我們透露出瞭如下信息:一、現存右上角的朱文殘印"舉",當時是完整的"舜舉"兩字;二、原畫是仿南宋宮廷畫家趙千里(1127-1162)青綠山水風格;三、此畫當時還藏納於民間,畫面上的十方印章還沒有。可見此畫當時轉手還不多,也還沒因重裱破壞"舜舉"之印。

與顧復差不多同時代的書畫鑑賞家吳其貞(1607-?),曾述及《錢舜舉桃源圖小紙畫一幅》:"氣色平常,效趙千里青綠山水。上有題識,後有十六人題詠。而桃源是四明非武陵也。此購於程維仁,亦仲春二十五日。"結合同一書的前一條款《韓晉公番女演樂圖絹畫一卷》的描述:"畫法清健,大有吳道子規模。上有宋徽宗雙龍小璽,此璽小於徽宗卷。後有元季題跋,是為偽筆。此觀於揚州張君甫寓舍,時乙未二月二十五日。"[11]可知吳其貞在清初的乙未年三月二十五日(即公曆1655年4月1日)從程維仁處購得此畫,顧復或其父祖弟兄很可能就是從程維仁或吳其貞處觀得此畫,而且在當時的這些書畫收藏家、鑑賞家們的眼中,《四明桃源圖》及其畫跋的真假是沒有疑問的。

《四明桃源圖》首跋淺說

《四明桃源圖》複製品上的曾秉正跋

裱在第四位的曾秉正長跋,很明顯是針對首跋而寫的。在論證題跋歌詠彰顯祖德的必要性之後,反問:"是豈有德者之言歟?抑後生小子附託前輩之名而肆其狂歟?"並表明了"故為辨之,使敬止不受其欺,使題是卷者得雪其詬,使後之作者不靳其言。庶桃源公之德之遺事得以白於今,故犯不韙而書之。"上面的反問隱含了首跋是宋濂所寫但有意懷疑成"後生小子附託前輩之名",畢竟宋濂作為一代宗師,作為晚輩的曾秉正應該還是會有所顧忌的,所以自述"犯不韙而書之"。

綜上所述,《四明桃源圖》首跋的文字為宋濂親撰已毋庸置疑;從同時代的曾秉正長跋所透信息及明末清初收藏家、鑑賞家們特別是顧復對宋跋的肯定,尤其是對其書法的讚譽,可以明確此跋在當時看應為宋濂筆跡無疑;但今天所見跋文文本上有多達十二處十七字之差異,卻書法與現存宋濂真跡的比對有明顯不合。因此筆者認為此跋最初應該是宋濂的手跡,在進入清朝以後才被人調包,即今藏於上海博物館《四明桃源圖》上的首跋(宋濂題跋)為贗品。

誠如劉子琪所言:"此作與宋濂傳世行書作品(如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濂《行書儀靖帖》《跋虞世南摹蘭亭序》,上海博物館藏《跋王晉卿煙江疊嶂圖》等)比較","書寫水平與宋濂真跡相差較大,但落款較為相似,應是有宋濂原本可據",這個原本很可能就是被調包掉的題跋原跡。故雖為贗品,"行押帶趙"的痕跡還是有的,難怪單國霖先生會同時有"署款一行與前題識非同一紙"和"此書法有濃重的趙孟頫體遺風"的感覺。

參考文獻

[1] 寧波海曙桃源書院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編. 桃源書院[C]. 寧波:寧波出版社,2018:139.

[2]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研究中心編. 元畫全集 第1卷第1冊[M]. 杭州:浙江大學出版,2013:284.

[3] 諸孫:本家孫輩。

[4] 顏指顏回,閔指閔損,常並稱為顏閔;孟:孟軻即孟子。

[5] 呫呫:tiè tiè ①輕聲小語貌。《子華子·神氣》有"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呫呫,相為然約。"②多言貌,絮語貌。 唐柳宗元《讀韓愈所著後題》有"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 宋王安石《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詩之二有"變態不可窮,詩者徒呫呫。" 明唐順之《施推官墓誌銘》有"﹝公﹞善談,對客呫呫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

[6] 劉子琪. 錢選《四明桃源圖》辨疑[J]. 中國書畫,2016(5):14-17.

[7] 任永安. 宋濂集類著述新考[J]. 殷都學刊,2011(1):79.

[8] 原書為"魯士勖",今根據《四明桃源圖》複製品後跋文糾正為"曾士勖"。

[9] 《四明桃源圖》複製品後跋文落款為"四明崔植敘"。

[10] (清)顧復撰,林虞生校點. 平生壯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149,307.

[11] 吳其貞. 書畫記(下)[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349-350.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