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strong>19世紀20年代，美國應稅進口產品的平均關稅率持續提高，從1820年的25%左右提高到1830年的62%，這是美國曆史上的最高關稅率。這一變化趨勢背後是什麼樣的政治力量？為什麼會導致南方地區如此深刻的敵對情緒？
<strong>1824年和1828年的美國關稅法案比之前的爭議要多得多，部分原因是它們並不反映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需要。美國聯邦政府在1822年後實現了財政盈餘，到19世紀20年代末，國債基本上還清。此外，由於1819年金融恐慌後的經濟蕭條，1820年通過關稅法案的行動很容易讓人理解，然而1824年和1828年的關稅法案都不是為了應對廣泛的經濟困難，而只是國內生產商為儘可能保護自己免受外國競爭，以及政治家希望通過維護這些利益群體而撈取政治好處的強勢行動。
美國關稅示意圖
19世紀20年代，美國南北雙方對美國關稅問題存在嚴重分歧
<strong>19世紀20年代，美國南北雙方對美國關稅問題存在嚴重分歧：支持把財政收入作為關稅唯一目標的人，以及支持利用關稅保護國內產業的人。財政收入派的支持者主要來自美國南方，希望政府權力有限、規模小、勤儉節約。美國南方承認進口關稅是聯邦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不能完全取消，但並不希望政府用高關稅扶持特定產業。他們建議所有進口產品都適用稅率適度的統一關稅，大致在10%~20%。
相反，保護性關稅的支持者贊同亨利·克萊的說法："關稅的唯一目標是為了促進美國工業的發展而對外國工業產品徵稅"。總體上，這類支持者來自北方和中西部，希望對不同產品徵收不同關稅，取決於對國民經濟的重要程度。他們一般主張對製造品使用的原材料實行低關稅，對最終產品實行高關稅。
美國關稅示意圖
<strong>他們的目標是利用國內原材料在國內生產最終產品，而不是送到國外加工，再把最終產品進口回來。對最終產品的進口關稅應該足夠高，以確保面臨外國企業競爭的國內廠商能持續經營。他們還希望採取從量稅的形式，以取代從價稅。他們相信從價稅會激勵進口商低估產品價值以便避稅，而從量稅可以防止上述欺詐行為。
此外，假如進口產品價格下降，從量稅的從價等量將自動提升，由此保護國內產業免受降價衝擊。從量稅還會模糊進口產品的稅負程度：假定對鐵的從量稅設定為每噸10美元，如果沒有進口鐵的價格信息，就無法判斷這個稅率是高是低。
1812年英美戰爭示意圖
在1812年英美戰爭之前，平均關稅率較為適度，因為南方的農產品出口利益群體與新英格蘭的商業航運業利益群體合作，壓低了關稅。中大西洋各州的工業利益群體（如賓夕法尼亞州）在國會是少數派，缺乏實施保護性高關稅的政治實力。
<strong>在1812年英美戰爭後，上述產業和地區的政治權力平衡發生了轉移。新英格蘭的商業航運業被當地的製造業利益群體取代，特別是棉紡織業。新英格蘭的製造業增長與航運業和造船業的相對衰落使該地區從支持開放貿易，轉向支持保護性關稅，當然其議員還往往根據各自的選民基礎而傾向不一。
中大西洋各州給保護主義法案提供了最主要的政治支持，因為它們是其他國內製造商的基地，如制鐵業和玻璃工業等。雖然紐約的商業群體有航運業的利益訴求，主張低進口關稅，中大西洋的大多數其他州卻堅決支持提高關稅。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區域示意圖.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是提高關稅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因為許多最早的製造商位於費城附近。早在1810年，費城就佔全國製造品的約20%，鐵產量更是超過40%。賓夕法尼亞州還是全國人口最多的州之一，在眾議院有數量龐大的議員為高關稅而奮鬥。
<strong>在整個南北戰爭之前的時期，南方都不屈不撓地反對保護性關稅。該地區依然出產大宗農作物，尤其是棉花和菸草，嚴重依賴對外國市場的出口。南方強烈譴責高關稅是地方色彩的立法，以犧牲南方農業為代價扶持北方的製造業。
他們聲稱高關稅打壓了出口農產品的價格，又抬高了消費的進口製造品價格，給南方帶來了毀滅性的負擔。南方各州幾乎一致投票反對任何提高關稅的議案，只有路易斯安那州例外，那裡主張為其食糖業利益群體提供保護性關稅。
美國貿易商船示意圖
19世紀20年代美國中西部對高關稅的態度很不穩定
<strong>美國中西部地區在19世紀20年代與貿易的利害關係較為複雜。肯塔基州是主要的大麻種植區（用於製作繩索和棉花袋子等），俄亥俄州則是重要羊毛產地，這兩種原材料都面臨一定的進口競爭，因此，其議員傾向於支持提高關稅。伊利諾伊州和印第安納州則生產小麥和麵粉，面臨潛在的巨大外國市場，但高昂的運費與英國的關稅卻妨礙這些產品尋找海外消費者。
<strong>總體看，中西部與貿易相關的經濟利益訴求不像北方或南方地區那樣定義鮮明，因為其地理位置使之在一定程度上與對外貿易無緣。當然，到19世紀40年代後，運輸費用的降低帶來了改變。
<strong>中西部的相對封閉讓它在美國貿易政策中佔據了獨特的地位。鑑於北方和南方都沒有在國會擁有絕對多數席位，中西部便掌握了關鍵的搖擺票。北方控制的參議院席位不到半數，在眾議院雖然有略微多數的席位，卻往往由於不同政治利益而存在分裂。南方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席位則均少於40%。
美國中西部區域示意圖
於是，南北雙方都需要中西部的支持，才能通過其立法議案。美國中西部的政治力量在南北戰爭前的時期處於增長中，主要伴隨著北方的相對削弱。到1850年，中西部在國會控制的席位已超過1/4。由於在許多議題上，除了關稅，還有奴隸制等，該地區處於相互對立的南北方的中間位置，因此成為政治體系中的關鍵角色。
美國參議院成為這一時期激辯貿易的主戰場。在1824年和1828年，參議院的投票基本一模一樣：大約2/3的北方參議員支持提高關稅，南方參議員則幾乎一致反對。來自中西部的參議員投票支持，對法案的通過至關重要。<strong>如果不是中西部的投票，南方本可以阻擋關稅的提高。
支持高關稅的北方勢力如何能說服中西部議員投票贊成與其經濟利益沒有直接關係的關稅法案？原因之一是中西部在對他們關係更大的一個議題上能獲得回報，那就是國內的建設改造。中西部強烈支持聯邦政府在運河、道路和其他交通改造上的支出，以改變該地區的經濟封閉狀態，把勞動力和資本從東部吸引過來。
美聯邦地圖示意圖
中大西洋地區同樣贊成這些支出，因為其地理位置使它成為中西部的理想運輸出口，可以獲得更大比例的聯邦預算投入。已經建成了伊利運河的紐約州與地理上同中西部分離的新英格蘭對聯邦建設支出則不那麼熱心，但北方各州普遍同意把高關稅帶來的更多財政收入用於國內改造項目，以換取中西部在國會的選票支持。
<strong>因此，北方與中西部的聯盟看似相互咬合的體系，用支持關稅的投票換取支持國內改造的投票，但如果關稅議題可能與國內改造脫鉤，就具有潛在的不穩定性。南方很清楚這一潛在弱點，試圖用兩個議題的分離來瓦解該聯盟。南卡羅來納州的參議員威廉·史密斯就機智地發現："把關稅毀掉，就沒有資源開展國內改造；如果把國內改造毀掉，也就沒有動力支持關稅。"
美國南方區域示意圖
19世紀20年代美國南方為何反對高關稅制度？
<strong>19世紀20年代，美國南方對高關稅和國內改造支出都激烈反對：這樣的支出已經成了維持高關稅的理由，而高關稅產生的富餘財政收入又只能用於國內改造支出。南方反對保護性關稅，是因為關稅促進的工業基本上都位於北方，與南方作為出口產品生產方的經濟利益直接相悖。
南方還反對國內改造項目，因為其地理位置難以獲得聯邦在此類項目上的任何投入。該地區不適合修建從西到東的運河，當地的棉花和菸草在東南沿海已經有了便利的出海口，密西西比河與新奧爾良則可以作為內地農產品的外運通道。
<strong>總之，美國南方把進口關稅視為給北方造福卻讓自己承受的負擔，以及造成南方經濟困難的重要因素。後來成為總統的弗吉尼亞州參議員約翰·泰勒如此簡明地概括該地區的看法："保護性關稅是美國的災難與衰敗的原因，關稅抬高了我們所購物品的價格，打擊了作為我們產品買入方的外國的購買力，削弱了海外的需求。"
美國關稅示意圖
<strong>美國北方要求提高關稅與中西部要求增加國內改造支出的壓力，讓南方對國家政治的墮落現狀感到失望。在關稅事宜上，南方一場接一場地輸掉，導致南方反對關稅的態度也變得愈加激憤。南方對自己受到其他地方壓迫和剝削的一貫說法，變得更加尖銳。南卡羅來納州比其他南方州走得更遠，公開表達了對國家政策走向的擔憂。如果賓夕法尼亞州是北方保護主義支持者的大本營，那麼南卡羅來納州就是南方低關稅主張的堡壘。有多種因素的組合讓該州比其他南方州更走向極端。
<strong>19世紀20年代當地棉花經濟的糟糕狀況是南卡羅來納高度敏感的原因之一，棉花價格在1819年和1825年的兩次暴跌雖說對所有生產者都有影響，南卡羅來納的種植園主所受打擊卻尤其劇烈。第二次價格暴跌正趕上該州上部種植園的土地日趨耗竭，而且隨著棉花種植向西南部的亞拉巴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更為肥沃的地方轉移，國內競爭也在加劇。
美國南方種植園示意圖
在北方經濟實力相對南方持續增強時，高關稅成為南方種植園主遭遇經濟困境的標準解釋。南方對此又能如何應對呢？作為國會的少數派，他們沒有足夠的票數決定政策。他們也承認，要說服來自制造業各州的國會議員接受南方的關稅政策主張是不能指望的。
於是作為國會中的少數派，南方沒有希望改變導致高關稅的政治力量格局，有關違憲的討論也未能引起對該政策的任何反思，其選項只有屈服或反抗。屈服會導致聯邦專制，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有關南方應該考慮脫離聯邦的觀念開始興起。
美國聯邦地圖示意圖
<strong>美國南方認為，如果用高關稅剝削南方的做法持續下去，南方就要被迫衡量美國聯邦的真正價值，這樣一個極不公平的聯盟對南方到底有何意義？南方為什麼總是輸家，而北方總是贏家？如果北方要做南方的主子，命令南方成為其附庸，維持這樣的美國聯邦對南方是否值得？
<strong>這種不滿情緒背後的一個根本因素是北方在財富和收入上不斷超越南方。1774年，南方在收入和財富指標上遠遠領先於北方；到19世紀40年代則遠遠落後。經濟地位的相對衰落讓南方痛心，他們擔心政治權力也會被壓縮。在輸掉19世紀20年代的關稅鬥爭後，南方看到自己在聯邦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下降，害怕在國會永遠變成受圍困的少數派。實際上，許多南方人可能不那麼關心關稅給自己帶來的損失，而更加在意人口和財富不斷增長的北方獲得的優惠。
美國南方奴隸示意圖
高關稅可以更有效干預南方奴隸制
<strong>當然，在南方極端反對19世紀20年代關稅法案的背後還潛伏著其他因素。許多南方人相信，關稅只是決定聯邦政府是否有權廢除奴隸制的鬥爭的第一波衝突。因此南方也就把抵制高關稅當作保衛其特殊制度的第一道防線。
南卡羅來納州的詹姆斯·漢密爾頓把圍繞關稅的爭吵稱為“前哨站爆發的戰鬥”，如果美國南方能在這裡擊退敵人，堡壘就能保持安全，這個堡壘就是奴隸制度。<strong>他與同僚認為，高關稅造就了一個更強勢的聯邦政府，可以更強力地干預奴隸制。
在關稅鬥爭中，南方實際上是在為實現一個有限政府而戰，以維護各州的權利，反對最終會被用來消除奴隸制的無限政府的權力。威廉·史密斯鄭重指出："授權國會提供'整體福利'的憲法條文……給你帶來了關稅，以對你徵稅來扶持腰纏萬貫的製造業。一旦北方各州……完成國內改造升級，關稅還將使你的政府分裂，或者把你的奴隸變成你的主人。"約翰·蘭多夫則警告說，可以隨意決定在任何地方修路的國會也能"解放美國的所有奴隸"。
美國南方奴隸示意圖
<strong>奴隸制對南方的經濟重要性遠遠超過了保護性關稅對其收入的影響。1860年，奴隸作為財產的總價值達到30億美元，接近美國國民財富的20%。奴隸的價值比鐵路和製造業投入資本的總和還多出50%，這還沒有計算南方種植園佔有的土地的價值。奴隸制產生的收入流使南方白人的總體人均收入幾乎與北方白人相當。在七個產棉州，接近1/3的白人收入來自奴隸勞動。可見奴隸制對許多南方白人的經濟狀況和收入水準至關重要。
對這種生活方式的唯一真正威脅來自北方。廢奴運動的力量增長對富裕的南方白人構成了直接挑戰。南卡羅來納州對此又再次表現出特殊的敏感，該州的黑人人數遠超白人，一直擔心爆發奴隸起義。<strong>如果聯邦政府不承諾尊重各州的權利，南方人擔憂其權勢的擴張可能影響現狀的穩定。
美國南方奴隸示意圖
與此同時，北方毫不同情南方的處境，並對南方就關稅暴政的歇斯底里式抱怨越來越感到厭倦。美式體制的支持者公開宣佈，相信保護性關稅對全國的所有地區都有利，完全不理解各種小題大做的吵鬧。他們辯稱，保護性關稅只是把對棉花的需求從英國轉移到美國的工廠，需求總量不會有任何減少，完全忽略了英國的紡織品是出口到全世界，而不僅僅是對美國市場。
<strong>隨著南方對關稅的指責變得日益刺耳，北方也更加怒氣衝衝。北方的議員開始把自由貿易與"奴隸主的權勢"等同起來，斥責懶惰的南方種植園主利用奴隸的艱辛勞動獲取財富，卻自私地抗議關稅給北方的自由勞動力與企業主的工業投資帶來的保護。
美國國會示意圖
結束語
美國南方曾強烈反對1824年關稅法案，對1828年法案更是無法容忍。此後南北關係急劇惡化。還有兩個政治因素促成了1824年與1828年的關稅提升，給即將到來的危機推波助瀾。
<strong>第一，美國國會在制度上沒有管理和控制好關稅事務。籌款委員會與製造業委員會爭奪為眾議院起草關稅法案的主導權，成了更大的地區衝突的縮影。作為1802年起設立的常設委員會，籌款委員會在傳統上擁有提交關稅法案籌集財政收入的特權。
可是在1819年，眾議院議長亨利·克萊設立了一個獨立的製造業委員會，其中充斥著高關稅擁護者，並開始把關稅議題委任給製造業委員會，從而繞開了較為中立的籌款委員會。製造業委員會提交了爭議較大的1820年、1824年、1827年、1828年、1830年和1832年關稅法案。籌款委員會最終促成了1833年的妥協方案，由此重新確立了該委員會在貿易政策方面的權威。採取較為溫和路線的籌款委員會在19世紀20年代對該議題失控，讓高度分裂的地方政治變得不可收拾。
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畫像示意圖
<strong>第二，這一時期尤其缺乏總統的領導力。在那個時期，固然不能指望總統對法案制定發揮積極作用，但他們可以利用給國會的年度報告表達立場，從而幫助管控衝突。由此可見，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如果更關注這一議題，本可以更早緩解地區間緊張關係。<strong>事實上，總統是能夠平息南方不滿情緒的唯一人選。但不幸的是，傑克遜總統在第一個任期內沒有在關稅爭執中採取決定性行動，給了南卡羅來納州的拒絕執行派最充分的理由攻擊希望獲取聯邦政府援助的對手。
參考文獻：
《美國史》
美國《1820年關稅法案》
美國《1824年關稅法案》
美國《1828年關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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