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傑出戲劇家關漢卿的代表作《竇娥冤》，乃是個“感天動地 ”的大悲劇，長期以來，強有力地震撼著千百萬讀者和觀眾的心靈。那麼，關漢卿又是怎樣寫成這個戲的呢？有人說：“按此劇似本之ㄍ漢書·於定國傳》東海孝婦故事，惟死者為孝婦之姑，乃自經而死，姑女告之於吏，太守竟論殺孝婦雲。劇中竇天章正有這一段說白，自是漢卿本此而敷衍成篇的。”（楊蔭深《關漢卿的生平及其作品》）又有人說：“漢卿之《竇娥冤》，乃演孝媳代姑受戮事，蓋亦取古書中故事敷衍之。”（蘇雪林《遼金元文學》）這種說法，頗有代表性。究竟《竇娥冤》是否真個“亦取古書中故事敷衍為之”呢？看來應作認真研究。為了要搞清《竇娥冤》與東海孝婦故事的關係，必須先對東海孝婦故事作點考察。
《竇娥冤》
請看漢代劉向《說苑》中的一段話：
丞相西平侯於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於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於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於公生立祠，命曰於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站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於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於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求其故。於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皆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於公。於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
《竇娥冤》
看來，這個故事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它以於定國之父（於公）為主，不僅讚揚他治獄未嘗有所冤，而且歌頌他積德獲善報。第二，孝婦冤案處於次要地位，只是作為於公德政之一的例證。第三，冤案的起因，本始於其姑“弄巧成拙”，再加上姑女的誤會，與當時社會不搭界。第四，對孝婦蒙冤的描寫，僅僅是“辭不殺姑”，“自誣服”；對官吏審案，也僅僅是“欲毒治”，一筆帶過。第五，前太守強殺之，後太守平反，可見，冤案的造成，完全出於個人過錯而已。總之。這個故事旨在突出於公之德，而不在突出孝婦之冤。
《竇娥冤》
再看晉代千寶《搜神記》：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曰：“婦殺我母。”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於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於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於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長老傳雲：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播，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雲。
《搜神記》
看來，在這個故事裡，雖然於公仍佔有重要地位，但較之《說苑》，則大大削弱了，特別是沒有“於公高門”的情節。反過來，對孝婦周青蒙冤的描寫，卻有所加重，特別是增入周青的誓願，以及誓願的實現，從而表現了周青一定的反抗性，同時也強調了周青之冤。所以，儘管《搜神記》與《說苑》的記載，情節大都相同，但它們之間，畢竟有著顯著的不同之處。我們翻翻元代鍾嗣成的《錄鬼簿》，就可以發現，在元代，有好幾位劇作家取材於東海孝婦故事，寫成雜劇作品。王實甫、梁退之、王仲元，都作有《於公高門》。遺憾的是，這三部劇作都失傳了，無從詳知。王實甫的《於公高門》，題目正名作“厚陰德於公高門”。王仲元的《於公高門》，題目正名亦作“厚陰德於公高門”。
《搜神記》影視劇照
鍾嗣成吊王仲元的〔凌波仙〕詞雲：“於公為陰德起高門，袁盎因夫人卻漢文，歷像演史全忠信。將賢愚，善惡分。戲臺上，考試人倫。”由此可見，這兩部《於公高門》，都取材於《說苑》，突出於公“陰德”，作為歌頌的主題。梁退之的《於公高門》，雖為“旦本”，可能以孝婦作為“主唱”角色，但它既名為《於公高門》，大概還是重在歌頌於公的“陰德”吧。從《竇娥冤》來考察，關漢卿對東海孝婦故事是熟知的，而且把這個故事一再引用在自己的這部劇作裡。比如，第三折竇娥唱：“做甚麼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孝婦冤。”第四折竇天章雲：“昔日漢朝有一孝婦守寡，其姑自縊身死，其姑女告孝婦殺姑，東海太守將孝婦斬了。只為一婦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後於公治獄，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於公將文卷改正，親祭孝婦之墓，天乃大雨 。”
《竇娥冤》
又云：“昔於公曾表白東海孝婦，果然是感召得靈雨如泉。”其中“於公治獄，彷彿見孝婦抱卷哭於廳前”的情節，不見於《說苑》和《搜神記》，亦不見於《漢書·於定國傳》，不知關漢卿何所據。再者，關漢卿的朋友梁退之作有《於公高門》，他不會不知道的。雖然如此，但關漢卿寫《竇娥冤》，既不照搬東海孝婦冤案，也不重蹈《於公高門》劇作的套子，而是揮動如椽巨筆，“
自鑄偉詞”。關漢卿把自己的這部劇作，名為《竇娥冤》，顧名思義，就是全劇敷衍竇娥之冤。此劇題目正名作“湯（蕩）風冒雪沒頭鬼，感天動地竇娥冤”，啟發人們去思考，為什麼竇娥變成了“沒頭鬼”？為什麼她的冤枉能夠感天動地？誠然，作者把竇娥之冤作為全劇中心事件，以竇娥處於“正旦主唱”的地位，自始貫串到底，突出一個“冤”字。
關漢卿
第一折寫冤案的起因，第二折寫冤案的造成，第三折寫竇娥被冤殺，第四折寫竇娥鬼魂要求伸冤，前後聯貫，集中緊湊，比較完整地展現了竇娥蒙冤受屈的全過程。通過這個過程，暴露了封建統治的黑暗，表現了下層群眾的不幸命運和反抗精神。可見，《竇娥冤》是有著自己特有的主題的。先從《竇娥冤》第一折和第二折來看，竇娥冤案的造成，並非象東海孝婦故事那樣，是誤會，是個人過錯，而是出於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在那個萬惡的社會里，張驢兒之流的潑皮光棍，“好色荒淫”，欺善凌弱，胡作非為，毫無忌憚，毒死老子，反誣好人。尤其是楚州太守桃杌之流的濫官汙吏，只知“我做官人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但來告狀的，就是我衣食父母”。在他看來，“人是賤蟲，不打不招”。
《竇娥冤》劇照
所以，他只靠嚴刑逼供，“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至於人民冤枉不冤枉，那他是不管的。誠然，“衙門從古向南開，就中無個不冤哉！”無可爭論，竇娥慘絕人寰的悲劇，正是那時黑暗的政治壓迫和邪惡的社會勢力所造成的而這等濫官汙吏，貪贓枉法，草人命，不但無罪，反而升官。這就更加會激起人們的憤恨。《搜神記》載：“官收系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很清楚，孝婦之所以自誣服之，咎在官府的拷掠毒治，即所謂“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再看《竇娥冤》第二折，竇娥在法堂之上，“捱千般打拷，萬種凌逼”，“打的肉都飛，血淋漓”，“才甦醒，又昏迷”。即使如此痛苦，她也堅決不亂招供。只是由於官府要打她婆婆，所以她才“情願認藥殺公公，與了招罪 ”。
《竇娥冤》劇照
在她想來，“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婆婆）”這樣高尚的人，善良的人，竟被屈死！這就更犀利地揭露了官府毒辣的手段和深重的罪惡，也更深刻地表現了竇娥善良的性格和死非其罪的冤情。更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折和第二折裡，竇娥對潑皮光棍的威脅成親，堅決不從；對潑皮光棍的惡毒誣陷，狠狠還擊。她理直氣壯地說：“
自藥死親爺唬嚇誰”，“情願和你見官去來”。“我做了個銜冤負屈沒頭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賊”。即使對濫官汙吏的嚴刑逼供，她也敢於據理力爭，“則我這小婦人毒藥來從何處也？”問得桃無言以對。她悲憤地呼號：“天那，怎麼的覆盆不照太陽輝！”
《竇娥冤》劇照
的確，在那個黑暗的政治牢籠裡，無辜人民見不到一線光明，含冤負屈，悲憤填膺。由此可見，是黑暗的政治和險惡的社會，逼得善良的竇娥不得不奮起反抗。她是個弱者，但又是個強者。這就為第三折竇娥的反抗性格的飛躍，提供了合理的基礎，從而把全劇推向感天動地的高潮。竇娥的這種反抗性，難道在東海孝婦故事中能找得到嗎？《竇娥冤》的題目正名，給人們點出，此劇第三折，乃是全劇的“重頭戲”。這一折，竇娥在法場上，通過北曲正宮〔端正好〕大套曲的激越歌唱，痛罵官府、天地、鬼神，怒斥野蠻的封建統治的罪惡，淋漓盡致地傾洩出被迫害者的反抗情緒，誠然是“一腔怨氣噴如火”。你聽，“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做天！”“為善的受貧窮更命短，造惡的享富貴又壽延”。
《竇娥冤》劇照
“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看，官府和社會的黑暗勢力，橫蠻地把一個與世無爭的無的年輕婦女推上斷頭臺，這是多麼血淋淋的現實呵！它逼得竇娥從安於命運發展到反抗命運，從對官府存在幻想發展到對官府的強烈控訴。表現了關漢卿的精心的藝術創造。雖然《說苑》和《搜神記》記載的東海孝婦故事，都提到“郡中枯旱，三年不雨”，但是，它不是孝婦誓願的結果，而是上天憤怒的示警。《搜神記》記載孝婦的誓願，只有一樁，就是“青若枉死，血當逆流”。然而，在《竇娥冤》第三折裡，竇娥提出三樁誓願，一是血濺白練，二是六月飛雪，三是亢旱三年。她怒吼著：“不是我竇娥罰下這無頭願，委實的冤情不淺。”“三樁兒誓願明題遍，那其間才把你個屈死的冤魂這竇娥顯。”果然，在竇娥死後，三樁誓願統統實現，顯示著“這死罪必有冤枉”。
《竇娥冤》劇照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關漢卿不僅吸收和點染了東海孝婦故事的一二情節，而且豐富了六月飛雪的情節，從而成為竇娥的三樁誓願。當然，這不會是實有的事，而是一種想象和意願，帶有浪漫主義色彩。但它卻更熾烈地展現了遭受封建迫害的無辜者的反抗精神，更充分地表達了作者對冤死的不幸者的深切同情，更強烈地表現了廣大群眾對黑暗統治造成的罪惡的無比憤慨。粗粗看來，《竇娥冤》第四折寫竇娥鬼魂要求竇天章為她伸冤，好像是多餘的。因為，第三折結尾，舞臺上悲風為竇娥迴旋，大雪為竇娥紛飛，上天終於應了竇娥的三樁誓願，戲到這裡，可以結束了。那麼，關漢卿為啥要寫這一折呢？是否按照元雜劇四折一楔子的體制，硬湊上這一折呢？如果要強湊的話，那也不一定要湊這樣的情節。其實，第四折是全劇戲劇衝突進一步發展的重要環節。
《竇娥冤》劇照
因為，竇娥死後，燃燒在她胸中的復仇火焰，不但沒有熄滅，而是愈燃愈熾。正如她自己所說：“我每日哭哭啼啼守住望鄉臺，急煎煎把仇人等待”，“便萬剮了喬才，還道報冤仇不暢懷。”她要求“將濫官汙吏都殺壞 ”，與“萬民除害”。所以，她成了鬼，仍然頑強地鬥爭著。她終於在竇天章的法堂之上，怒斥痛打了張驢兒，而自在竇天章“秉鑑持衡”之下，使得張驢兒、桃機各自得到應有的懲罰。雖然鬼魂鳴冤在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寄希望於“清官”公斷，在當時社會中也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作為復仇者的竇娥鬼魂，始終昂揚著堅持鬥爭的精神，其鬥爭結局，更是懲惡揚善，大快人心。這一折的情節，顯然也是東海孝婦故事所沒有的。
《竇娥冤》
由此看來，《竇娥冤》，既不是為“清官”陰德唱讚歌，也不是為孝婦冤死寫旌表，而是以竇娥這個典型冤案，猛烈地鞭撻了黑暗政治所造成的罪惡，憤怒地喊出了人民群眾反對封建迫害的呼聲。在那個黑暗社會里，受封建迫害而冤死的人，決非個別人而已，竇娥的生活遭遇，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封建時代無數被壓迫人民的共同厄運。雖然在竇娥的身上，雜有封建節孝的汙泥，但她畢竟不是孝婦典型，而是對於封建迫害的反抗者。一切優秀的悲劇，都是以悲劇人物的不幸遭遇、鬥爭意志和高尚品德，感動觀眾，贏得觀眾的同情的。《竇娥冤》作為一出大悲劇，之所以能夠震撼千百萬人的心靈，其奧妙也正在這裡。
《竇娥冤》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關漢卿寫《竇娥冤》，曾從東海孝婦蒙冤而死的故事中得到啟發，吸收了其中的某些情節，並以這個故事與竇娥冤案相比擬，所謂“豈不正與此事相類”（竇天章語）。對此，上文已一再提到。但是，經過對《竇娥冤》的初步剖析，可以充分說明，它畢竟是關漢卿的新創造。關漢卿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創造呢？這需要從作者所處的那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尋求答案。關漢卿大約是在元代初期的元貞、大德年間（1295—1307），從事戲劇活動和雜劇創作的。他的《竇娥冤》，也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這時，蒙古統治者採取高壓政策，殘暴地壓榨人民，尤其是推行民族歧視政策，使漢人、南人受害更深。
《竇娥冤》
“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鉅萬”，而“民窮無告”，“不得安於田裡”，甚至被官府“根連株逮動轍至於千百，繫累滿途，囹成市”。據《元史·成宗紀》記載，僅大德七年（1303），“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贓汙官吏，凡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贓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每錠合銀五十兩），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而據《元典章》記載，元代內外官員總額，不過二萬六千餘人。那麼，大德七年所罷的贓汙官吏，竟佔內外官員總額的二分之一以上。那些還未罷免的贓汙官吏，那些還未審理的冤獄，更不知還有多少哩！足見那時政治混亂之極，黑暗之極！
《竇娥冤》劇照
元代地方官吏，名目極為複雜，但大都由達魯花赤為上官，以統轄之。這類達魯花赤，皆限於蒙古人充任，或缺，則以色目人為之。王磐《中書右丞相史公神道碑》雲：“國朝（元朝）之制，州、府、司、縣各置監臨官，謂之達魯花赤。”葉子奇《草木子》亦云：“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日達魯花赤，掌印信以總一府一縣之治。達魯花赤，猶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亦猶古言總轄之比。”這號人物有實權，但多不請政事，不通文字，不習刑名，不解公牘，甚至“多不知執筆花押”。他們就象《竇娥冤》中楚州太守桃機一樣“葫蘆提”，只知“告狀來的要金銀”，貪婪無厭，對無辜人民濫用重刑，作威作福。因此，必然造成無數冤獄，使“荒荒百姓遭塗炭”。
《竇娥冤》
我們通過上面對於元代初期黑暗政治情況的簡略介紹，可以探知：關漢卿創作《竇娥冤》，正是從當時社會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經過藝術加工，創造出竇娥、蔡婆婆、桃機、張驢兒等等典型人物，並通過他們之間複雜的矛盾衝突，概括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真實面貌。因此，這部名著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如果說它僅僅是“取古書中故事敷衍之”，那就抹煞了它的現實性，從而貶低了它的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並貶低了關漢卿的政治熱情和藝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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