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出去的權力如同放出去的魔鬼，再想收回難如登天。

從“刺馬案”到《投名狀》

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時任兩江總督的馬新貽，在結束校閱返回督府時，於督府側門被刺客張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脅，刺客張文祥當場被擒獲，但兩江總督馬新貽也於第二日傷重不治。

此事一出，朝野震驚，清廷令江寧將軍魁玉審理此案，又令漕運總督張之萬會同魁玉查案，二人經過半月審理，得出結論：

刺客張汶祥曾經在浙江當過海盜，多次被時任浙江地方官的馬新貽圍剿，又因為妻子被強搶，馬新貽處理結果不讓他滿意，自己開小典當行賺錢但被馬新貽禁止三件事對馬新貽恨之入骨，遂行刺殺之事。

清廷對於結果不甚滿意，又派遣前任兩江總督曾國藩前往調查，曾國藩接到命令多次拒絕前往，在清廷一再下令催促後才動身前往，此後，清廷一度認定“此事斷非張汶祥一人呈忿行兇”，並派刑部尚書鄭敦謹前往調查，調查期間，曾國藩大部分時間都一言不發，因多次審理張汶祥口供始終如一，曾國藩才了了說了幾句，大意是下定論要謹慎，要有理有據。其他官員立刻心領神會認定案件真相與之前結論相似，認為馬新貽為朝廷忠臣，應給予優厚的撫卹，張汶祥是因私仇刺殺馬新貽，判處張汶祥凌遲之刑，清廷對於這個結果表示接受，此案也就宣告結束。

這就是晚晴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馬案”始末，顯然，此案有太多不合理之處，各方人士欲言又止，這個判決結果更像是多方博弈下後的一種妥協。

既然官方給出的解釋不能讓人信服，那麼就別怪民間人士的想象力豐富了，關於刺馬案真相，除了官方給出的“攜私報復說”，民間還給出了“漁色負友說”、“通回賣國說”、“丁日昌買兇刺馬說”、“湘軍買兇刺馬說”和“反洋教者買兇刺馬說”5種說法，由於第一種“漁色負友說”涉及到兄弟，通姦等藝術性很強的情節，故流傳最關，電影《投名狀》也取自該種說法。

當年大火的電影《投名狀》就是根據根據這5種假說中的“漁色負友說”，馬新貽奉清廷之命曾經招募兵勇剿滅太平軍與捻軍，馬新貽在與剿滅張汶祥、曹二虎、石錦標等人所在的捻軍武裝時被擒，張、曹、石三人認為馬新貽日後能成大事，於是決定跟隨馬新貽，四人結為兄弟，馬新貽也收編了三人領導的八百捻軍，而後，馬新貽以這八百人為老本，官越做越大，而馬新貽又垂涎曹二虎的美妻，設計殺死曹二虎（也有說法是將這八百人一併殺死），張汶祥出於兄弟之情決定冒死刺殺馬新貽。

“嫌棄人”湘軍勢力

而其他四種說法都又一個共同點：認為張汶祥殺人是受人指使，馬新貽是死於政治鬥爭。而這四種說法中，有三種認定湘軍或湘軍相關人士是刺馬案的幕後真兇，刺客張文祥已經被處死一個半世紀，他真正的殺人動機已經不得而知，但是，湘軍勢力至少有重大嫌疑。

湘軍的起家史大家並不陌生，當時，無力面對太平軍凌厲攻勢的清廷只能拿出最後一根稻草——

上文提到湘軍的軍餉很多都要自己籌措，而這籌措之法，除了收取一定份額的稅負，還有很多見不得光的方法，南京城破之後，曾國藩稱城中太平天國的銀庫不知所終，但這種託辭恐怕連曾國藩自己也不會相信，那太平天國多年來積攢的金銀大概率也變成曾國藩自行籌集的湘軍軍餉。

而且，作為消滅太平軍的主力，湘軍勢力在戰爭結束後，一定會去尋求將自己的戰功變現，變現成為財富不過是一種次要手段，拿到權力才是重中之重。而曾國藩起家的江西安徽一帶，和其與太平軍的主戰場江蘇一帶就是湘軍的主要勢力範圍（大多在兩江總督轄區之內），於是，湘軍勢力的最好權力變現方式就是將其勢力範圍合法化，而這種合法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讓湘軍中的實力派擔當兩江總督一職。

讓湘軍勢力任兩江總督是湘軍勢力與清廷的利益平衡點，這樣一來，中央和地方的基本利益都能得到保障，雙方各得所需就會彼此相安無事。但是，“外人”馬新貽的到來就打破了這種平衡，面對到手的利益將被人拿走這樣的局面，湘軍勢力的確有理由鋌而走險

地方勢力，戰時救命良藥，戰後尾大不掉

在前現代社會，由於技術上的落後，中央對於地方的管理往往是低效的，於是，中央於地方的管理上會陷入一種悖論，如果權力分散於地方，則會造成地方各自為戰的局面，集中全國力量幹大事的舉措便很難推行；但是，如果反過來如果權力集中於中央，則勢必會影響決策效率，換句話說，影響地方的辦事效率。

那麼，中央是要集權還是要效率呢？大多數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選擇是一致的：可以犧牲效率，但必須完成集權。但這種低效的政府，在平常尚能應付，但一旦遭遇戰事，尤其是對自己不利的戰事，這種低效的集權有時真會要命，於是，封建統治者在農民起義等對於自己極端不利的戰事爆發時，又會作出另一個選擇：對地方放權，想想漢末、唐末，是不是相似的景象，當然，也有死也不放權的，結果就是地方還有力量，但中央死了，對，就是大明。

在歷朝歷代統治者，在識時務方面，滿清政府絕對是名列前茅的，所謂識時務，就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事，絕不認死理，雖然在一些不急要的事情可能會好大喜功愛面子，但是在生死存亡的大事上，清廷從來不在乎面子，而且幾乎都能做到把便宜佔到最大，把損失降到最小（當然，是政府的利益和損失，不是國家的），沒有這點本事，怎麼能從東北一隅以區區幾十萬之眾問鼎天下，沒有這點本事，如何能在天下離心，政令不出紫禁城的情況下依舊全身而退，若問哪一朝之政府最懂得如何生存，概中華上下五千年難有出於有清一朝之右者。

而在當時，清廷面臨的局面是，太平軍雖然剿滅，但是東南各省中，漢人重臣已經崛起，且財權，軍權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在這些漢人手中，這些漢人組建的湘軍、淮軍、楚軍，可是能征善戰，而且，這些他們與組建者關係甚為密切，如果處理不當，這些人立刻就能擁兵自重。清廷明白，現在得想法設法收回下方到地方的權力，清廷同樣明白，康熙年間的暴力撤藩是絕行不通的，原因很簡單，康熙時期，滿清起家的老本：滿蒙八旗是天下勁旅，而現在的八旗子弟提提鳥籠子鬥鬥蛐蛐倒是在行，讓他們去打仗？還是算了吧。

慈禧的太極，一番博弈後雙方重新找到利益平衡點

清廷實際掌權者慈禧太后面對做大的地方勢力，她知道，事情還不至於太糟，因為這些地方上的漢人重臣並不是只有一夥，這樣一來，事情就好辦的多了，她要做的就是讓這些勢力的力量能夠形成制衡，不讓一方做大，於是，她先把實力最強的湘軍勢力的總頭目曾國藩從老巢調離，再讓一個比較安全的人去接替他，馬新貽安全嗎？安全，倒不是說他有多忠心，主要是因為他沒有自己的班底。沒有自己的班底，一切就必須依靠朝廷，就必然想朝廷之所想，急朝廷之所急。

但是，這樣一個沒有自己班底的人，能對付得了那些刀口上舔血的老傢伙們嗎？這的確是個問題。但慈禧並不在乎，馬新貽的任兩江總督在慈禧看來，更多是一種嘗試，權力收回來了歸朝廷，收不回來倒黴的是你一個人，沒辦法，誰讓你沒有班底的，沒有班底你行使的一切權力就都是皇權，朝廷想收回來隨時可以收回來。

馬新貽似乎也瞭解自己的處境，他在上任前曾經對自己的老家兄弟說：“我此去萬分兇險，一旦遭遇不測，朝廷怎麼判就怎麼聽，千萬被提反對意見”。結果，他真的不幸言中，他真的遭遇不測，現在皮球踢回了清廷一方，不管馬新貽是怎麼死的，盤踞在此的湘軍勢力並沒有收到任何削弱，這次收權運動是到此結束呢？還是繼續進行呢？起初，慈禧太后還想掙扎一下，他派遣魁玉，張之萬去調查此案，但有了馬新貽的前車之鑑，這二人難道不會受到一些啟示嗎？如果調查結果是此事真與湘軍勢力有關，朝廷和湘軍勢力誰先倒黴不知道，但是最先倒黴的肯定是他們兩個，於是，他們做出了對於他們最有利的調查結果：

事情到這一步，其實慈禧應該知道，自己不可能太順利的收回所有權力了，但是慈禧就是慈禧，當現實情況沒有按自己事先計劃發展時，就要果斷調整計劃，絕不認死理，不要因為歷史上慈禧的可笑舉動就認為慈禧是個傻子，在一頓飯吃103個菜還是108個菜，過生日要多修一個園子還是兩個園子這樣的問題上，慈禧經常犯渾，但在事關清廷能否繼續統治的問題上，慈禧精明的很。於是，慈禧以退為進，直接調曾國藩去調查此事，並對曾國藩說“此案甚奇”，這可是個燙手的山芋，剛剛在天津教案中替清廷背了黑鍋的曾國藩一時有些摸不著頭腦，這會不會是朝廷試探他是否有回到老巢擁兵自重之意的手段呢？於是，曾國藩找各種理由不去。而慈禧太后卻一次次下令讓曾國藩前往，這有些打消了曾國藩的疑慮，看來清廷是真的想讓他去查案（其實就是想給此案一個了結）。在最後一次催促曾國藩前去查案時，慈禧太后提到“馬新貽是朝廷的忠臣”，意思就是查案的結果不能對馬新貽不利，官場老油條曾國藩當然明白其中含義，於是欣然前往，最終，案件很快“水落石出”，一切都是張汶祥一人所為，馬新貽是好人，湘軍勢力是好人，當然，朝廷也是好人。

清廷接受這樣的結果等於朝廷承認了湘軍勢力的存在，這樣一來，清廷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未受動搖，清廷依舊可以享受兩江總督轄區內的法定稅收，而湘軍勢力在該地區搞些小動作，靠些潛規則撈些好處清廷也就選擇視而不見了。

清廷與湘軍勢力的對抗與妥協也是整個晚清政治格局的縮影：所有地方勢力承認清廷是唯一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但清廷也給地方勢力一定的實權。如果大清是個公司，那麼原本這家公司只有一個百分之百控股的股東——愛新覺羅皇室，而此時，大清國的股東里面多了一些有實力的漢人大臣，當然，最大股東和董事長還是愛新覺羅皇室，但是大清的最後50年中，他們的持股比例不斷被稀釋，但即使這樣，愛新覺羅皇室們在公司破產之前竟然還完成了高價套現離場，不得不說，是時也，運也，命也。

清廷在其統治的最後階段，在其起家的班底滿蒙八旗失去戰鬥力後，竟然還可以通過維持漢人重臣間的平衡來為自己整整續命半個世紀，不得不說，在玩弄政治手段方面，清廷無比高超。

有清一朝，將封建皇權推向最高峰，以至於朝堂之上，出現了大臣以稱“奴才”為榮，稱“臣”為恥的荒誕景象。太平天國之後，終於有些大臣依託手上的軍隊，重新獲得做一個“臣”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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