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製漢語”全面滲透影響中國文化,中國人該怎麼辦

中國歷史悠久,漢語博大精深。

周邊的日本等國家也學習、吸收漢語,從而形成了一個廣泛的“華語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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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沒有日本,漢語到近現代就會停滯發展,很難融入現代世界,國人甚至很難開口說話。

這絕非聳人聽聞。

請先看下面這些詞語:

  • 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封建、人民、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幹部、文化、文明、民族、思想、法律、經濟、資本、階級、宗教、哲學、唯物論、理性、感性、意識、主觀、客觀、原則、科學、物理、化學、分子、原子、質量、固體、理論、文學、美術、喜劇、悲劇、藝術、供給、俱樂部、野蠻、主權、形而上學、取締、引渡、宗旨、權利、義務、同化等等。
  • 再如日常生活方面常用的:服務、交流、運動、場合、衛生、失戀、接吻、取消、解決、分配、當事者、第三者、時間、空間、課程、目的、否定、肯定、假設、例外等等。

這些不都是我們的常用詞嘛。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缺乏了這些詞語,就很難開口說話,更別想高談闊論、洋洋灑灑寫文章了。

至於融入國際社會、與時代同步,就只能是痴人說夢!

然而,這些詞彙都來源於日本,是正宗的Made in Japan!

它們都是日本人發明,進而傳給中國的。

那麼,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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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日製漢語”

大唐盛世,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也是中國文化高度發達及對外輸出的鼎盛時期。

毗鄰的日本、新羅等與唐朝往來密切,學習唐朝的先進文化、制度、經濟、科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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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從中國學習、借鑑了諸多先進文明成果,並且不斷融合、發展。

例如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分別是從中國的草書和楷書部首演變而成。其中保留著一些常用漢字,其意與漢語幾同。

到19世紀,當時的清朝仍以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國”自居,閉關鎖國,自娛自樂。

而歐美等國家則先後通過工業革命、解放思想文化,國力蒸蒸日上。

相比之下,龐大的中國顯得老邁、衰弱,發展緩慢,明顯落後於世界文明前進的步伐。

而與中國一衣帶水的鄰國日本,開放國門,實行變法革新。尤其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接受先進的西方文明,走上了強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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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日本為了學習歐洲的新科技、人文新思想,大量翻譯西方書籍。

面對歐洲新科技、人文新思想的全新、繁雜的理念,日本文字遇到了“無詞可用”的障礙。

中國人在造漢字時,充分利用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等造字法。

於是,其中的會意、形聲造字法給日本人帶來了靈感。

  • 會意字,就是指用兩個及兩個以上的獨體漢字,根據各自的含義所組合成的一個新漢字。例如:休、明、歪、森、尖、眾、囚、苗等。
  • 形聲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的基礎上形成,由兩個文或字複合成體,由表示意義範疇的意符(形旁)和表示聲音類別的聲符(聲旁)組合而成。例如材、銅、 凍、騎、秧、削、瓢、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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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一方面用日文中現有可用的文字,另一方面充分靈活利用漢字的特性,不斷創造出一些新的漢字(稱為“和字”或“國字”),來表達西方詞語的涵意。

其中,絕大多數屬於會意字。如“雫”,假名寫法是 しずく,讀音是 shizuku,指水滴,水滴如雨下,便作“雫”,成為一個會意字,從雨部。

日語中,引入的漢語詞稱為“字音語”,另外創造出新的詞稱為“和制漢語”,二者都用漢字和假名書寫。

因而,就有了“日製漢語”或“和制漢語”之說,就是指日本人借用漢字創造或翻譯出的漢語新詞彙,以及延伸了含義的漢語既有詞彙。

“和制”指日本大和民族創造。類似於“漢制”,指漢族或者中華民族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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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可以組成詞,詞可以組成句,句可以組成段落,段落就組成文章。

從而,日本得以大量、系統性地翻譯了西方先進文明的理論,為順利理解、對接西方先進文明打下了堅實基礎,跟上了時代步伐,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


中國採用“日製漢語”,走向了現代化

當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清朝統治者才被驚醒,逐漸放眼看世界。

朝野一批有識之士呼籲開展“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制夷”。

於是,自清朝末年掀起了一股“留學”熱潮。其中既有政府的選拔“留學幼童”公費制度,也有自費留學者。

在“留學”目的地國家名單裡,日本因為臨近中國、文化相近、學費較低等原因,成為大批中國學子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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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至民國的數十年間,數萬中國學子東渡扶桑,到日本求學。

同時,西方文明理念通過各種方式進入中國。與之相隨,大量“日製漢語”也傳入中國。

但是,古老的中文裡沒有對應的詞彙可以直譯、對接,面臨當年日本同樣的尷尬。

於是,中國一方面用現有的漢語自行翻譯、對接西方詞語;另一方面,為了統一概念以及方便使用,就直接採用“日製漢語”。

之後,在中、日兩國的長期文化交流中,另有一些日本翻譯、新造的漢語,逐漸在漢語圈中使用,例如卡拉ok、素人、御宅、犬儒等。

除了從日本直接採用的大量詞彙之外,還有“~主義、~化、~問題、~感、~觀、~ 界、~型”等一批造詞性很強的後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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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現代漢語中的“日製漢語”的數量難計其數。

這些“日製漢語”,與一些西方傳教士、學者配合創制的漢語詞語,以及中國直接音譯的西語(如沙發、咖啡等),豐富了現代漢語詞彙,成為漢語的重要組成部分。

同日本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的結果一樣,中國人通過這些“日製漢語”,簡捷地理解了西方現代文明的核心思想理念,並且加以深度、系統性的研究、學習,直接催生了洋務運動、辛亥革命等社會變革,從而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同時,也推動著中國向現代化文明社會前進,拉近了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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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自近代的一兩百年以來,隨著“日製漢語”逐漸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潛移默化,啟蒙、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觀念、行為和生活方式,影響著民族文化的發展。

這一切滄海桑田、翻天覆地的變化,堪稱風雲激盪,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以來少見之大變局。

這其中,“日製漢語”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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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日製漢語”中存在的缺陷

隨著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不斷深入、全面瞭解,有學者發現了一些“日製漢語”存在的不足之處。

例如日本啟蒙思想家中江兆民翻譯的“美學”一詞,它的拉丁文是aesth`etics原意是“感覺學”。

也即藝術的本質在於個人的無功利性的自然感覺。

而“美學”一詞的直觀涵義就成了研究美和醜的學問,帶有明顯的偏向了。

這也導致中國文藝界出現了“醜學”理論。

例如作家賈平凹、莫言的作品創作中有“審醜”的美學意識,吳宇森導演的電影具有“暴力美學”審美意識,一些出格、變態的行為藝術也被譽為“行為審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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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教育”一詞。

它來源於拉丁文ēducātiō,英文是educate或education,從bring out的涵義引出。

它是指通過一定手段,將內心潛在的素質與美好引發出來,是一種自內而外、順其自然的心理活動。

然而日本人創造的漢字“教育”二字都是會意字,“教”字右邊攴(pū)的篆體字形是用手持杖或執鞭,“育”字甲骨文寓意女性生孩子。

顯然“教育”一詞的含義成了外部強加規範、非內心主動的行為。這就與與英文原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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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如“自由”一詞。

它源自拉丁文Liber,意指免於被束縛奴役;英文是Liberty,意指個人權利(即私權,包括財產、信仰等)不受侵犯。

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借用了佛教用語“自由”,指自由自在、隨心所欲的狀態。

於是中國人提到自由,就會想到無拘無束、為所欲為。

其實,自由是指維護私權但同時不能侵害他人的私權,是一種相對受約束的狀態。

正如西方啟蒙思想家的名言:“人天生是自由的,但是無處不在枷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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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差強人意、甚至與原意不匹配的“日製漢語”,誤導著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正確認知。從而也引發了一些概念混亂、理論糾紛。

但是,畢竟當時日本人也是初次接觸這些學術概念,用漢語翻譯時也是“理屈詞窮”,而且能在短時期內創造出來堪稱神奇。因而我們也要理解。

何況瑕不掩瑜,這種現象只是少數。

“日製漢語”影響中國文化,中國人應該怎麼辦

其實,中國人在接受“日製漢語”的過程中,並非全盤接納,也經歷過排斥、抵抗。

清末時,“日製漢語”進入中國,造成重大的文化衝擊,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日情緒。

張之洞、嚴復、林紓、章炳麟、彭文祖等封建官僚、傳統文人都曾大加批判,認為這些詞“不倫不類”,“滔滔入華,為滅國滅族之事”。

例如留日歸國的汪榮寶、葉瀾於1903年編纂出版了新名詞詞典《新爾雅》,風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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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學部司員為之推薦,但朝廷大員張之洞指著汪榮寶的署名說道:“可見這是不懂禮制的輕薄之子,不可任用!”

還有一次,張之洞審閱幕僚路孝植擬的辦學大綱,發現其中有“健康”一詞,勃然大怒,擲地批道:“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殊覺可恨!”

路孝植不軟不硬地回應曰:“‘名詞’一詞亦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可恨。”

然而,時代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特別是在已接受先進文化人士們的傳播、影響之下,“日製漢語”如水銀瀉地般湧入中華大地,滲透入社會各層面。

至今也有一些人認為,中國原生的漢語博大精深,可以創造出一些詞語替代“日製漢語”。

這個觀點聽起來貌似有道理, 但從根本上、大局上而言,並不現實。

其一,早在清朝末期,一些人士這樣做過,但收效甚微。

例如著名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學貫中西,自己創造出了一批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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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提倡以“計學”取代“經濟學”、“群”取代“社會”(類推“群學”取代“社會學”)、“天演”取代“進化”(他將英國赫胥黎的《進化與倫理》翻譯為《天演論》)等,名聞一時,學術界則稱為“嚴譯”。

但他並非一概否定“日製漢語”。

他說過:“西名東譯,失者固多,獨此無成,殆無以易。”

當然,這方面也有成功的例子,如中國人自創的“化學”一詞取代了日製漢語的“舍密(chemistry的音譯)”、“邏輯(英文logic的音譯)”一詞取代了“論理”等。

但這只是極少數案例。

另外,“日製漢語”大多采用兩字詞,而中國學者翻譯時喜用單字詞。

在現代“白話文運動”之後,由於溝通上的需要,兩字詞就顯得較穩定,且口語上容易理解,於是“日製漢語”更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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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抵制“日製漢語”時反倒會應用它,無異於左右手互博。

思考和表達,都離不開文字和語言。

當談到“用原生漢語創造出一些詞語替代日製漢語”這個命題時,本身已經在使用“日製漢語”表達、思考了。

也即,從起步時,就已陷入“日製漢語”的沼澤中了,難以自拔解脫。這無異於用己矛刺己盾。

試想一下,如果不用這些“日製漢語”,現在我們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思想呢?

“日製漢語”是歷史的產物,早已約定俗成,使用了一兩百年。

因而,要想徹底替換它,這個想法就如同假設日本要徹底替換日文中保留了幾千年的漢字一樣。

顯然是不現實的,而且也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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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製漢語”現象,對我們如何傳承、發展傳統文化具有啟迪意義。

當時唐朝的燦爛文化之所以能夠被引世界矚目、一些國家學習,是因為它具有多元化、開放性的特點。

中華文明,是以中原文化為基礎,以博大的氣度,多元化的胸懷,幾千年來不斷與外族交流、融合的人類文明結晶。

正因如此,它才顯得博大精深,包容萬物,生命力強大。

日本借鑑了中國文化之後,不斷融合、發展,也才有了向中國反哺“日製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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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化現象,充分說明:文化是人類文明活動的結晶。因而它也必須與人類社會同步發展,才會永葆活力。

文字做為文化的基石和符號,是一個時代的印記,也同樣需要吐故納新,與時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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