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李小飛刀
最近，肆虐全世界20多個國家的一場大蝗災在國內也引起不小的關注。
想來，大家這麼關心的原因，一方面是這場災難的破壞力足夠大。
這場蝗災的罪魁禍首沙漠蝗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能吃、最能飛、最具破壞力的害蟲之一，每天能隨風飛行150公里，存活時間3個月左右。佔地一平方公里的蝗蟲群一天可吃掉3.5萬人的口糧。
非洲之角的受災情況最為嚴重。光是在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里境內的沙漠蝗蟲數量就已達到約3600億隻。而且這一地區的蝗蟲還在不斷繁殖，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預測，如果不加以遏制，蝗蟲數量可能在6月份達到目前數量的500倍之多……
埃塞俄比亞農業部統計，約有6.5萬公頃作物受災，2200多萬人口的糧食短缺問題雪上加霜。吉布提1700個農牧場中，有80%以上被蝗蟲侵害，將近30%的人口面臨饑荒。
這場蝗災還蔓延至西亞和南亞部分地區，波及伊朗、也門、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家。巴基斯坦已經宣佈進入國家緊急狀態，而在印度受災地區，芥菜、蓖麻、孜然和小麥等農作物損失嚴重，甚至面臨絕收。雖然目前蝗災得到一定的控制，但印度農業部門預測，今年6月蝗災威脅可能加劇。
另一方面，國內這麼關心的原因，也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讓大家對自然災害更加敏感。儘管有不少專家表示蝗災侵入我國的可能性很小，網上擔憂“可防可控”，希望千萬不能大意、要防患於未然的聲音仍然為數不少。
疫情未了，蝗災又來？我們有必要慌？
“蟲王”
要預測未來得先了解過去。
我們國家自古以農業立國，種田跟搞大工程是中華民族的種族天賦。有文字可考的跟蝗蟲打交道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商朝。
對蝗蟲，老祖宗是很有經驗的。
以前有俗話說，“大水之後，必鬧蝗蟲”，“先淹後旱，螞蚱連片”，“身黑頭赤者，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文官蝗 ”。老祖宗總結出蝗蟲鬧成大災的兩個原因是，天災人禍：旱災水災等自然災害的誘發，以及，政局不穩、文武官員忙著撈錢、政府對災害不作為。
這兩條經驗放到現在依然管用，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分析。2018年5月，氣旋風暴“梅庫納”襲擊了阿拉伯半島南部的沙漠地帶，降雨促使沙漠中出現季節性湖泊。高溫溼熱的環境促進植物生長，為當地沙漠蝗蟲的第一波快速繁殖創造了條件。
五個月後，另一場氣旋風暴“盧班”襲擊了附近的也門和阿曼交界處，再度為蝗蟲的繁殖推波助瀾。在此期間，當地沙漠蝗蟲繁殖了三代，數量增加了8000倍。
此外，由於連年內戰，也門缺乏防範蝗災的系統和能力，導致蝗蟲群不斷壯大並向其他國家遷飛。在索馬里，部分地區由恐怖組織控制，蝗災防控措施無法有效開展。
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對蝗災的記憶遠去了。但在歷史上，蝗蟲給中國曾經帶來了深切的苦難，這種記憶是刻在基因裡的。
比如“秋”這個字，現在很少有人再深究它為什麼是左“禾”右“火”。因為蝗蟲有趨光性，所以每當蝗災來臨時農民們就燃起大火，讓蝗蟲自往投撲光亮而死，所以，在用火驅趕殺滅蝗蟲的秋天，莊稼才能豐收。
蝗災和水災、旱災在我國曆史上並列為三大自然災害。《清實錄》資料統計，清代共發生“蝗災”137 次，其中大面積的蝗災佔 42 次。據《清史稿》統計，清代各類蟲災共計257 次。清朝一共268年的歷史，平均下來，幾乎每年就會發生1次蟲災以上，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蝗災。
可怕的是，蝗災不是孤立的，鬧蝗災之前，往往暴發水災或者旱災，為蝗蟲的大規模繁衍提供土壤；蝗災之後，顆粒無收的老百姓舉家帶口逃荒，死在路上的人能達到出來逃荒的一半。勉強活下來的人往往無力將屍體及時妥善處理，如果是酷熱天氣，屍體內的病菌迅速傳播。更是進一步加劇了疫情的蔓延。
上面是現代學者做的一張圖標，中國歷史蝗災年頻數與戰亂年頻數、疫災年頻數變化趨勢相當一致，這基本上預示了戰亂、瘟疫與蝗災的頻繁發生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中國成立以後，學者對歷史上的蝗災做了大量研究發現，國內蝗蟲的物種和發生的環境基本沒變，就是東亞飛蝗、亞洲飛蝗和西藏飛蝗三種（沙漠蝗蟲這種輸入型成災的基本沒有），撲殺的方法基本從唐朝開始就已經很成熟了。
變化的是人的觀念。
在南宋以前，受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影響，儒家相信天災是天意，蝗蟲的出現是上天對皇帝的警示，蝗災發生是上天對皇帝為政不力的懲罰。
鬧了蝗災，臣子首先要批評皇帝有哪些過錯，皇帝再沐浴更衣齋戒不吃肉焚香禱告一番。唐玄宗時候的宰相姚崇打破迷信堅決滅蝗，其他人對他的評價卻不高，蘇東坡就批評說，姚崇這一套治標不治本，要消滅蝗蟲得先修德。
而民間相信蝗蟲是“神蟲”，出現蝗害時，如果不祈禱捕殺，人們認為會觸犯神靈從而招致更大的禍患，越殺越多。祈禱之前，要請專人作禱祠，不行祈禱之禮就不敢捕殺。直到解放前，祭祀“蟲王劉猛”的廟還是遍地都有。
此外，蝗災也從來是對政府治理有效性的考驗。康雍乾時期，吏治抓得嚴，州縣衛所官員，遇蝗災不親身力行撲捕的，藉口鄰境飛來，推卸責任的，革職拿問; 該管道府催撲捕不力的，降三級留任; 布政使不查訪，撲捕不力，降二級留任; 督撫不查訪，嚴飭催捕的，降一級留任; 協捕官不實力協捕，釀成災害的，將所委協捕各官革職。
等到了乾隆一死，吏治鬆弛，荒政中的腐敗現象日益增多，諸如欺瞞和索賄行為開始出現於治蝗之中。因為清朝政府有規定，一旦發現蝗災，就要調集軍隊助民“捕蝗”。軍隊到達災區後，即向當地多方需索，不但要好吃好喝招待，而且要送一筆可觀的賄賂，否則，這些軍隊便以“捕蝗”為名，把地裡尚未被蝗蟲吃盡的莊稼故意踩得稀爛。老百姓是很實際的，他們知道，這些封建軍隊實在比蝗蟲更可怕，與其引來兵災，還不如忍受蝗害。
這種現象，從清中後期一直延續到民國。
“毛主席的飛機”
新中國成立後，國內並不是沒有爆發過蝗災，資料顯示，嚴重蝗災平均每間隔3 - 5年就爆發一次，其中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最為嚴重，七十年比較好，八十年代又有反覆。
不同的是政府的作為及社會的準備。其中措施很多，只舉兩條：
雖然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的航空事業非常薄弱，但是在1949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和受空軍領導的民用航空局相繼成立後，為滅蝗做了很大貢獻，用軍用飛機噴灑藥物效果很好。1951 年在皖北飛機滅蝗的過程中，有一次飛行員飛到皖北時，弄錯了機場，降落在一塊蘆草地裡。剛一落下，幾千個正在打蝗蟲的老鄉蜂擁歡呼：“毛主席的飛機！毛主席的飛機！”。
當時河北黃驊甚至給滅蝗飛機開了一個 1000多人的歡迎大會，有代表向老百姓發言說，“我們黃驊原來有土匪、地主惡霸、水災、蝗蟲四大災害。政府已經領導我們除了土匪、地主惡霸，和水災三大害，現在毛主席又派飛機幫助我們來除最後一害了。”
另一條是依靠宣傳、文藝、教育等手段，破除民間的蝗蟲迷信。在生物學專家看來，這是他自信此次非洲蝗蟲災害在我國境內肯定不會成災的原因之一：經過多年的宣傳，我國農民本身的意識和敏感很足，又有基層直報站幫助，蝗災能夠在一開始就得到控制。
專家對刀哥說，建國後我們不是沒有發生過蝗災，只要遇到氣候條件有利於蟲卵孵化的時候，就會有蟲情發生。也正因為如此，每到一定季節基層都會保持一定警惕，能夠做到早發現早控制，對蝗蟲的認識和經驗也比較足，直報系統是有效的。打個不恰當的比喻，蝗災相當於流感，而非冠狀病毒。
有網友質疑一些專家的說法，比如沒有發現過中國歷史有因非洲蝗蟲造成的蝗災這一條。他們認為非洲的動物可以在我國的公園裡生存，為什麼非洲蝗蟲不能？我國從古到今發生過多少次蝗災，僅僅就因為非洲蝗蟲沒有在中國地域出現能就可以掉以輕心？
非洲的動物可不是自己來的，是動物園花大價錢“請”來的，非洲蝗蟲要想入境，走中線翻越喜馬拉雅山肯定不行，走北線從阿富汗和中亞進，一二月份那裡氣候太冷；從南邊繞過中南半島從雨林入境，蝗蟲卵又不喜歡太溼熱的環境，孵化率很低，兩條路等於都堵死了，這也是為什麼歷史上喜馬拉雅山以西鬧沙漠蝗蟲災害而中國境內只能找到個別標本的原因。
在我國境內，主要還是以東亞飛蝗、草原飛蝗和西藏飛蝗這三種防治為主，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治理，東亞飛蝗孳生地由近8000萬畝下降到目前的2200萬畝，發生密度持續控制在較低水平，近30年來未出現大規模起飛危害；草原蝗蟲危害面積減少35.7%，連續10年未暴發大規模草原蝗災。這並非僥倖，背後是有許多駐守基層的技術人員和農牧民辛苦付出所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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