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帝王中，乾隆大概是最喜歡出遊的，尤其他的“六下江南”，更是為後世所津津樂道（或一頓猛批）。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的首次出巡並非南巡而是始於乾隆六年（1741年）。當年七月，乾隆奉皇太后至熱河避暑山莊，八月至木蘭圍場舉行首次秋獮典禮，由此開啟了巡遊的序幕。
之後，乾隆又於八年秋東巡謁陵，十一年九月西巡五臺山禮佛，十三年三月東巡曲阜祭孔祭泰山，十五年巡幸嵩洛開封。
由此可見，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次南巡前，乾隆對巡幸活動早已熟悉，並沒有過分的違和感。
在中國傳統王朝中，皇帝的巡幸活動並不常見，因為無論巡視地方還是御駕親征，類似活動往往都帶有強烈的軍事色彩。
正如三代時天子巡幸，名為打獵，實為遠征，目的是炫耀武力，用於維繫封建制度，保證諸侯對天子的效忠。
秦漢以後，隨著儒家思想在士人階層的生根發芽，“天子非展義不巡守”，皇帝的巡幸活動也越來越多受到臣屬的阻力。
在大臣們看來，皇帝出巡往往耗費財用，既不便於行政，對皇帝本人的安全也會帶來極大的風險，所謂“神龍不可失所，人主不可輕行”，縱慾自輕，往往有不測之禍。
當然，皇帝一直端居深宮也有弊端，如隋煬帝曾問大臣：“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不與百姓相見，此何理也？”廷臣答：“此其所以不能長世。”
可惜的是，隋朝同秦朝一樣二世而亡，隋煬帝的各種作為包括巡幸活動也就成了後世口誅筆伐的反面教材。
宋朝以後，文臣坐大，重文輕武之風愈演愈烈，皇帝出巡極少，即便有也如明英宗的“土木堡之變”，成為天下人的笑柄。
唯獨例外的是明成祖朱棣，其一生戎馬，先後五次出擊蒙古，可謂威風顯赫。值得注意的是，明成祖在位22年，有近一半的時間遠離都城，也可以稱得上是一位“馬上皇帝”。
至於成祖以後的皇帝們，如嘉靖、萬曆等，他們非但沒有出過北京城，甚至紫禁城都沒有出過。
與漢人王朝所不同的是，由北方遊牧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如契丹遼朝、女真金國及蒙元政權，則保留著了他們鮮明的民族特色，巡幸或說巡遊對這些朝代的皇帝來說似乎司空見慣。
以遼朝為例，當時的遼帝仍保持先人的習慣四時轉徙，居處無常，這就是所謂“春水秋山，冬夏捺缽”的“四時捺缽制”。
按：“捺缽”是契丹語的譯音，詞意為遼帝的行營，後引申為遼帝的營地遷徙及四季遊牧漁獵活動。
在此習俗下，遼朝君臣車馬為家，轉徙隨時，其處理政務並無固定的場所，作為皇都的上京和中京也主要用以接見使節，事畢後，遼帝仍回到皇城外停駐的車帳中安歇。
以此而論，遼朝廷更像是用牛車載運的帳篷城市，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
作為遼朝的繼承者，女真金國同樣保持了季節性遷徙的做法，但因為其領土深入中原北部，因而漢臣反對皇帝巡遊的阻力要遠大於遼朝。
之後，效力於元朝的漢族士人也以同樣的理由勸諫皇帝出遊，但他們的努力在蒙古人強烈的民族習俗面前收效甚微，蒙古皇帝仍舊按季節巡狩於大都、上都之間，這一做法幾乎貫穿於整個元朝時期。
漢人官員與遼金元皇帝對待巡幸的不同態度，實際上也反映了漢人的“賢王仁政”和後者“民族統治”的意識形態碰撞。
從根源上說，前者是建立在農耕社會的傳統儒家思想，而後者是北方遊牧民族特有的習俗所致。作為清朝的統治者，則兩者兼備。
康熙七年（1668年），親政僅一年的康熙皇帝打算視察北部邊防並舉行軍事演練，此舉遭到帝師熊賜履的強烈反對，其理由是：
皇帝乃國之根本，“上則宗廟社稷所倚賴，下則中外臣民所瞻仰”，萬不可輕動。
他反覆勸導15歲的少年皇帝，“盤遊田獵，尤從古聖帝明王之所深誡”，“恐一時輕忽之行，致意外莫測之悔。”
為此，熊賜履舉出前朝正統與正德兩位皇帝作為教訓，最終讓康熙打消了出巡的念頭。
不過，在三年後（康熙十年，1671年），康熙以“祭祖”的理由出巡盛京（是為巡幸之首），這眾臣無法反對，因為孝道是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之一；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平定三藩後，康熙宣佈東巡祭孔，眾臣也同樣無法反對，因為孔夫子是儒家的聖人；之後，康熙開始第一次南巡，其理由是觀俗問政。
就這樣，康熙以逐步推進的方式開創巡幸先例，眾臣也由最初的強烈反對到逐步適應，最終不再有所異議。
事實上，平定三藩（1681年）後，巡幸成為康熙朝的例行活動。
據統計，從1681年到1722年的42年中，康熙共進行過128次巡幸，其中超過200天有11年，超過100天的有24年。
由此，康熙自雲走過“江湖、山川、沙漠、瀚海，不毛不水之地”，並非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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