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到1912年清帝退位，約為一千年。這一千年的歷史又可分為兩段，前五個世紀乃是中國作為定居的農耕民族遭受流動的遊牧民族衝擊的歷史，後五個世紀則為中國作為陸地國家遭受海洋國家衝擊的歷史。
唐亡以後，中國政治失去重心，出現了分裂割據的局面。960年趙匡胤建立的北宋政權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動亂局面，但五代遺留的契丹問題卻未能解決。
契丹人916年建國後常向南方進攻，947年契丹陷開封，正式稱遼國。遼宋疆域大體以今河北為界。宋太宗兩次攻遼，皆告敗北。遼軍南侵，於1004年直趨澶州，開封震動。宋真宗被迫與遼簽訂澶淵之盟，遼軍始退。
西夏國以党項人（羌族的一支）為主體。建國前與五代及宋廷時戰時和。1038年元昊稱帝后，連敗宋軍和遼軍，形成宋、遼、西夏鼎立局勢。宋與西夏交戰宋軍損失慘重。北宋政局時有反覆，宋夏間也時戰時和，關係並不穩定。西夏後被蒙古消滅。
松花江流域的女真族興起後，於1115年建立金國，向南屢敗遼兵。宋與金約定聯合攻遼。1125年金滅遼，乘勢侵宋，進逼開封。1127年金兵再度南侵，擄徽、欽二帝及皇室北撤，北宋滅亡。
蒙古族原居大漠以北。鐵木真擊敗各部落，完成了蒙古的統一，1206年建蒙古國，稱成吉思汗。蒙軍在滅西夏、金之前，發動西侵戰爭，鐵騎踏至中亞、東歐、波斯。以後又兩次西侵，建立了以和林為中心的橫跨亞歐大陸的大汗國。但不久便分裂成幾個獨立的汗國，名義上仍奉蒙古皇帝為大汗。1271年忽必烈改國號為元。1276年元滅南宋，一統南北。此後元軍屢次入侵鄰國，多敗少勝。
至此，遊牧部族對農耕世界掀起的最後一次徙移衝擊浪潮達到了高潮。這次浪潮始於13世紀，衝擊的範圍最廣，遍及亞歐大陸，但延續的時間卻最短，到14世紀便餘尾聲。
蒙古政權對漢人的沉重壓榨，引起漢人的強烈反抗。1351年修治黃河的民工發動了以紅巾為標誌的大起義。濠州紅巾軍朱元璋率部渡過長江在蘇、皖、浙一帶平定各股割據勢力，不久就奄有東南半璧江山。1367年朱元璋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率軍北伐。次年進據大都，滅元建明。
元末明初，中國歷史進入新的轉折時期。前500年為北族南侵階段，後500年謂洋人東來階段。在這個階段，先是東洋人前來叩國門，後有西洋人接踵而至。
從世界範圍看，這個時期以前有一條橫貫亞歐大陸中部草原地帶的陸上通道。這片草原是聯結歐洲與西亞、中亞、南亞及中國幾大文明中心的主要通道。
沿著這條通道，流動的遊牧民族與定居的農耕民族之間的接觸與交往、戰爭與和平、互動與互補，在愈益廣泛的範圍內打開了東西方各地間的閉塞狀態，從而擴大了彼此間的交融與匯合。
這個時期以後則逐漸形成了一條海上通道，不僅取代了以往聯結亞歐大陸東西兩端的陸上通道，而且大大擴展了聯結的範圍，海流所至，無遠弗屆，由此肇始。
曾孕育諸多古典文明的亞歐大陸和北非，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與美洲及澳洲，漸次聯結起來了。全球各大地區間的閉塞狀態亦由此獲得世界性的突破。東西方間的航海活動呈現空前活躍的景象。
鄭和下西洋便是在上述背景下進行的一系列航海活動。鄭和，本姓馬，回族，初名三寶。洪武時被閹入宮，後隨朱棣起兵有功，賜姓鄭，歷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世稱“三保太監”，亦稱“三寶太監”。明代以婆羅洲的文萊為界，馬來亞、蘇門答臘以南以西稱“西洋”，日本、呂宋稱“東洋”。“文萊，即婆羅國，東洋盡處，西洋所自起也”。鄭和所率船隊到過的地方大多在婆羅洲以西，故俗稱“三保太監下西洋”。
鄭和
生於1371年，距1971年整整六百年。六十年一甲子，恰好十個甲子。同年，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告誡朝臣說：
“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於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明太祖實錄》）
以後又告誡子孫曰：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又說：“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之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皇明祖訓》）
朱元璋制定的國策是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鄭和下西洋的遵循。
朱棣以“靖難”為名發動爭奪皇位的戰爭，攻破南京城，朱允炆不知所終，“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明史·鄭和傳》）
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二十八年間，鄭和奉成祖之命七下西洋。前三次的主要任務是在東南亞和南亞諸國樹立朱明王朝聲威，併為下一步遠航，建立中途轉航的據點。後四次的主要任務是向南亞以西繼續航行，開闢新航路，讓自古罕通中國的海外諸國重澤而來，“賓服”於中國。
鄭和下西洋所說的“西洋”，實際上包括大、小西洋兩部分。今南海西部謂之小西洋，印度洋當即大西洋。這種劃分自元代至明代中期沒有多大變化。
鄭和最後一次下西洋，是在宣德六年（1431年）十二月至宣德八年七月，歷時一年七個月，歷經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這次出使前，鄭和在太倉劉家港天妃宮立《通番事蹟記》碑，後在福建長樂也立碑勒銘，以記載以前六次下西洋的始末。鄭和所到之地，往往立石紀功，宣揚中國威德，諸多文物教化因之遠播海外，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國人也獲得了許多海外的知識，從而促進了東西文化的交流。隨鄭和三次出使的馬歡，以親身經歷各國的見聞撰成《灜涯勝覽》一書。書中記載占城、爪哇、舊港、暹羅等二十個國家的情況。每個國家都單獨成篇，對其位置、沿革、重要港口都會、山川地理形勢，社會制度和政教刑法，居民生活狀況、社會風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產狀況、商業貿易和氣候物產等，作了翔實而生動的敘述。
鄭和下西洋路線圖以通事（翻譯）之職，隨鄭和四次出使海外諸國的費信所著《星槎勝覽》，系作者採輯二十餘年曆覽風土人物圖寫而成。該書對四十餘國的基本狀況作了扼要的敘述，補充了《灜涯勝覽》所未收錄的若干亞非國家的情況。
上述兩本書打開了國人認知西洋諸國的第一扇窗戶。與《馬可·波羅行記》一道見證了東西方文化交流前所未有的盛況。元、明以來“東方之文化無特殊之進步，僅能維持繼續為保守之事業，而西方之宗教、學術、物質、思想逐漸輸入，別開一新局面也”。對東方文化來說，是輸入多於輸出。
梁啟超曾從東西方文化比較的視角，高度評價鄭和下西洋所建樹的豐功偉績。他認為鄭和是與哥倫布、麥哲倫、達·伽馬並駕齊驅的偉人，具有世界意義。況且，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美洲，比達·伽馬抵達印度早六七十年。.令人費解的是西方自哥倫布之後，有無量數的哥倫布，繼達·伽馬之後，亦有無量數的達·伽馬緊隨其後，而中土則鄭和之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其原因何在？
梁啟超以東西方價值取向不同為座標，解答了這個問題。哥倫布航海為尋覓印度也，印度雖未達卻發現了新大陸，是過其希望也。達·伽馬航海為尋覓支那也，支那未達到而僅通印度，是不及其希望者也。希望之性質，鹹以母國人滿，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地點雖未達，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已達到。
而鄭和下西洋之目的，
“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故鄭和之成就，在明成祖既已躊躇滿志者，然則此後雖有無量之鄭和亦若是則已耳。嗚呼，此我族之所以為人下也。”﹙《鄭和傳》﹚
鄭和下西洋受“雄主之野心”所制約，並不想海外殖民，更不圖經濟利益。中國人歷來不重視向海外拓展，廣東、福建的海外開拓者一不為中國政府所支持，孤軍奮戰；二不為中國民眾所崇拜，知之者甚少。總之，中國人的價值取向不在海洋，而在陸地。
在梁啟超看來，海洋文明比大陸文明層次更高，殖民事業把西方人與海洋聯在了一起，中國人在海上競爭中軟弱無力，被動挨打，這是中國在近代落後於西方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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