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扶風和關中其它縣區一樣，城中以小區為堡壘，農村以村莊為陣地，步步為營，嚴防死守，抗擊哪個戴著鼠年禮帽的新型肺炎，關中人正在每天用鼠標、用手指靜守家之一域，等待疫情過去，等待春耕、復工開學、開集上街。
最近閒居抗疫，讀關中作家張浩文先生的長篇小說《絕秦書》，這本大書第一次使“民國十八年年饉”赫然進入當代人特別是關中人的眼底。在這個功利和娛樂的時代，歷史越來越成為小說家的情懷，正如小說正在由一群記者和廣告人在耕耘。
張浩文先生是扶風降帳人，現任教海南大學中文系，該書再版時，他蒞臨扶風與家鄉人分享這部關中大作，這本書是沉重的，無疑是一場遲來的祭奠，至少對每一個關中人、扶風人來說更值得珍藏、回望這段苦澀的記憶。在白描淡寫的筆墨下，每一個不幸的亡魂重新復活，有血有肉，有情有愛，而不再是史料和舊報紙上冰冷的死亡數字。它如同一曲悲絕的鄉村安魂曲，將最後的關中地雕刻在歷史碑記中。
關中人所說的的90年前的“十八年年饉”據陝西省“賑濟會”當時的統計，鳳翔、扶風、岐山、郿縣,四縣共受災306678人，死亡186322人，出逃43440人。死亡率超過60%。
時過40年後，在饑荒深重的1960年，柳青先生寫作了著名的《創業史》，小說開篇寫道：一九二九年，就是陝西飢餓史上有名的民國十八年，陰曆十月間，下了第一場雪。這時，從渭北高原漫下來拖兒帶女的饑民，已經充滿了下堡村的街道。村裡的廟宇、祠堂、碾坊、磨棚,全被那些操著外鄉口音的逃難者，不分男女塞滿了。雪後的幾天，下堡村的人，每天早晨都帶著钁頭和鐵鍁，去掩埋夜間倒斃在路上的無名屍首。莊稼人啊,在那個年頭遇到災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樣……
關中不僅是陝西最富足的地方，也是中國最早被稱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的地方。西周開始,歷時千餘年,先後有秦、西漢、隋、唐等10代王朝建都於關中。
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吼著大秦腔，對關中的輝煌與富庶津津樂道，記憶猶新，而對這塊沃地上苦難與災荒很少有人不願提及，漸漸淡忘與疏遠與人們的集體記憶，儘管，這是剛剛過去90年前的歷史，畢竟，“好了傷疤忘了痛”從來是人性的弱點，人往往就生活在當下，平穩安逸慣了，溫水煮青蛙，當然逐利輕痛，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我生於上世代70年代初，和那個時代的同齡人一樣，關於童年的回也是快樂的,除過餓肚子的時候。至少在15歲之前,我是不能放開肚子吃的,每頓飯都定量。碗裡飯吃完了,只好伸著舌頭舔碗底,舔得跟洗過一般。如果還饞,就求著將鍋底的鍋巴剷出來。
記憶中,麥面饃是過年時才可以喋上一兩口,所謂過年,就是“麥饃就蔥，一碗辣子面”。事實上,直到我通過中考上了武功師範，成為商品糧，有了每月30斤糧票的定量供應，吃上了學生灶上的“機動饃”，我才知道什麼叫放開肚吃飯，而且吃的是雪白的麥面饃。多少年以後，我關於少年時候的記經變得越來越模糊，只有兩個細節常常打動我，一是吃畢飯舔碗,二是頂烈日拾麥顆。我稍微長大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憶苦思甜了。但實際上在家裡，死裡逃生的長輩們來說，他們仍會很自然地拿過去的經驗來教育我，我婆張嘴閉嘴都是“民國十八年年饉”如何，我爸則是“五八年低標準”如何，甚至有時候他們母子倆會為哪個“八年”更悲慘而發生爭執。等我成人以後，我婆我爸他們母子倆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我常常努力去回想他們的音容笑貌，因為他們幾乎沒有留下什麼照片。我總是擔心，如果我哪天再也想不起來了的話，那他們就徹底地消失了。他們和我一樣來到這個世界，在經歷了那麼殘酷的歲月之後，匆匆離去了—除過自己，什麼都沒有帶走;除過我，什麼都沒有留下。
令我疑惑的是,為什麼人們常常對帝王將相、獨夫民賊的歷史如數家珍，卻常常對自己父輩祖先的歷史一無所知。當我已經和父親留給我的最早印象一樣大的時候，我也曾經試圖復原起我爹和我婆他們當年的生活片段，但最後發現一切都已經無法打撈。我只留下童年裡記住的星星點點，但他們曾經的苦難歲月是那麼漫長，這使我的記憶如同關於一場夢一般，顯得不那麼可靠。我今天給我的孩子們說起父輩口口相傳的民國十八年，扶風這塊土地上真實發生的那場慘絕人寰的饑荒之殤時，他們用疑問探究的眼神望著我，似乎我講的故事比正在上演的電視劇那樣，都是不真實的，杜撰的。
今年又是鼠年，這是一個十二生肖輪迴之始，疫情下，有改革開改四十年的經濟繁榮與財富積累，有45萬扶風人眾志成城的堅守，除禁足外，一般家庭依然衣食無憂，等待疫情過去後，平靜溫馨的日子會如約而來，春暖花開時，人們很快會投入日新月異的現代生活。
民國十八年年謹，隨著父輩年事己高，淡然離去，關於90年前的哪場饑荒之憶很快就沒有見證者和口述者，在疫情仍在肆虐，關中人舉家居室抗疫的特珠時期，回望下關中的災難，也許對你我多少有些益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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