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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6日，云豹救援队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捐赠酒精。 （受访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20年2月20日《南方周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线报道”）
当疫情肆虐，交通停滞，人人闭户不出的时刻，武汉又涌现了一批普通市民，成为“野生”志愿者，承接了四面八方涌来的爱心，因为他们的奔波、暴露，捐赠物资才能及时流转，各种信息更新传递。
“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应该有两类组织行动起来。”贾西津建议，一种是专门救灾的，如红十字会和专业的民间救援队。同时，与专业救援无关的社会组织也应该行动起来，以应对次生灾害。
2020年的春节，莫莎莎和丈夫汪沺过得与大多数武汉市民不一样，他们没有足不出户，反而天天在外奔波，给定点医院、社区医院、卫生所送物资。其间接触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医生、警察、新冠患者和更多志愿者。
莫莎莎和丈夫自称为本地志愿者。像他俩这样的志愿者有很多。当疫情肆虐，交通停滞，人人闭户不出的时刻，一批普通市民成为“野生”志愿者承接四面八方涌来的爱心，因为他们的奔波、暴露，捐赠物资才能及时流转，各种信息更新传递。
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迄今二十余天来，城中需求不断变化，这些“野生”志愿者从组建爱心车队接送医务人员到紧急捐赠医疗物资，从关注独居老人、慢性病患者到帮助单个的求助者入住医院。
他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想用自己的一点力量做点事情”，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很多时候，这些志愿者也会焦虑、紧张，产生强烈的无力感。
志愿者涌现
早在1月中旬，莫莎莎就开始买口罩。因为认识许多医生朋友，加上自己对肺炎的理解，她较早感知到这场疫情来袭，然而事情发展之快，依然令她措手不及。
1月20日，钟南山在央视连线中证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三天后，武汉“封城”，莫莎莎想到一位医疗器械批发的朋友手上有货，就订了一万只口罩，准备捐赠出去。那个时候的口罩7毛钱一个，与往后商家炒作中动辄五六元的价格相比，实在很划算。
没想到一万个口罩卡在仙桃。莫莎莎四处求援，得知一位医生将在仙桃附近的城里出诊，她拜托人家给捎带回来。1月24日除夕夜，她拿到口罩，首批物资运送成功。当天下午，莫莎莎和丈夫汪沺还运送物资至武汉市红十字会，她记得，武汉红会办公室一片忙乱，楼上楼下电话响个不停。
当天晚上，武汉市多家大医院向社会求援：“缺乏医用防护口罩、防护服、护目镜”，“很快就要‘裸奔’”。医护人员号啕大哭的视频，他们简陋的年夜饭照片，一个医院接着一个医院的社会捐赠通告，令人揪心。
“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只能给你们捐款了。”网友这样留言。许多人点开支付宝，输入“武汉加油”，捐款。上线不过八小时的阿里巴巴公益项目募集5758万余元，考虑到执行能力，他们不得不在零点过后紧急关停捐款窗口。
那段时间，武汉城中有很多青年都像莫莎莎一样，慌忙之中搭建各种各样的团队，以解城中之急。
1月21日，武汉市云豹救援队到四个大医院的门诊入口处抢装红外热成像系统，以加快筛查发热病人。这是武汉专业的应急救援团队，此前曾参与尼泊尔地震及“东方之星”沉船救援。
次日，该队队长向东在朋友圈写道：“情况不容乐观啊！”“天亮还有硬仗要打……”然而配图中，医院大厅没穿防护服，只是戴了口罩。
1月24日晚上，向东也在为医院里的物资奔波，仅云豹救援队便有三十多人往各大医院运送物资。
随后的日子，更多的武汉青年加入进来。
85后的武汉人张甜蕾陆续加入了六七个微信群，都是以校友会、车友群为主。“只要能做事就可以”，她想。
李飞在大年初一和朋友一块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从一家医院“扩张”到四家医院，目前已形成“守护医者联盟”，有两百多辆志愿者车辆。
大年初二，刘刚剑接到中华思源扶贫工程基金会的任务，在武汉运送物资。此前，他是新浪扬帆基金在武汉的负责人，平常主要开展助学工作。“事情就发生在家门口”，刘刚剑答应了下来。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创始人李涛认为，当时大家不约而同参与救援，因为“民间是积聚了许多情绪，愿意对灾难救助作出快速反应”。
口罩“夹”在米里
莫莎莎的志愿工作从买口罩开始，她没想到，每批物资的运送，都要“一路打怪”，经历曲折的旅程。
1月24日，远在深圳的一个妈妈群筹款购买KN95口罩，打算捐给协和医院。因担心物资抵达无人签收，她们找到莫莎莎帮忙。
莫莎莎做事利索，她迅速整合资源，建议她们购买更实用的外科医用口罩，加上自己买一部分，一共两万个口罩。
很快，湖北多个城市陆续宣布“封城”，“仙桃出不去，武汉也进不来”，两地交通切割成一段一段。莫莎莎只好想办法，找熟识的朋友用私家车载出来，朋友们说现在仙桃物资也很紧缺，也不允许外流。莫莎莎给仙桃市应急办打电话，询问能否协调车辆帮忙运送捐赠物资，对方回答不方便。
最后，莫莎莎和丈夫辗转找到一家企业，该企业要从仙桃给武汉运送大米等保障物资，持有特别通行证，他们把口罩“夹”在米里运出来。如此夹带私货，莫莎莎自己也有些哭笑不得。这批物资最终在1月26日送到武汉远郊的一个仓库，由莫莎莎开私家车运回。
对于专业的灾害救援组织来说，此次参与救灾也很不容易。武汉市云豹救援队队长向东形容自己所做的工作是“蚂蚁搬家”，民间爱心人士将物资运送到武汉市附近，他们开面包车搬回城内，城内的志愿者则开私家车运送至各医院。
“每天都累瘫啊。”向东说。投入前线以来，他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不过4小时，物资一直紧缺，他们分别对接各类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和校友会等，目前已累计运送消毒机6台，呼吸机12台，口罩、手套、防护服等数以万计。碍于各地的物资管控政策，他们时常深夜行动。他偶尔在朋友圈里发图，形容物资运送之难堪比“走私”。
“志愿者这次(抗疫行动)是很突出的。”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说，由于志愿机制不同于行政体制的强制性、统一性、官僚性，而具有多元、灵活、及时、直接、细化的特点，是与行政体制不同的另一种资源配置机制。
“假”志愿者与炒家
参与具体志愿活动时，志愿者面对的困难具体而繁杂。
莫莎莎将第二批采买的两万个口罩分发到医院和社区后，陆续有不同的资源及求助找到她。有时是帮人采买后捐出去，有时帮人送货，有时是自己买来捐。来来往往中，她发现，在各个志愿者群里，趁机来诈骗的骗子层出不穷。
有倒买倒卖的。260元/个的额温枪，在同一个群里“摇身一变”，便是360元/个;有商家蹭热点的，打着捐赠的名义，往医院送保健品，以方便日后宣传抬价;有人出售三无口罩，说是出口产品没有资质。
最令莫莎莎哭笑不得的是，有人质疑商家产品资质时，商家回应说“你们不要作了，赶紧找钱吧”。此时群里有位自称荆州医院的医生说他们特别需要，特别缺。大家逐条信息检索，发现“医生”是“商家”一个介绍一个，共六次介绍后进群的，他们其实是同一拨人。
“大家回头可以整理一下那些骗子和炒家名单，一一举报。”莫莎莎说。
刘刚剑则觉得自己做得事不多，但交接事宜繁杂。他到一家医院交付物资，对接人共换了五拨——该医院刚被另一家医院整体接管。刘刚剑先找到前院长，再找到新任院长，再到现任后勤负责人，最后是物资收发负责人。他理解应对疫情的紧急阶段，许多事情都在调整，“有些(机构)是新任命的，有些医院是混编的。”刘刚剑说。
刘刚剑持有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的通行证。他认为，这些管控是需要的，只是各家有各家的审核标准、每天还在变动，也会带来困扰。
年2月10日下午，刘刚剑到一家医院送十辆负压救护车。距离医院两公里处设置了路卡，拖着救护车的平板大货车开进去了，负责卸货调试的厂家却被院方拦下。
刚开始，司机和院方说明原因，最后忍不住骂起来，“我为什么要到这来？我是送物资的，我也是人！我也怕，但是我来了！”
社区需要的物资越来越多
2020年1月24日，武汉市抗疫指挥部七号通告称，基层社区卫生院要对居民进行发热初筛。
“很多社区是真难，分诊以后，病人都往社区里跑，但他们什么物资也没有。”莫莎莎想，大医院筹集资源能力强，小医院大概无人问津。他们决定将物资更多地分给社区医院。
100个护目镜，300个KN95口罩，1000个外科口罩，莫莎莎就这样一点点往各个社区送。有一回，莫莎莎跟一家大医院的医生商量：能不能给社区医院的同行让一副护目镜？对方欣然同意，莫莎莎很高兴，“起码人家不用两个人轮着用一副护目镜了”。
张甜蕾则发现，封城后物资运输困难，大家需要的东西越来越丰富。送餐的餐馆说餐盒、筷子都没有了，需要募捐餐盒和筷子，有社区说A4白纸也没有了，要募捐白纸。志愿者不断发现需求，回应需求，再发现新的需求。
1月29日，“家人疑似新冠肺炎被隔离湖北17岁脑瘫儿独自在家6天后死亡”的新闻引发热议。因父母被隔离留下的孩子、脑瘫儿童、独居老人的求助信息散见于各个社交媒体，
“有人专门搬运这些信息”，张甜蕾观察到，志愿者们发现一个问一个，“有人在XX附近吗？能去看看吗？”
“要让社会正常运转不止是防止病毒的传播那么简单，而当我们倾尽全力去应对病毒传播的时候，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正在发酵。”
名为“向日葵公益关怀小组”的志愿者们在2月18日撰文回顾，封城后，武汉城内有近8万多名新生儿、产妇及家庭，不能定期检查，焦虑，找不到医院分娩，得不到细致的照顾。目前，“向日葵公益行动”已将孕妇和妇产科医生、心理医生及营养师对接，线上线下结合提供服务。
2月中旬，整个武汉开始出现医疗供氧短缺。各个志愿者群里开始寻找制氧机，但是制氧设备要运过来绝非一两天的事。莫莎莎感慨，“我们的眼光也不够长远啊”。
对此，贾西津认为，个体的志愿者是临时和松散的，他们在专业性上面不具备这么多的资源和行动准备，“哪儿有需求就去哪儿”。
“内心袭来一种无力感”
从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已快一个月。这些个体的、“野生”的志愿者，也难免承担来自疫情和面临求助无能为力的双重压力。
2月3日，54岁的志愿者何辉因感染新冠肺炎离世。据媒体报道，何辉在疫情发生后一直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帮忙运送物资。
张甜蕾说，她见到与何辉相熟的志愿者心情沮丧低落，但不影响她第二天继续出门，但“防护做到位一些”。2月8日，张甜蕾到仙桃取物资，当天她没有与母亲同住，而是回自己的住处独居，回家后，她用皮肤适用的消毒液从头发至脚底擦拭了一遍。
张甜蕾已经连续十几天每天工作15个小时。对于身处风暴中心的人来说，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这些问题。有些求助，大多数志愿者无能为力。在武汉市政府锚定“清零”目标，确保所有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都集中收治前，许多亲戚朋友乃至陌生人曾找到莫莎莎，希望能安排住院。有些求助者是熟识的朋友，有些人已经全家感染，只求送一个入院。
“我真的没办法。”莫莎莎说，她只能让对方把CT片子传来，再找熟识的医生问问。“有些片子已经是大白肺”，莫莎莎建议打社区电话，打市长热线，找求助单位。她也有自己的道德困境，“我帮一个人插队，可能导致另一个人无法入院”。
向东则在朋友圈写下熟人朋友的求助历程，“我深感自责与无力，唯有拼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夜以继日多弄些物资进来”。
2月7日，李文亮医生因新冠肺炎去世。“医务人员真不容易！”向东每天对接医院医生，深刻地体会这个群体的难处。当晚，莫莎莎一个人在客厅呆坐至凌晨两点，内心袭来一种无力感，“我已经做了自己所有能做的事了”。
“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应该有两类组织行动起来。”贾西津建议，一种是专门救灾的，如红十字会和专业的民间救援队。同时，与专业救援无关的社会组织也应该行动起来，以应对次生灾害。次生灾害全方位涉及社会治理领域，每个社会组织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老人服务组织可以照顾孤寡老人。
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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