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洪耀，國家一級編劇、知名電視策劃人，中國電視界環球拍片第一人。從事電視採編33年，策劃製作電視劇、專題片、紀錄片，專欄節目，出版發表數百萬字小說、紀實散文，代表作《真話俱樂部》、《走路長征》、《混血兒》和《笑傲東非》等。1995、1998和2000年，劉洪耀三進非洲拍片，深度親歷非洲十來個國家、地區，他用詼諧生動的筆觸，以親身體驗的視角，勾勒出一個個性化的非洲，本文選自劉洪耀近期完成的《東非、北非採訪歷險記》，以饗讀者。
坦贊鐵路，可以說是國人心中頗具知名度的外國鐵路了，它的起點是坦桑尼亞的前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終點為贊比亞的首都盧薩卡。它是中國援建的，被譽為友誼之路、自由之路和希望之路。當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這條鐵路就已如雷貫耳，那時我沒想到，有一天我會親自去東非看看這條鐵路。
“中國，好”
1995年12月5日下午，我們四川省政府新聞採訪團一行匆匆結束了在桑給巴爾島的拍攝，返回達累斯薩拉姆市，在如河流一樣快速奔騰的車河中，趕赴達累斯薩拉姆市西邊的坦贊鐵路車站。我們將第一次在國外乘坐列車，到坦桑尼亞中部基漢寺草原採訪，那裡有中川國際公司的電站工程。
中國在非洲搞了很多大型援建項目，在非洲當地人民心中樹立起了非常好的形象。在東非三國採訪的日子裡，當地老百姓都會激動地誇耀——
“中國，好！”
“周恩來，好！”
在海關、過邊境、進動物園、逛博物館，只要一提起卡薩拉尼、坦贊鐵路，他們會優先放中國人進去，並享受當地人的收費待遇，弄得同路的西方人云裡霧裡、不知究竟。古人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是也。
我們去採訪的那個地方，離達累斯薩拉姆市有500多公里。進站前，我們聽中國專家介紹了坦贊鐵路的管理情況。當我們和當地人一起排隊進站時，心中有一股強烈的自豪感。站臺上，一個黑人列車員給了我們一個驚喜。
他大聲地用普通話和我們打招呼：“你好，朋友，到哪裡去？這是去盧薩卡的車！”
“我們去姆林巴。”
黑燈瞎火的小站
我們上了火車，車廂很擠，一個包廂四個鋪，跟國內的硬臥差不多。
列車在天色將晚的時分啟程，穿越坦桑尼亞那片大草原。車廂晃動得厲害，車速比我想象的快。看著窗外那些飛速後退的晚霞、草叢樹木、非洲人的小草屋，以及向我們友好地揮手的非洲當地人，一種特別的情愫油然而生。在非洲，這種歷史性的聯絡感非常強烈。
當晚，我們一行人在一個小站下了車。黑燈瞎火的，沒有一箇中國人。我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我們沒辦法和草原裡的工程隊取得聯繫，在這個沒有警察、沒有電話的地方，萬一出點意外，如何收場？
原來，坦桑尼亞通訊不太發達，電話一直打不通，即使打通了，在噪聲中，我們到達的時間對方也聽不清楚。工地上來接我們的汽車直到凌晨3點40分才開來。汽車開了近兩個小時，我們才到達基漢寺電站工地。
第二天上午醒來，我們才看清楚此地到底什麼樣：這裡雜草叢生、赤日炎炎、荒無人煙、動物出沒。一群來自中國四川的工人，正在這裡建設電站。他們下了飛機直接來到基漢寺，連達累斯薩拉姆是什麼樣都不曉得。有一個工人，把他每天抽的煙盒整整齊齊碼在工棚角落；另外一個工人，在這裡飼養了一隻小猴子。即使生活再苦，他們也堅強地做下去，既為了國家的榮譽，也為了養家餬口。
為了採訪他們，拍攝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我們和他們一起上工地、吃食堂，在草原深處的工棚裡，我們共同生活了兩天兩夜。我們真正體會到在國外搞承包建設的點點滴滴，並開始去理解當年修坦贊鐵路的歲月。
所以，當我們從基漢寺工地返回達累斯薩拉姆後，專程到位於西郊的陵園，向長眠在那裡的60多位中國工程人員致以遲到的敬意。
記得那天的天氣一反常態，強烈的陽光沒有了，天上佈滿了厚雲。當我們的小車駛進陵園時，絲絲細雨紛紛揚揚地灑下來。我們心情沉重，緩步走進鮮花盛開、松柏長青的陵園。我們幾位記者均來自四川，此時在異國他鄉，發現墓碑上的名字多是三十來歲的四川老鄉時，禁不住更有一番愁緒上心頭。我們在陵園紀念碑前一次又一次地鞠躬，以表達我們對這些獻身於國際友好事業的同鄉的深深敬意，並用攝像機記錄下了這些非凡而又無名的先驅者：羅毓升，33歲，成都人；劉光福，25歲，樂山人；向永舉，34歲，南部人；戴先利，26歲，江津人；……
1996年3月30日晚，以上內容在四川電視臺《熒屏立交橋》節目中播出了。沒想到，就在成都，有一位觀眾，羅毓升烈士的妻子，她第一次看到了丈夫在東非洲的歸宿地……
鏡頭勾起了她對親人深深的懷念。我們到她家裡，拍攝了她收存的烈士照片，欣慰地得知，烈士的兒子後來考上北京一所高校，畢業後去國外留學，現在科威特的中國公司承包項目上做項目經理，子承父業。烈士在天之靈有知，也當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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