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菊打官司》是我国第五代著名导演张艺谋1992年执导的西部电影。
所谓西部电影，主要是指以西影厂为代表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系列展现西北风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是一部西部民俗电影，比较出名的西部民俗电影还有1984年陈凯歌拍摄的《黄土地》和2012年王全安拍摄的《白鹿原》。
相对于张艺谋在这之前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带给他的盛誉，张艺谋似乎更满意《秋菊打官司》带给他的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故事片。张艺谋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说：“威尼斯给我个说法了！ ”而主演著名演员巩俐因出色演绎秋菊这一角色被
第49届威尼斯电影节评为最佳女演员。 《秋菊打官司》讲述了陕西农妇状告村长的故事。这部影片表达了小人物对权利压迫的反抗以及新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这一主题思想。秋菊生活在一个闭塞的小乡村。这个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小山村发生的故事却不平凡，村长把秋菊的男人踢了一脚，秋菊通过不断的上访，想要讨个说法。
影片以村长被公安局拘留为结局，似乎意味着平民的胜利，其实透露着文化反思的意味。在二十世纪后期，中国农村社会中的生产方式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村长虽然是一名国家行政官员，实际上扮演着传统的宗法社会中族长的角色。
但是秋菊却是一个勇于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的女性，不畏强权坚持要个说法。
《秋菊打官司》的故事发生地是张艺谋的老家陕西。张艺谋谈及该电影时曾说：“对我熟悉的东西，我的表达会更贴切准确。”
回望这部 28 年前的电影，重新审视张艺谋导演的艺术历程，不难发现，张艺谋导演艺术风格的转型同样始于这部电影，因为在该电影中他找到了如何在叙事和纪实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在色彩的运用上别具风格，充满戏剧又具有深刻的法制意义。
01
拍摄技巧及文化图景呈现
叙事隐藏
正是对老家陕西的熟悉，张艺谋才能更准确地通过平静的镜头语言渗透出真实的心灵活动和情绪力量，让观众不由自主地与秋菊感同身受。这样的叙事策略最大可能地藏起了导演的“刻意用心”，让影片具有
“直抵人心”的力量。《秋菊打官司》中用50%以上的偷拍镜头，最大限度地去除拍摄痕迹，是张艺谋在拍摄方式上一次较为大胆的尝试。为了拍到“扑面而来”的最佳效果，占全片 50%的偷拍镜头一般都重拍多遍。增加了耗片量，相当于 5 部影片的量。偷拍的不确定性使得这部影片的耗片比达到 25:1。也只有在这样的样片沉浸中剪辑出的影片才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这样一种违反常规的情况下的拍摄，所产生的镜头是粗糙的，有毛边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完美的，但也正是因为如此，画面充满生活的颗粒感和质感。更为难得的是，在这种充满纪实语言的影像语言中，丝毫没有削弱故事的叙事性，秋菊的行为叙事中含而不露的戏剧性，从另一个角度为纪实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
关注人性
《秋菊打官司》中巩俐脱下漂亮的服饰，扮演一个朴素的村妇，这一反差使电影更关注人物的塑造以及复杂环境中对人性的挖掘。
整部影片所秉承的理念就是弱化形式感，将人物摆在镜头前，故事随人物的行为逐渐深入，对人物的关注凌驾于一切之上。
影片中的“秋菊”是核心人物，人性的深刻挖掘离不开巩俐对人物的成功塑造。秋菊的扮演者巩俐完全颠覆了之前的形象，头裹墨绿色的围巾，身着红色的棉袄，黑色的肥腿大棉裤，脚踩红色的布棉鞋，挺着肚子，走路时略显八字腿，两腿与两臂之间不自然的摆动，上身僵硬，手还会不由自主地扶在腰侧，迈八字步，同时还有神似村妇的独有的眼神、语调。
将原本充满东方女性魅惑力的身体包裹在浮夸的棉衣裤内，掩饰了巩俐固有的魅力，放逐了原本属于她的自信和反叛，却挖掘了人物内在的单纯和执拗，塑造了秋菊以柔克刚、以弱胜强 的性格。
寓言颠覆
很长一段时间，第五代导演都被冠之于“寓言”的讲述者，一部部浓墨重彩的颇具个人风格的作品，像极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特有的民族志，当西方人津津乐道谈论这些影片中的潜伏的“民族奇观”时，
《秋菊打官司》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文化图景。张艺谋终于作别了“假模假式”的历史反思和撷取民族奇观的“投机取巧”，选择逆其道而行之，极尽客观地展示真实，采用偷拍、大量业余演员的使用、方言集合成一种仿纪录片风格，拟成就一种“无形式之形式、无叙事之叙事”。
这样对于第五代整体风格的颠覆，与其说他使自己趋于“边缘”，不如说他终于将一个贴满“精英”标签的第五代变得主流和亲民。《秋菊打官司》不管是对于第五代电影人，还是对于张艺谋自己，都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从 《十面埋伏》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到《山楂树之恋》， 张艺谋电影里对色彩的把控总是能给人们带来惊喜， 独特的叙事色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而《秋菊打官司》正是张艺谋色彩美学的开端之作。
02
乡土眷恋情怀下的色彩美学
中式色调的 “俗”
“俗”的色彩理念在张艺谋的电影中随处可见，《秋菊打官司》中，他就为我们呈现了这种极具乡土特色的色彩语言。影片中的黄土地、红辣子、玉米棒、鲜红的女性服饰等情景色彩，不仅给观众带来一种充满张力的乡土视觉冲击， 也同样影响并刺激着观众的心理，带动着观众的情绪起伏。
基调颜色的 “真”
电影的基调颜色是观众最直观地感受到的画面色彩组合的倾向。从色性上看 ，《秋菊打官司》偏向于暖调子，从色相上看， 影片不像 《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 完全以夸张的红色为基调，《秋菊打官司》的基调颜色相对丰富， 有黄调子、红调子、白调子、灰调子等，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从色彩明度上看，影片以明调为主，大多数场景的颜色都相对明快，但也有部分场景以暗调来展现; 从纯度上看，电影中不乏高纯度的亮色细节，大红袄子、红辣子、金黄色的玉米棒子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体来说，《秋菊打官司》中基调颜色相对朴实，但不乏亮点，十分符合影片本身的纪实风格。
寓意深远的 “红”
谈及张艺谋的电影色彩，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他最喜的红色， 因此张艺谋也被称为偏爱红色的导演。张艺谋对于红色有着刻意追求，在《秋菊打官司》里最鲜明的色彩就是红辣子的红，这种红代表一种生命的坚忍不拔和命运的顽强不屈，具有深远的表和暗喻意义，红不仅与秋菊 “一根筋”式的火辣性格吻合，更是秋菊直观生命本能的一种隐喻。
《秋菊打官司》用色的成功之处， 我认为有三点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导演本身要对生活有着深刻的认识，有着自己独到的解读生活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清楚而准确地表达出作品的宗旨和内涵。二是对于色彩的精准把控，运用色彩语言渲染氛围并不需要过于繁复和夸张，而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和吻合的情景，带领观众从眼睛看上升到从心看。
三是巧妙运用色彩暗喻，色彩的象征意义也是一种绝妙的表达电影内涵的形式， 特别适合于传达一些不方便直观展现的隐晦含义。03
人情世故和道德规约的二律背反的荒谬喜剧
喜剧性的氛围渲染
首先，影片《秋菊打官司》选用了极富原生态意味的方言俚语。方言是一种点缀，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恰到好处地运用能够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如“妹子”、“咱”、“么”、“啥”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无形中使观众与剧中人物产生了审美距离，让观众听了忍俊不禁，造成一种喜剧的色彩。
其次，影片《秋菊打官司》选用了富于喜剧意味的独特的音响效果。不论从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传来的陕西小调，秋菊在崎岖山路上奔波时悠悠而起的小曲，抑或秋菊在儿子满月时请酒的欢快音乐，都是一种气氛的点染和心情的抒发，是一种陕西农村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再次，影片《秋菊打官司》的结局也是一个喜剧的结局。秋菊不但死里逃生，最终还赢得了官司，其色彩的隐喻也突出了该影片的喜剧意味。
荒谬性的二律背反
秋菊坚定地状告村长既有农民的觉醒与执著，也有对法律的逐渐认知，但最后的结局所体现出的法律的严肃性显然是她无法意识到的。影片结尾的特写镜头，定格在秋菊茫然无措的脸上，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影片的荒谬性。
秋菊虽然打赢了官司，但是，她却失去了村民人情世故的支持。在这样的人情味很浓的村落里，人们靠着传统的人情关系维持着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尊重长辈的权威，在乎别人对自己在群体中的评价，互帮互助等等。这样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突然出现了一件法律事件，不啻死水泛起波澜。
在以和为贵的中国社会里打官司是一种无法想象的破脸事件，村民难免以一种另类的眼光看待秋菊，并诉诸“公愤”和“鄙视”，虽然最后她赢得了官司，但也不可避免地输掉了人情。秋菊的执著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必然要求，符合法律的精神。
在这两种要求的冲突中，秋菊追求的公正是以承担村民、丈夫、村长的压力为代价的。这样一个普通村妇的执拗就具有某种荒诞的意味。
非理性的喜剧价值
影片不遗余力地打造荒谬感，使得影片突破了传统喜剧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现代喜剧美学理念—对非理性的强调不谋而合。传统喜剧以理性精神作为价值判断原则，来嘲笑违反理性的荒谬背理行为，现代喜剧却是以非理性原则，来重新审视理性自身的漏洞和荒谬。
联系到该影片中，秋菊一直以来就追求“公正”这个理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她的“不服”也是由于这个评判标准在作怪，所以才有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告状经历。但是，在这种理性的背后她最终得到的是别人的不谅解，换来的是失去整个人情世故的代价，这是一种荒谬。影片正是通过表现出这种理性背后的荒谬感，使影片呈现出一种极为强烈的喜剧色彩。
结语
《秋菊打官司》采用叙事隐藏、关注人性和寓言颠覆的拍摄技巧及文化图景呈现方法，以独特的色彩美学来表达对乡土的眷恋，既充满戏剧荒谬性，又引人深思，是一部兼具拍摄学、色彩学和社会学的好电影。
《秋菊打官司》是张艺谋电影艺术的一次飞跃，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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