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敬清寂,茶禅一味,日本茶道与中华茶文化的历史渊源

引言

“琴棋书画诗酒茶”

,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高雅艺术,其中的“酒”与“茶”最为普遍。而“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在中国历史享有较高的地位。

千百年来,茶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推崇,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对茶情有独钟,中华“茶文化”逐渐形成。

和敬清寂,茶禅一味,日本茶道与中华茶文化的历史渊源

《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拥有解毒功效的茶,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普及。到两宋时期,中国茶文化的发展达到顶峰,开封成为了最大的品茶文娱场所,茶文化空前繁荣。

中原王朝茶文化的发展,很快影响到了来华求学的日本学者,这种既高雅新颖又不离俗尘的茶文化,引起了日本留学者的极大兴趣。善于学习借鉴的日本留学者,逐步将中国茶文化学习模仿,进而结合本土进行创新,形成了“日本茶道”。

日本茶道在经历几代人的努力下,最终定型并延续至今,相比之下中国茶文化的发展,却是充满了坎坷。那么日本人是如何学习中华茶文化,又如何模仿并创新,进而结合本土创造出“青出于蓝”的日本茶道的,日本茶文化又有哪些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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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日本茶道从学习到创新,共经历了“引茶、引法、引术、、柔和”四个阶段,进而形成了以“和敬清寂”为核心的日本茶道。

天台山“引茶”,径山寺“传术”,拨云去雾现晴天

日本茶道自15实际以来风生水起,但日本没有自生茶,日本之茶是由中国传入的。同样,日本道是在学习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模仿并创新而形成。

天台山,这座位于浙江台州的神秀灵地,自古以来便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而享誉海内外,之所以被誉为“佛宗”,与天台山有着庞大的佛教寺院群有着莫大的关联。

大唐时期,中日交流频繁,日本留学使更是日益增多,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天台山渐渐便闻名于日本,成为了学佛者的首选。

唐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天台山学佛归国的日本最澄和尚(日本天台宗创立者,别号叡山大师)捎带了“茶籽”,归国后种在了京都。由此,日本茶步入历史纪元,而“茶”作为一种新兴品种,也在日本落地。次年,即唐宪宗元和元年,空海法师归国,将“茶籽”作为宝物贡于嵯峨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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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茶”,成为了日本“贵族”和“僧侣”专享的高级饮品。“引茶”虽然完成,但制茶之法,点茶之法却是处于空洞期。

三百年后,南宋乾道四年至淳熙十四年,共19年间,日本“茶祖”――荣西禅师两度学法天台山,不仅仅学习佛法,对制茶之法也是颇有钻研。南宋时期,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的南迁,

南宋点茶法日趋完善,而这给予了荣西禅师极大的学习便利。

归国之后,荣西禅师著《吃茶养生记》,将所学的制茶、点茶之法传授于众,而他也被日本人奉为“茶祖”。同时,经过三百年的发展,日本“茶”已不局限于贵族和僧侣,而是“步入寻常百姓家”。

如果说“天台山引茶”对日本茶道的影响是基础性的,那么“径山寺引术”则是关键性的一环。

径山寺,这座位于杭州,盛于大唐、兴于两宋的千年古刹,曾被奉为“道之所在”的“五山十刹之首”的佛教圣地,在南宋时期曾一度成为日僧学佛的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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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本茶祖――荣西禅师”的影响,其后来华学佛的日本僧侣,都对中国茶颇有兴趣。

南宋淳祐元年,从径山寺归国的圆尔和尚将径山茶带回日本,同时将径山佛家的茶礼带入日本,其后按照径山茶的泡制之法,制出了闻名遐迩的本山茶――日本抹茶。

继圆尔和尚之后,日僧南浦绍明于南宋理宗咸淳四年,又将中华七部茶典带回日本同时带走了一套完整的点茶用具。这些茶典,为日本茶道的创立和精神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通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从唐顺宗永贞元年到元世祖至元四年,将近四百五十年的时间内,日本僧侣从“引茶、引法”再到“引术”,将中华茶文化逐步学习并融汇于日本本土。

由此,日本从一个无自生茶的国家,成为了饮茶之风盛行的国度,日本茶道

“拨云去雾现晴天”

“茶道”青出于蓝,“茶礼”丝尘不染,守得云开见月明

从日本学茶的全过程不难看出,僧侣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日本来华学茶者皆是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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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带茶入日本的最澄和尚,还是献茶于天皇的空海法师,无论是日本茶祖荣西禅师,还是携经入日本的南浦绍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僧侣

僧侣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习惯以天台山或者径山寺这样的佛教圣地为准绳去学习,学佛如是,学茶亦然。而中原王朝自南北朝风云后,“三教合一”已成必然趋势,释中有道,道中有儒,而日僧“引术”是在南宋时期,此时三教合一之势已有所成。

由于日本“因禅而茶”的缘故,释家最早与茶道相融合,形成了日本最鲜明的早期茶道理念:“茶禅一味”,这一点在日本茶道“开山鼻祖”村田的茶风中得到了体现。

村田珠光,被后世奉为茶道“开山鼻祖”的他,整合了前辈的事迹、理念,将禅与茶结合在了一起,明确了“茶禅一味”,将日本茶道引入了新层次。作为开山鼻祖,村田珠光的“草庵派”在日本茶道史上占据了较高的地位,其提倡自然,又彰显出了儒雅的茶风,推动日本茶道向“宗教、哲学、艺术”的三位一体化发展,日本茶道发展进入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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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田珠光创新的基础之上,日本茶道逐渐摆脱了对中华茶文化的依赖,进而加速了茶道本土化进程。日本茶道的创始人武野绍鸥,不仅加速了茶道本土化,而且将日本和歌的艺术理念引入了茶道。

自此,日本茶道走出了“引茶,引法、引术”的学习阶段,进入了“柔和”的创新阶段。日本本土文化在茶道中的柔和与外化,标志着独立于中华茶文化的日本茶道正式问世。

相比之下,中华茶文化却是逐渐衰落,饮茶之风虽然未曾断绝,但泡制之法、点茶之法却是难以进取,尤其是点茶之法,几近失传。这与中原王朝的更迭有着莫大的关联,五代十国之后的两宋王朝,是中华茶文化发展的鼎盛之时,而两宋王朝的没落,也将茶文化推向了深渊。

除却王朝更迭的缘故,中原王朝茶文化的受众也是茶文化衰退的重要原因,茶长期以来是民间百姓的的饮品。百姓很多时候是生计无着,那么哪有时间去行茶道,点茶而饮呢?再加上知识分子和朝廷的缘故,茶文化长期不温不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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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日本茶道却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发展,最终成为了大和民族的一种“文化符号”。日本茶道的崛起与繁荣,千利休当居首功。

作为日本茶道创始人武野的得意弟子,千利休在日本茶道中融入了“寂静、古雅”的精神,同时他提出来日本茶道精神中最为核心的“四谛”:和、敬、清、寂。

由此,日本茶道步入了本土化、正规化,真可谓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结语

纵观日本茶道史,“茶与禅”是一个永远无法绕开的话题,而在日本茶道的精神体系当中,也高度体现了“佛家思想”

佛教步入中原之后旋即中国化,其中的

“空寂”属于较高层次的思想体系,在禅宗各派中广位传播,来华学佛的日本僧侣也深受熏陶。这种熏陶,集中体现在了由僧侣大力推广并逐步建立起来的日本茶道之中。

日本茶道“四谛”中的寂,正是讲求内心之寂,即抛却烦恼,进而幽闭,忘却喜悦,进而幽雅,了却杂念,心无旁骛,进而宁静,最终使自己的内心达到“无一物”的状态。这与佛家的“寂”遥相呼应,佛家之“寂”讲求“寂灭”,即无烦恼、无痛苦、无忧愁,安乐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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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当中,“寂”是品茶时的精神境界,目的在于凝神寂欲,在心无旁骛的宁静中去享受“茶”。同样在日本茶道当中,品茶也是悟道领悟禅机的过程,禅宗主张人在品茶的过程中通过“苦”去领悟佛理禅机。

在日本茶道的发展过程中,学习与创新无处不在。通过一代又一代留华僧侣的不懈努力,中华茶文化的成果被日本人成功得以继承,吸收精华汲取营养,积极创新并不断融入本土,最终得以形成“青出于蓝”的日本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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