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引 言

兩漢時期不僅在思想上確立了儒學的統治地位,又在實踐上完成了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制度化體系。兩漢統治階層以“三綱五常”為主要內容對百姓進行道德教化逐漸在兩漢時期形成了覆蓋整個社會的教化體系網。兩漢朝廷將儒家的這種價值觀融入進了國家的各項規章制度之中,依託規範化的官僚制度和嚴格的禮法制度使其慢慢滲透進兩漢時期各個社會階層的日常行為之中,促進了民眾的認知和實踐履行。

“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廣教化”為兩漢時期構建儒學核心價值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穩定漢朝統治時期的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動盪不安,儒家主張施行全面教化才能實現天下有道。荀子從人性改造的角度提出“廣教化美風俗”形成了較系統的教化理論。秦始皇一統天下後以法為教,在這一時期朝廷對民眾的思想控制達到極端,由於統治嚴酷致使秦朝短祚而亡。

漢興之後以此為鑑採取德主刑輔的統治方針,儒家教化得到了重視和發展就如何“廣教化” 採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朝廷力倡教化並身先示範,儒家認為君主修養至關重要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漢初總結秦亡原因就在於“仁義不施”。

高祖皇帝劉邦本不推崇儒學,但經過叔孫通制禮和陸賈著《新語》後對儒學的態度大為改觀。不僅接受其“治以道德為上”的主張還以“太牢”之禮祭奠孔子。西漢朝廷開始把教化作為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漢景帝時選拔儒學大師為博士官弘揚文教禮儀以德化民。

“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儒家:授業解惑

《漢書》中記載:“武帝受教於大儒趙綰與王臧,並接受董仲舒的建議‘以教化為大務’,同時‘立太學以教於國’,設癢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

受漢朝上層統治階級的儒學素養和力倡教化影響,推動了中央朝廷對於儒學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同時西漢朝廷的行政指向也促使地方官吏尊儒崇學以道德教化為己任。兩漢地方官吏十分注重自身清譽並積極為民眾做出了榜樣,地方官吏通過道德教化引導百姓彼此禮讓、仁愛互助改善了當地的社會風氣,帶動了廣大民眾對於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認知和踐行。

民間儒士在講經佈道時自覺致力於教化隨儒學入世,其政治性的教化越來越明顯知識分子以儒學為治學背景,儒學所倡導的義理精神逐漸深入他們的腦海。民間儒士也常常以自己的言行教育感化同鄉,力圖使家鄉保持良好的社會風氣。

優良家風是一個家庭或家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家訓家規的內容涉及明德修身、勤儉持家、謙虛好學、寬厚待人等各方面,無不體現儒學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家齊而後國治,家風建設不僅為民間儒士所關注,也為兩漢統治者所推崇,發揮著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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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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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製度”為兩漢時期構建儒學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有力保障,奠定了以禮法傳播繼承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基礎

儒學核心價值觀在兩漢時期社會制度中的滲透是其有效構建的重要途徑,“定製度”為兩漢構建儒學核心價值觀提供了有力保障。

《漢書•禮樂志》中記載:“定製度,興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樸,獄訟衰息。”

兩漢時期以儒學作為選拔和考核官吏的重要內容,通過政治庇護的方式保障儒學核心價值觀的建構。隨著儒學的官學化在最大程度上使知識分子階層成為了維護兩漢時期主流意識和踐行儒學核心價值觀的中堅力量。

《漢書•武帝紀》中所載:“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漢武帝時開始重用賢良文學之士以“察舉制”和“徵辟制”來選拔官吏,其主要的考察條件就是德行。在官吏考核上也是側重道德品質建立一套較完善的獎懲機制,兩漢時期官吏中的道德楷模常以厚賞、升遷、封侯等形式加以獎勵。通過獎懲制度為兩漢朝廷培養出了一大批忠於朝廷的士大夫,也調動了官吏在民間教化儒學和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積極性。

《漢書》中記載,武帝“以式樸 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

另外,兩漢時期還定時委派官員循行天下進一步保障儒學及核心價值觀的教化推廣,以掌握民風民情和督導地方治理。到東漢時已形成較完善的“刺史制度”,循行考察行政得失宣揚德治之責,考察括儒家倫理道德及核心價值觀的施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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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以察舉制推薦人才

《漢書•儒林傳》中有記載:“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

兩漢時期學校教育的制度化、規範化不僅培養了大批人才,同時還擴大了儒學核心價值觀的現實基礎,使眾多知識分子成為核心價值觀的堅定維護者和傳播者,從學理層面增強了儒家經典的權威,使社會民眾不斷樹立敬畏感。

兩漢通過以下方式將儒學價值觀融入教育制度來實現:一是官學和私學並舉逐步形成覆蓋全國各地的教化網絡,民間私學彌補了官學的不足得到兩漢朝廷的支持和監管。二是傳道授業解惑的資格以是否精通儒學和符合儒家倫理道德為標準。不管是中央太學任教的博士官還是地方郡縣之師都必須通曉儒家經典並做到身先示範,以確保儒學核心價值觀的教學導向。三是“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成為廣大知識分子的普遍追求。

根據儒家倫理道德要求,兩漢統治者設立了禮法制度來引導規制百姓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使民間社會遵循核心價值觀。通過建立生活禮儀和節日禮俗的方式,將核心價值觀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不斷沉澱固化為其言行規範。

以“禮”入法通過建章立制使禮俗法制化,從而得以在民間社會推行禮治。由於儒家倫理綱常引入了法律使儒家倫理綱常具有法律效力,成為人們必須遵守的道德規範。通過成文法規的制定,確保民間社會遵循禮法有據可依,奠定了用禮法的方式來傳播繼承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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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安居樂業

又通過“旌表制度”來強化民間社會對禮樂的踐行,旌表制度作兩漢時期的一種激勵措施,通過立碑、建祠、賜匾、獎賞等方式對忠孝節義之人進行表彰,推廣統治階級所倡導的禮俗規範,從而激勵更多民眾對核心價值觀的認知和踐行以進一步引導社會風氣。以一種隱蔽且自然的方式將核心價值觀滲透到民眾的言行規範和生活模式中,使民眾潛移默化地接受核心價值觀的薰陶。

“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從“廣教化”到“定製度”的變革成功實現了儒學核心價值觀向個體的轉化,形成了完整的道德教化運行機制

兩漢時期是封建大一統政體的形成時期,“三綱五常”適應了當時社會關係的調整變革具有大多數民眾能夠認同和接受的普遍品格。一方面通過道德教化使兩漢民眾找到天性並將它推廣到整個社會促使廣大民眾自覺遵守外在的典章制度。

另一方面核心價值觀的制度化在之後的現實生活中有了較明確的可操作性,上至國家政治生活下至百姓日常生活都規範在其要求之內,通過各方面制度發揮著指導和約束作用。兩者的有機結合促進了儒學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

如何真正做到“內化於心”和“外化於行”來推進儒學社會價值觀的大眾化?

就是必須實現“德治”與“法治”的統一,“德教”與“修身”的統一,“言教”與“身教” 的統一,“知道”與“躬行”的統一。

“廣教化”到“定製度”:看兩漢時“三綱五常”對民眾的道德教化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兩漢時期以教化為大務以制度做保障成功實現了將儒學核心價值觀從社會群體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的轉化。形成了一整套從社會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轉化的運行機制,整合了朝廷和社會各方力量興學重教讓不同階段和不同層次的人得到相應的教育,構建了較完整的社會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轉化的教育體系。

“三綱五常”的道德教化觀發揚了“文以載道”的傳統並充分利用日常禮俗、鄉規民約、通俗讀物、民間戲曲等載體為儒家核心價值觀向個體價值觀轉化有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以通過反省內求、慎言躬行、慎獨自律等自我修養方法加強修身正己從而切實把社會價值觀轉化為個體價值觀。

參考歷史文獻:

《漢書》

《後漢書》

《資治通鑑》

《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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