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科技史的人一定对以下的句子很熟悉：
神学是哲学之母，哲学是科学之母。
哲学从神学中分离，科学从哲学中分离。
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本人以前的认知是是：
但最近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回溯了一下所学过的科学知识，我认为它们的关系应该是这样：
最明显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定律，原理，公理。
它们都源自于我们的经验，经过无数次的“验证”，仍然无法证明或证伪。即使到了相对论对牛顿经典力学形成冲击，也仍然如此，只不过引入了“有效”或“生效”的场景或情形。
但习惯了科学的人们，会把它们当作空气一样的存在，丝毫不会察觉，这是一种“强大”的假设，随便地抖动一下，整体科学的体系就会受到威胁。最经典的莫过于三次数学危机，和物理学的两朵乌云。
《中国科技史》的作者很迷惑，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答案其实就包含在面对经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上。
在中国，有诸子百家，有三教九流等等之说，无论哪家学说，除了佛，基本上都有道，气的概念。道和术是一种抽象与具象的关系，同时也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具象中总能看到抽象，主观中总能找到客观。这是一种极其普适的方式，这也是一种极大地压缩经验的方式。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和普及，大家都知道求道，不能过于执着于形体，也就是科学执着的结构。
中国文化主张：道决定着世间一切，道不可改变，只有顺应，道可以通过观察万物而求索，看得见的世界都有无数的形体可供我们的观察而不能穷尽，如儒家心学就很反对格物致知，很少人会往比肉眼更小的地方上看，因为看得越细，迷惑越多。所以对于宏观，中观的把握是中国文化的主基调，对于微观的事情总是有意无意地避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从人出发，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现象，所以在讨论道和术的问题上，道是唯一的，术是不唯一的，所谓的分术，如医生，风水师，巫师等，就是以人的需求为主要划分手段的，医生是为了恢复病人的健康。人有多少种需求，那就会有多少种术，而这些术，都是从道中来，然后它们会背着相同的模式和范式，也会有相同，或类似的概念和方法。
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分术，接下来才是分科和分工，这与西方的科学的思维过程恰恰相关，分科是确定研究对象，客观对象为第一出发点，而后才产生理论，最后才是应用后造成分工。
科学的发展是一种挟持人类向前的发展方式，因为此时的人类会因为有了理论，有了技术，而拼命地为它们能落地”制造场景“，它必须宣传它的好处。当所有的方向都开出科学的花朵时，其实人们已经没有心思去欣赏，而是被迫成为这一朵朵花朵的肥料。如果科学是一辆飞奔中的汽车，那么这辆车需要一个制动方式，不然只会成为压迫人类的一个工具而已。
回到医学，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冲突正交织。一边是以科学为主导的研究机构和管理机构，一边是以临床为主导的医生和病人。到底是以人为先，还是科学为先？
以科学为先的现代医学，有着种种的理论，疗法和药物，每一个概念，都与别的科学技术一样，以落地应用和“生产”为基本目标，病人只是他们落地场景，所以他们需要极大化这个场景，因为没有一个疗法是为了只治疗一个病人而研究，没有一个药是只为了治疗一个病人而生产。就如没有工厂会为一个人定制一双鞋子，一顶帽子一样，只有作坊会这样做。
为什么不能为一个病人而研究一种药物或多种药物？为什么不能为一个病人研究一个疗法或多种疗法？从病人的角度看，这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成本和疗效。很明显，按照科学的思路是：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方向，一个高社会成本的方向。
医生面对一个充满不确性的问题，怎么能控制成本？只有“限定”，也就是人为地减少不确定性。如分科，专治一种病，或一类病。如限定诊断的时间和次数，医生可以采用一次否决权，让为病人的病自己不能治。
疗效或药效，也被称为质量，它应该如何保证？质量这个问题词本身就是源自商品交易，只有把医疗当作一种商业行为——交易才需要质量。过去，药品和疗法都是医生整体提供的，医生以个人的诚信为基本担保，因为当时医生一般不会四处乱跑，四处乱跑的被称为“游医”或“郎中”。西方随着工业和化学的发展，医生已无力承担所有的工作，药物的生产由药企垄断；东方也类似，中药出现专门的炮制工艺，医生只要确保药品可用即可，但医学仍然可以自采药物进行加工，没有被垄断的困境。
但是偏偏类似于作坊的中医可能可以达到一人多药多方的低成本，高疗效的情况，一人一方，一人多方等现象，明明是一个优点，却被诟病为“不科学”。
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以前，发明家，也就是应用科学知识的人是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如爱迪生，接着就是将人的生产和应用深度优化的人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如福特，后来就是将人的需求和生产深度优化的人引领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如乔布斯。
可以结合简单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来理解社会的变化。
1、当社会动荡时，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引领社会进步。
2、当社会初步稳定时，杰出的经济学家规或划师引领社会进步。
3、当社会恢复基础时，杰出的发明家引领社会的进步。
4、当社会发展时，杰出的生产管理者引领社会的进步。
5、当社会繁荣时，杰出的产品者引领社会的进步。
当社会繁荣时，社会的发展会重新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点上，生产方式，生产效率不再是唯一的标准。个性化定制，限量版产品就是这个观点转变的表现。对于治病更是如此，病人的需求只会越来越高，越来越偏向个性化，但是即使私人医院发达的美国，所谓的个性化医疗也是紧紧地被捆绑着。捆绑的绳子正是为了监管大批量生产的工具：盲实验和对照实验。
但是，“作坊”经济会重新兴起，人的要求会越来越多样化，此时一刀切的方式会显出明显的滞后，同时大产生的既得利益者也会阻挠“作坊”重新兴起，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利用标准，提高作坊的成本，直接把作坊拖跨。
大产生会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如通信业，如水电业，如运输业；就如酒，酱油等是餐饮业的上游，必定会被下游的餐馆的所影响。对于医疗也一样，如果能重回组方的方式进行治疗，医生作为下游更接近终端客户，可以更自由地控制成本，对于“特效药”的需求就会大大的降低，药企只能从事生产大批量低利润的药物或物资。
这不一定是事情的全部，但应该是事情发展的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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