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弘光立国的前期，无论是满洲清廷，还是在南京继统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顺农民军视为死敌。

南明自身腐败无能，君臣苟且偷安之心人尽皆知，因而对借用满清军力代平“流寇”充满幻想。认为此策既行，就可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仿照南宋偏安一隅，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借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strong>然而事与愿违，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的谋划下，一方面以雷霆之势扫灭大顺军；另一方面与卑辞逊礼想要结好自己的南明弘光政权虚与委蛇。待到大顺覆灭，建立仅一年的南明弘光小朝廷也灰飞烟灭。在这里，尝试从两个不同角度，分析弘光朝与清朝在争天下时策略的高下。

局势的恶化促使“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形成

崇祯年间，兵部尚书兼大学士杨嗣昌深知朝廷积弊、兵力空虚不足以支持两线作战，曾经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strong>主要思想是同清廷达成和议，每年互市，明朝赐予大量白银、缎帛等物换取少量人参、貂皮，想用这种不平等的贸易关系来稳住“蛮夷”外敌，然后集中兵力扫除“流寇”。

随着整个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一些重臣的幕僚文人开始从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考虑联合关外少数民族武装一同镇压内部农民起义的策略。

大学士孙承宗的谋士茅元仪撰写的《平巢事迹考》

明朝末期，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在接连派遣了几位“肱骨之臣”任钦差总督边事，却局势越加糜烂后，也看出了事不可为，有了议和的打算。遂密派兵部尚书陈新甲负责与清谈判，“手诏往返几十次”，告诫他不要泄密。但天不遂人愿，议和之事泄露，群臣哗然，崇祯帝面对朝臣的围攻不得不杀掉他以平息大臣们的愤怒。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之后，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吴三桂降清，联合清军击败大顺军。<strong>弘光君臣情报不明，想当然的以为是吴三桂借清兵击败了“闯贼”，收复神京，举朝欢喜，称之为“功在社稷”。

马士英“陈恢复大计”：“吴三桂宜速行接济，在海有粟可挽，有金声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虏。原任知县马绍愉、陈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当咨送督辅以备驱使。”

弘光朝廷即加封平西伯吴三桂为蓟国公，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前往劳军。<strong>可怜南明君臣还不知吴三桂早已率领辽东军民剃发降清，被清摄政王多尔滚封为平西王，成为其忠实走狗，哪里还稀罕什么蓟国公的爵位。

渔翁得利顺利入关，清廷略施计策稳定人心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5万前明辽东铁骑与20万大顺农民义军决战山海关一昼夜，双方疲乏不堪之时，7万八旗兵在多尔衮的指挥下突袭大顺军阵，一路势如破竹，大顺军溃败，北上精锐死伤惨重，不得不退回北京。

清军毫不费力占领了北方大片领土，之所以能有如此之大的收获，在于清摄政王多尔衮的审时度势和随机应变。

《山海关志》：“汝等愿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先帝时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为敌国，今为一家。”

这是多尔衮收买吴三桂以及归降汉族官绅人心的言辞，其中<strong>先化解了吴三桂等往昔敌对的感观，又避免了其降臣、降将身份的尴尬，还申明了清廷出兵的大义之举，可谓一箭三雕，其谋略之深令人感叹。

清军在入关初期，因兵力有限，面对中原地域辽阔，实力仍然相当可观的大顺政权和南明政权，在没有摸清底细的情况下，不敢贸然行事。

清廷的统治者们这次能收降与之交手十多年的“死敌”吴三桂，并在其引领下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了大片北方土地已属意外，原本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趁大明内乱，以往那般抢些人口和财物沾些便宜就走。

<strong>然而，梦寐以求的理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出乎意料的顺利让清廷有了更大的野心，那就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际上先占有整个北方与南明形成对峙的局面，再观形势走下一步棋。

《清实录》：“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以军法处死。汝等分谕大小居民勿得惊慌。”

为了改变在汉民中以往残暴不仁的形象，入关之后，清军严整军纪，以帮明帝复仇的友军身份，一路南下，很少遭到像样的抵抗。

<strong>在争取汉族官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多尔衮虽然占了北京城，但依然谨小慎微，遇事多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商议，听取了

在经济上，宣布被起义农民军夺去的田产、商铺、宅院一律“归还本主”。停征崇祯朝加征的辽饷、剿饷和练饷，放免所有在籍的手工匠人，<strong>以上种种措施对于稳定民心、恢复社会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使清廷在北方所占领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也为此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清廷与南明短暂的和平期，弘光朝却党争不断自毁长城

清廷入关后的对手一直是大顺政权，跟南明所占据之地并不接壤，二者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甚至私下里都有互相示好，一起“剿寇”的想法，这就使得弘光朝有了短暂的喘息期，但君臣之间没有上下一心一同御敌的意识，朝堂之上却在不断上演“党争”的好戏。

<strong>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的稳定。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

明朝后期的党争是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这种导致亡国的纷争，一直延续到了南明。<strong>不同的是前者仅限于朝野的文官士大夫之间，后者因为军阀势力的介入，朝中文臣往往以武将为外援，使党争变得更加复杂尖锐。如果说崇祯亡国，党争的因素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南明弘光朝短短一年时间就消亡的最直接原因一定就是党争。

南京政权从筹备建立开始，就发生“立福”、“立潞”的争议，所谓的“立贤”、“立亲”不过是表面文章，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想要垄断朝政的一场争斗。

<strong>福王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围绕帝位的勾心斗角，并没有就此平息。一年之内，先后发生了“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strong>。这三个案件喧嚣一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实际上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此事一直闹到清军占领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弘光初立，朝中大臣多是东林复社人士心目中的正人君子。可是好景不长，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等相继被“奸臣”马士英排挤出了朝堂。他们不敢把矛头指向“当今天子”，也不肯承认自己私心自用，只好群起围攻马士英等执政重臣，不管施政好坏，对国家有无益处，只要对方支持的，我必反对，这样就造成朝堂内部巨大的损耗，群臣把内斗当成第一要务，哪还有什么心思用来抵御外敌？眼看局势不妙，大顺将亡，南明君臣就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北上求和的使团身上。

弘光朝充满幻想北上谈和，多尔衮“先礼后兵”两路出击

大顺军退出北京之后，面对明朝降将和清八旗兵的追剿，一路节节溃败。此时，刚刚建立的弘光朝尚拥有南部半壁江山，表面看起来兵多粮足，实力不弱。

<strong>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大顺军坚决消灭，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

弘光朝廷的国策是“借虏平寇”，便也派出自己的使臣北上想与清廷讨价还价。按理说，既然正式派出使团同清廷谈判，就应当有一个明确的方案，但朝臣的意见又不统一，先后提出了4条意见：

• 1、以两淮为界，南北分治，共灭逆贼。

• 2、从两国皇帝年龄考虑，弘光为叔，福林为侄。

• 3、山东之地，不可轻言放弃，能争则争。

• 4、借用苏秦佩六国相印的典故，要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

钦差正使左懋第北行原本是为了联络义士，恢复山东。但马士英、史可法等朝中重臣

“望陛下时时以先帝之仇、北部之耻为念，更望严谕诸臣，勿以北行为和议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夫能渡河而战，始能画江而安。”

临行前，他提醒弘光朝臣不要期望和议一定能成功，即使议和成功，也不一定可信，主张以武力来保障安全。

南明使团到达北京，清廷大臣指责弘光帝即位为僭，左懋第大义凛然，驳斥了清方谬论。祭告崇祯帝时遭到了清廷的阻挡，左懋第便在鸿胪寺陈设太牢，率随员北面哭祭三日。清摄政王多尔衮敬重左懋第的品性，数次派人劝左懋第降清，皆为左懋第斥退，便狠心将其杀害，并对议和之事置之不理。而随行副使左都督陈弘范却暗地里降清，答应说服南明淮北守将投降。

<strong>北使的失败，在弘光朝廷内部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少数官员已经看出清廷的真实目的：以替明“复仇”为掩饰，时机一到便推行灭明之策，要求当政诸公改弦易辙，不要沉浸于“借虏平寇”的美梦中，认真做好清兵南侵的准备，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此时，清军已经占领山东，进据苏北，与南明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大顺军和南明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

史可法督师前线飞章告急，并调总兵高杰至徐州，以掣清军。1645年正月，高杰被许定国诱杀。不久，弘光朝内讧又起。三月，驻守武昌的左良玉以

<strong>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就人力、物力而言，对清廷、大顺政权都有非常明显的优势。它控制着半壁江山，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然而，弘光朝廷内部腐败无能、倾轧严重，各路武将拥兵自重，怯于外战等等因素导致了其迅速灭亡。

清廷之所以能迅速获胜原因很多。比如：收买汉族官绅、稳定民心；趁汉族内斗，用极少的代价入主了中原；善于利用降臣、降将治理国家等等。与弘光朝廷所作所为比较而言，高下立判。

当然，弘光政权始终并没有将清廷视为首要敌人，反而对于大顺军的仇恨总是念念不忘，总体战略上的失误成为其最大败笔。殊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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