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死前為何給魏忠賢收集骸骨,並且修墳立碑呢?

遙山書雁


看到這個問題第一個感覺很有意思,縱觀中國歷史,有皇帝為之前冤殺的臣子沉冤昭雪,重新厚葬,比如宋孝宗趙眘為了凝聚人心北伐,為岳飛洗刷冤屈,修建陵墓。但是很少聽到有皇帝為奸臣重新修墓立碑的。所以我認為題目所說的未必是真實的。



【1】魏忠賢是奸臣,如果為奸臣重新修墓立碑,難道是在宣揚一種奸臣當道的思想?

歷史上的魏忠賢確實為大明王朝做出了不少的貢獻,但是他這種貢獻完全是在切實維護自身利益的條件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在不削弱自己勢力增強自己實力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他為了自己的權勢發展將明熹宗玩弄於股掌,說的實在一些他實際上是背後的皇上,而明熹宗只是一個擺設而已。雖然在明熹宗去世前曾交待臣子說魏忠賢忠心耿耿,可以商議國家大事,這隻能說明明熹宗的無能和懦弱,全憑一個太監來維持統治。



所以崇禎帝一上臺首先進行的就是處置魏忠賢,而題目所問的問題也是因為哥哥朱由校臨終時的交待,而此時大明王朝即將被滅,崇禎帝悔恨自己當初魯莽殺掉魏忠賢,如果他活著也許大明王朝不知如此。我認為這種說法完全是靠不住的,既然當初那麼睿智處理魏忠賢,就已經說明崇禎帝對魏忠賢所代表的閹黨對朝廷的危害認識的一清二楚。如果崇禎帝此時採取如此措施,難道他在宣傳奸臣當道的思想,那誰還敢忠心於他?



【2】從崇禎帝整個統治過程來看,他還算是一位有為皇帝,如此做法對維持統治毫無意處。

大明王朝危機四伏,內有猛烈的農民起義,外有滿清的咄咄逼人,此時崇禎帝要想保持住統治,應該是想辦法重用人才良將,改善國庫稅收,增兵強將,而不可能做如此愚蠢之事,這豈不是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另外一方面,如果崇禎帝真的採取如此措施,他的根本目的又是什麼呢?此時魏忠賢所代表的閹黨勢力早已被消滅殆盡,他做此時也達不到籠絡人心的目的,反而會打擊人心,更加不利於凝聚人心,這實際上是在會上澆油。做此事還不如設壇祭天,乞求上天保護大明王朝渡過災難。



【3】西山碧雲寺是魏忠賢生前自己建的陵墓,這裡只是他的追隨者建了一個衣冠冢。

魏忠賢生前大權在握,自然對自己的後世作了提前的準備,西山碧雲寺就是他安排人為自己建的陵墓,但是當崇禎帝登基後,打壓魏忠賢,最終在流放的途中畏罪自殺。此時魏忠賢的黨羽人人自危,誰還敢出面為他收拾,而且將他屍骨運回西山碧雲寺埋葬,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就地掩埋。

只是在民間留下了很多魏忠賢的“生祠”,一般情況下“生祠”都是為那些已經過世的做過好事、成績非常突出的人物所建立的,是為了紀念他。而魏忠賢活著的時候,權勢極盛一時,各地的官員為了討好他,溜鬚拍馬給他建了很多生祠,雖然後期停止了這樣的行為,但是民間還是有留存。

所以我認為根本上就不存在崇禎帝叫人收拾魏忠賢的遺骨重新安葬的問題,這個和崇禎上吊自殺前太監王承恩所說的如果魏忠賢在國家也不至於如此的問題是一類的,不是歷史事實。



崇禎一上臺,便搬倒魏忠賢,自毀長城,從此東林黨再也無人壓制,國家機器逐漸轉向,只能為東林黨人服務。在內憂外患之下,終至亡國。

王承恩的一句:忠賢若在,局勢何至糜爛如斯!驚醒了崇禎,並給魏忠賢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魏忠賢,名如其人,忠賢二字,已經詮釋了此人的一生。

其掌權期間,打壓東林黨人,取財於商人,優待農民,對金戰爭掌握主動權,百姓自發為其建生祠。

魏忠賢一死,大明江河日下,已經說明一切。



當代曹植


崇禎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這就是崇禎帝收魏忠賢骨立碑的事!

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麼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並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繫國家、講求原則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盪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藉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儘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這種讓人噤若寒蟬、如履薄冰的高壓態勢,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了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國難當頭,非常時期,個人恩怨和個人私慾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一放呢畢竟,國祚永存,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最硬的道理。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


文理札記


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明朝中央政府無力抵抗,對於李自成提出的和談條件,朝中大臣無人表態,更沒人願意主動站出來承擔操作和談事宜。最終李自成發兵攻城,崇禎在農民軍攻進北京城後,上吊而死。但他死前下令重新安葬一代權監魏忠賢。



這讓很是意外,魏忠賢在天啟朝權勢熏天,先是極力阻止朱由檢登基,後是謀求架空崇禎,崇禎對他可謂恨之入骨。在掌權不久後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剷除了魏忠賢黨羽,嚇得魏忠賢吊死在流放途中。崇禎與魏忠賢可謂不共戴天,那崇禎為何要在臨死前重新安葬魏忠賢呢?



這要從崇禎繼位後的局勢說起,崇禎剷除魏忠賢一黨後,完全掌握中央政府大權,並謀求迅速撲滅關內農民起義軍和消滅關外女真勢力。可是不管他怎麼努力,農民起義是越剿越強,皇太極是一天天做大。相反在魏忠賢時期,努爾哈赤怎麼厲害,也過不了山海關,最後還被袁崇煥一炮轟死在寧遠城下。



在魏忠賢掌權時期文官集團是魏忠賢打擊的重點對象,魏忠賢死後,這些人並沒有全力輔助崇禎中興大明,而是為了權勢結黨營私貪贓枉法,搞得民不聊生,在關鍵時候只想明哲保身。魏忠賢在時,大家認為天下事都壞在魏忠賢一人,對明朝並沒有失去信心。可魏忠賢死後這些人成了千千萬萬個魏忠賢,讓百姓對明朝徹底失去了信心。這樣就造成了農民起義軍越剿越多,哪怕是清軍入關後,一些人寧遠投降外族也不效忠南明。



崇禎臨死前也許沒有看的這麼深,但是他一定認為魏忠賢與那幫文人比起來要好得多,最少他能幫天啟皇帝控制住局勢,承擔罪責。所以他不但重新安葬了魏忠賢,還留下了“滿朝文臣皆可殺”。


滄海一粟7528


不知何時開始有網文為魏忠賢等一派閹黨洗刷罪名 他們所持有的一種論調:“曹化淳在城破前給崇禎說 如果魏忠賢在 不至於搞到這樣的地步 崇禎帝對此默認 然後下令讓曹化淳給魏忠賢收屍” 云云 所以由此得出一種奇葩而毫無論據的謬論——“魏忠賢不死 大明不亡” 此輩居心叵測 不能用客觀的史學態度對歷史嚴謹考證 而浮躁之風氣蔓延 聽風是雨 亦難得有那麼幾個業餘愛好者站出來為此澄清 筆者不才 但亦求詞人才子共鳴焉

按馮夢龍所輯《甲申紀事》錄《燕都日記》說道:“辛丑十三日,...起復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

而其他如《北略》《石匱書後集》《紀事本末》皆有記載 但是筆者通過考證史料發現 就“起復”與“收葬”聯合起來看 其存在著時間上與邏輯上的矛盾

一、時間上的矛盾

按:《燕都日記》謂“辛丑十三日” 但是並沒有看到哪家史料還有記載“辛丑十三日”完全相同的字樣 而其他有記載“起復”的史料 或者直接說“十三日” 比如《烈皇小識》謂:“十三日,各城門分設紅夷大礮給守城軍,...是夜,上命襄城伯李國禎團練京營兵,又命太監曹化淳督理城守。” 並不說干支時辰

或者乾脆用干支表示 而不明確 如《崇禎實錄·卷之十七·懷宗端皇帝十七》謂:“庚子,寇薄近郊,...上日召對,...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守城。”

或者有記載“壬寅十四日”的 比如《石匱書後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紀》謂:“十四日壬寅,日月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南京孝陵夜哭。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

《小腆紀年·卷第三》亦謂:“壬寅十四日,明南京孝陵夜哭。...明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賢屍。”

《國榷·卷一百·思宗崇禎十七年三月》謂:“十四日壬寅,召前太監曹化淳等守城。”

《石匱書後集·卷第一·烈皇帝本紀》謂:“十四日壬寅,日月兩旬無光,是夜風色陰慘,......南京孝陵夜哭。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又命收葬魏忠賢骸骨。......“十七日午時,......須臾,賊大至,環攻平則、彰義二門。城外三大營皆潰。”

又《罪惟錄·帝紀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紀》謂:“已巳,賊數十萬薄京城,環攻九門,烽火照宮中。次日,召對後,...城外三大營潰降賊。傳命內臣守城。”“丙午,日色無光,天氣陰慘,人心愁惑,彰義門開。”

從《明季北略·卷二十》對當時時間明確記載來看:“十三城門設砲,辛丑。”“十四孝陵夜哭,壬寅。......召舊司禮太監曹化淳戴罪守城。上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十五日居庸關陷。......十五日癸卯。”“十六報賊焚十二陵。甲辰黎明。”“十七賊圍京。乙巳,上早朝。......俄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十八日申刻外城陷。丙午早。”

所以可以通過以上對比發現 這些正史也好 野史也罷 在對時間上的記載 完全處於混亂狀態

最後通過《明史·卷二十四·本紀第二十四·莊烈帝二》嚴謹考證來看 似乎才是定論 曰:“乙巳,賊犯京師,京營兵潰。丙午,日晡,外城陷。是夕,皇后周氏崩。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

至於曹化淳開彰義門一說(見上) 王世德《崇禎遺錄·十七年甲申》謂:“外城西南隅,地名煙閣,皆回回所居。十八日,賊攻廣寧門急,群回倡亂開門,外城遂陷。次日,賊自東直門角樓緣城而上,大城遂陷。野史雲宦官獻城,非也。”

清人館臣修《明史》 多加考據 最為嚴峻 而總結說:“廣寧門之啟,或曰太監曹化淳獻之,或曰化淳實守東直門,而化淳入國朝(引者按:清朝),上疏奏辨甚力,時倉卒莫能明也。”( 《明史·卷三百五·列傳第一百九十三·宦官傳二·高起潛傳》)

以上史學家之中 嚴謹治史的其實只有談遷與查繼佐 谷應泰 計六奇稍遜之 而偏偏在時間結構上唯獨談遷與查繼佐處於當時歷史背景下(談遷萬曆二十一年生 查繼佐萬曆二十九年生)並且兩人都作為明朝官員的身份 進入政治中心的存在(遷在閣臣高宏圖門下 又為吏書張煌言器重 舉中書舍人 意與修史 未果)但他們兩人對其事並不提及 或者只是說“或曰”

查繼佐言“詔襄城伯李守錡子國禎及都督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等提督京營五萬,背城守,輒潰不用命。復令御史王章等督內臣守。”(《罪惟錄·帝紀卷之十七·毅宗烈皇帝紀》)

談遷則曰“申刻,彰義門啟。或曰:太監曹化淳獻城開門也。”(《國榷·卷一百·思宗崇禎十七年三月》申刻條) 談遷以“或曰”而言 亦頗疑之

結論是:可以肯定除了《明史》《崇禎遺錄》以外的史學論著 他們在時間上的記載所存在的錯誤 近似於一種“道聽途說”的情況 甚至如談遷也墮入其中 但好在他在以後的記載中用了“或曰”二字 他們對當時歷史的記載並不嚴謹 即不準確 故而所謂讓曹化淳守城與令收葬魏忠賢遺骸都不準確

二、邏輯上的矛盾

以上史料記載曹化淳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因傳諭收葬忠賢遺骸。” 就邏輯上來講 其實存在就著的極大的矛盾

按曹化淳在光宗時已經在王安門下為親信 而魏忠賢為了掌握內廷權力 曾聯合客氏對王安進行殺害 奪取其秉筆太監的權力(其時 熹廟欲進掌印 安稍辭之 二人遂陰語熹廟許之) 而曹化淳對其上司王安又是很忠敬的

按:《酌中志·卷九·正監蒙難紀略》曹化淳上疏崇禎帝為王安請正名 建立祠廟進行祭祀:“今上登極後即霑恩恤,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

再加上魏忠賢也對王安手下的一群宦官進行迫害而肅清 其中就包括曹化淳

同書《卷九》又謂:“其名下惠公進皋、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晝則墩鎖,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

基於以上兩種情況 鑑於自己曾經忠敬的上司王安遭到殺害與其自身遭到如此殘酷用刑的打擊 又怎麼會再為魏忠賢說天大的好話?如此大仇 邏輯上如何說得過去?

一則《小腆紀年·卷第三》在記載說:“明起復太監曹化淳守城,收葬魏忠賢屍。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因傳諭收葬忠賢遺骸。” 但作者徐鼒卻說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馮夢龍說的 我只是拿過來用用 徐鼒謂:“考曰:本馮夢龍'燕都日記。' ”但是徐鼒不知道 連馮夢龍都是抄錄 也就是說 這並不是出自他自己筆下的史書 他自己對這個《燕都日記》作者是誰也不知道 馮夢龍只是摘錄進入《甲申紀事》而已 其《甲申紀事》尚且屬於野史稗乘 何況佚名之《燕都日記》呢?

二則姑且按崇禎十七年三月壬寅十四日 而這距離大明帝國京師十七日被李自成起義軍圍困還有三天 而李自成已經於十五日攻破居庸關 局勢洶洶 以崇禎的作為 哪裡還有心思為魏忠賢收遺骸?並且按崇禎“剛愎自負” 在對深惡痛決的魏忠賢閹黨進行肅清以後 如何會承認自己的錯 再去為魏忠賢翻案?

故而當時擔任錦衣衛僉事的王世德著有《崇禎遺錄·十七年甲申》證實道:“野史有上命收魏忠賢骸骨一說,不知何來,荒謬不足辨。”

《崇禎遺錄》在編者說明一欄有云:“王世德,......崇禎時官錦衣衛指揮。......據其子王源《居業堂文集》稱,王世德'常居宮中宿衛,於崇禎朝廷禮儀大典、政局變化皆'委備詳核'” “崇禎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世德在職,躬遇非傳聞也。””基於這種情況 有必要相信其中相關記載

當時國家破亡 腐敗的士大夫階級意圖把亡國的大罪推卸給“臭名昭著”的宦官而謾罵詆譭 “作者欲為大臣迴護,置本兵、總協、文武大僚不問,專責宦官,宦官何足輕重乎?” 故而“以書生譾陋之見而為私人標榜之詞,真堪浩嘆。” (《崇禎遺錄·十七年甲申》)誠如王世德所言

在明清之季文人墨客的筆下 透露著一種社會轉型與文化的變遷 他們士大夫階級大多數腐敗已極 對於國家大事 完全不知為何物 只知道富貴而已 這方面的史料比比皆是 但取《南疆逸史·卷五十三·列傳第四十九·武臣·鄭遵謙傳》曰:

“明之紳士,大約榮利祿,趨聲勢,私妻子是計耳。寧有君父之戚,家國之感乎哉!故闖至則降闖,獻至則降獻,一降不止則再,其目義士皆怪物耳!”

蓋僕考證至此 非必為曹化淳證誣 乃就史實中經過者言之 以旁證“魏忠賢不死 大明不亡”之謬論 乃識者自知之耳






張洵美


不請自來,我來回答

首先;

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自縊身亡,大明滅亡歷經276年。死前披髮掩面,留言曰,任而分朕屍體,不可傷害百姓,諸臣皆可殺,為何崇禎死前如此痛恨自己的臣子!

反過來我們在看一下魏忠賢。

魏忠賢此萬曆年間進宮,歷經萬曆,天啟,崇禎三朝,東廠廠公,閹黨之首,權傾朝野,隻手遮天,結黨營私,慘害忠良,使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只知有魏忠賢而不知有皇上。

崇禎二年,魏忠賢被崇禎皇貶為庶人,發往邊疆路上自縊而亡,其黨羽亦全部遭到清算。

魏忠賢雖惡貫滿盈但其有一優點那就是他出生底層,對百姓苦難深有了解,對官商勾結極為痛恨,所以掌權之後嚴厲打擊士大夫階層,增加南方富商稅收(這在萬曆年間富商受到士大夫階層的保護,一直未曾交一分賦稅)軍事方面也絕不糊塗啟用毛文龍,重用袁承煥等等——魏忠賢把持朝政時期雖禍亂朝廷但也同時打壓了士大夫階層,朝廷四面開戰但軍費從未短缺。簡單說就是小事睚眥必報,大事從不不糊塗知道孰輕孰重。

魏忠賢一死,士大夫從新掌權,用兵不減,南方賦稅取消只能增加農民賦稅,百姓苦不堪言,陝北地區率先起義

農民軍李自成和遼東金軍兩面作戰名庭缺財政逐年吃緊,最後甚至到了發不出軍餉的地步,

崇禎本想和金軍議和大臣們反對,李自成逼近北京,崇禎想要南逃大臣們不語,此時的崇禎帝才想起魏忠賢,死之前大罵;諸臣誤我

而明朝滅亡前幾年崇禎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命人收集魏忠賢遺骨,重新葬之

貼身太監曰;忠賢在事必不會如此!




外太空的首富


因為到臨死的時候,一切才豁然開朗,看明白了很多事,知道了帝王之術玩政治這東西要懂得互相牽制,平衡權利,不能一家獨大。後悔幹掉了槓桿的一側,讓大明江山失去平衡,兩百多年的王朝轟然倒塌。修墳墓也是悔不當初的一種方式罷了。可是一切都是然並卵,改變不了大清入關的歷史。





酒鬼奧特曼


死前被公佈罪狀、發配鳳陽,死後被碎屍萬段、懸首示眾,崇禎上臺後對魏忠賢的這一系列處置,在給當時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他贏得了聖明之君的歡呼頌揚。然而,十七年後,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禎卻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

  每次讀《明史》讀到這裡的時候,筆者總要驚訝一番,沉思一番。驚訝的是,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進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兵遣將上,居然還有閒心做一件與禦敵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麼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並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小ELEVEN


一個帝皇,既要有人才,也要有奴才。魏忠賢既是奴才,也是人才,真是難得。像《紅樓夢》裡的王熙鳳一樣,既逗賈母開心,是主子的開心果,她在,笑聲不斷。又有管理能力,殺伐果斷,把賈府打理得井井有條,把趙姨娘等不聽話的人修理的服服帖帖。





朵朵佬爺


不知道題主從哪裡得到的資料,我翻閱了能夠找到的書籍,都沒有找到這個記載。 首先,先看正史的記載。

本紀二十四,莊烈帝第二原文,丁未,昧爽,內城陷。帝崩於萬歲山,王承恩從死。城中大亂,皇帝百官都在倉皇逃命,竟然還有時間去給魏忠賢遷墳,於理不合,也不符合崇禎的性格。

其次,再看明末清初的史學家計六奇撰寫的《明季北略》中的記載。丁未五鼓,上御前殿,手自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散遣內員,手攜王丞恩,入內苑,人皆莫知。上登萬歲山之壽皇亭,即煤山之紅閣也。時上逡巡久之,嘆曰,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無一人相從。己而太息曰,想此輩不知,不能遽至耳。遂自經於亭之海棠樹下。

再看無名氏編的《崇禎長編》殘本,僅剩下崇禎十六年十月到十七年三月的記錄。也沒有記載。

即便清朝張廷玉編明史時年代久遠,可信度不大。作為明朝遺民的計六奇所寫的明季北略,可信度應該很大。

再分析崇禎皇帝的性格,剛愎自用,即使錯了都不會認錯,何況推翻自己最大的功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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