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晚清政府遭遇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三次鼠疫劫難”，這對風雨飄搖的晚清無疑是雪上加霜。
疫情沿著中東鐵路先後攻克了滿洲里、哈爾濱、長春再到瀋陽。整個東北籠罩在疫情的陰影之下。
瘟疫的流行不僅威脅著東北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也嚴重威脅到國家安全與主權。控制了東清鐵路的俄國和控制了南滿鐵路的日本以防疫為名，擅自沿鐵路駐紮軍隊，實行戒嚴和隔離，隨時有搶奪東北控制權的可能。而此時列強的外交使團也在向晚清施壓，圖謀不軌。
終於，揹負著家國重託與人民希望的伍連德走上了歷史舞臺。時年31歲的軍隊教官伍連德尚無名氣，卻帶領著國人在險境中戰勝了這場疫情，堪稱清末版本的鐘南山。
伍連德祖籍廣東臺山四九鎮，於1879年出生於英屬檳榔嶼的一個華商家庭。從小刻苦用功的伍連德成績優異，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意曼紐學院、英國利物浦學院、德國哈勒大學衛生學院、法國巴斯德研究所進修與研究。
1903年，年僅24歲的伍連德被劍橋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
次年年底，他回到檳榔嶼開設了私人診所，並且致力於社會改革，但他始終不滿足，“因為我總想做一點兒較大的醫務事業，同時我也想得個機會為祖國服務。”
1907年，應時任清朝直隸總督的袁世凱聘請，伍連德出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即副校長）。
伍連德
東北疫情爆發以後，清政府原本是要派請海軍總醫官、留美博士謝天寶前去主持防疫工作，但是此時疫情病因不明，謝天寶婉言拒絕了。
緊急關頭，伍連德在當時的防疫大臣、也就是外務部右丞施肇基的力薦下，毅然應招，以政府瘟疫調查員的身份，於12月24日抵達東北瘟疫重災區哈爾濱。隨行的，只有一名助手，一臺顯微鏡及一些研究細菌必需的實驗器具。
次日，伍連德與當地官員對接後立馬趕赴疫情最重的傅家甸查訪。
12月27日，為了儘快查出瘟疫病因，伍連德不顧政府禁令，冒著被感染的危險對一名剛死去的女患者進行了中國現代歷史上第一例人體解剖。隨後，他將消毒站的一間空房改成臨時微生物實驗室，在顯微鏡下發現了鼠疫桿菌。三天後，又成功培養出了鼠疫桿菌。
這場瘟疫的真兇終於找到了。
當時， 醫學界普遍認為鼠疫都是老鼠經過跳蚤叮咬傳染給人的。
此前，日本派出了鼠疫桿菌的發現者，北里柴三郎的學生來東北疫區調查，他堅持其師的觀點：鼠疫源於鼠，於是主張從老鼠身上分離出鼠疫桿菌來證明鼠疫流行，頑固的認為滅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措施。
然而伍連德在傅家甸查訪的時候發現，哈爾濱動輒零下數十度的冬天，並不會有老鼠大規模活動。而且當地門窗封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就感染了所有人。終於經過解剖分離來的鼠疫桿菌，伍連德推斷這是一種新型鼠疫，也就是肺鼠疫，依靠人與人之前的呼吸傳播，沒有家鼠這個中間環節。也就是說，滅鼠並不能控制疫情，防疫的重點應該是阻斷人與人之間的傳播，隔離和保護是主要措施。
1910年12月31日的夜晚，疫情籠罩下的東北異常寒冷。伍連德拜訪了很多外國領事館，向各國領事推廣他的“肺鼠疫”理論，呼籲共同防治，但是除了美國領事羅傑格林，幾乎沒人相信他的話。
第二天，也就是1911年元旦，伍連德探訪中東鐵路醫院，向醫院的主治醫師哈夫金推廣自己的肺鼠疫理論，但是哈夫金不相信鼠疫能夠通過飛沫傳播，對自己叔父所制的疫苗堅信不疑，然而這種疫苗療效並不穩定，很多病人還是離開了人世。
伍連德向清政府請求增派醫務人員後，第一位到來的是法國鼠疫專家梅斯尼。但他也支持日本調查員的觀點，堅決反對防疫的重點放在隔離上，他根據過去防治腺鼠疫的經驗，認為控制重點應該是滅鼠。但那位日本調查員解剖了疫區幾百只老鼠也未發現鼠疫桿菌，這也從側面佐證了伍連德的觀點是正確的。
法國專家梅斯尼認為伍連德太年輕，經驗不足，自己更有資格取而代之，在到達哈爾濱之前向東三省總督錫良舉薦自己替代伍連德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不料卻被錫良婉拒。
得知此中曲折的伍連德為了避免與梅斯尼發生衝突，給外務部右丞、防疫大臣施肇基發辭職電報，表示願意將防疫總醫官的職位讓給梅斯尼。不料北京回電，招回梅斯尼，仍由伍連德繼續領導三省防疫工作。
幾天後，梅斯尼發病。原本他因為不相信伍連德的觀點，認為鼠疫不會經過呼吸傳染，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忽視了個人防護，所以被感染了。俄國醫生哈夫金給他注射了兩去血清疫苗，卻毫無效果，以身殉職。
梅斯尼的死震驚了所有人，那些不相信伍連德的人終於接受了伍連德的理論。
此時的伍連德，正如他後來所回憶的那樣，“扮演了一個龐大組織總司令的角色”，“給醫生、警察、軍隊，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大量的醫生增援疫區，伍連德的工作順利了許多。他們商定了一系列防疫方案，一場防疫大戰在這片冰冷的土地上展開。
分區隔離
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一名醫藥大員主持，配有兩名助理、4個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伕役與警察。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
各區每天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並將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
此外，伍連德還請求從長春調來了1160名士兵的步兵團，他們的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各區證章分別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和軍人只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准許證。
而此時正在城市外圍擔任封鎖任務的600名警察也在接受防疫培訓後，被分配到防疫局醫生直接控制的4個分區和防疫站。
診病院還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一直延用至今。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成為了整個疫區的標標杆。隨後，哈爾濱俄人居住區、奉天、長春、黑龍江全省紛紛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體系。
此外，伍連德還在災區建立了東北版的“小湯山醫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當然，當時的條件是遠不如今天的，所謂的隔離醫院其實就是借來的火車車廂，用來收容鼠疫患者的密切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病人。這裡隔離的病人如果七天體溫正常沒有感染症狀方可解除隔離。有意思的是很多貧民在這裡有吃有喝還有取暖設備，竟然樂不思歸。
事實證明，隔離是極為正確、有效的防疫手段。後來有人總結奉天的防疫成果：“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記錄為零。”
伍氏口罩
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戴上它就可以有效隔離病菌。這種口罩簡單易戴，價格低廉，他調動了大量人力物力，確保口罩源源不斷地供應給市民。這種口罩，後世被稱作“伍氏口罩”。
斷絕交通
當時的哈爾濱，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集散地和交易市場。此時年關將近，大批闖關東的人將回到關內，人員的流動勢必會將疫情帶回關內，形勢危急萬分。
鼠疫爆發之初，人口流動沒有受到任何限制。當時每天約有1000多名勞工乘火車從北部疫區而來，再轉乘中國人管理的鐵路繼續南下，所以奉天一度成了鼠疫重災區。當時也有人強烈要求關閉長春到奉天的鐵路交通，但未被採納。
1月11日，也就是梅斯尼死去當天，東三省總督錫良給北京軍機處發了一份急電。他以“萬萬火急”的字眼，籲請朝廷禁絕滿洲交通。
山海關是進入關內的必經之路，1月13日清政府山海關設立檢驗所，所有經過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5天予以觀察。
經過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滿鐵路於1911年1月14日停駛，俄國控制的東清鐵路，其二、三等車於1月19日停票，頭等車採取檢疫辦法。東北境內的交通基本停頓下來。
1月15日，陸軍部更派軍隊駐紮山海關，阻止入關客貨；1月21日，又下命令“將京津火車一律停止，免致蔓延”。
現在回看這些愈加嚴格的措施，跟今天如出一轍。
焚燒疫屍
東北冬天的泥土被凍的堅硬無比，而中國當時是以土葬為主的，而此時泥土壓根就挖不動，因此下葬速度慢，隨著感染去世的病患快速增加，數千具疫屍來不及處理，被曝於荒野，成為新的傳染源。
當伍連德來到墳場的時候，所見之景象觸目驚心，積雪上一排排棺木和屍體露天停放，足足有一里之多。
如果有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裡的人，那麼一切努力都將付諸東流。當務之急，是儘快處理掉這些屍體。而當時唯一迅速有效的方法，就是集中火葬。
火葬對於當時中國人“入土為安” 的倫理觀念來說，將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為了提高效率，伍連德上書清政府准許火葬；同時，哈爾濱的官紳們也聯名向吉林總督(當時哈爾濱屬吉林境內)陳情，希望批准火葬。
1911年1月30日，外務部電報批准。
第二天，伍連德立即行動起來，僱用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個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面澆上煤油火化。
1月31日，正值大年初一，哈爾濱市民卻目睹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火葬。
俄國防疫部門也效仿中方做法，把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
查找病源
從大年初一起，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名下降為165名，“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1911年3月1日午夜，鼠疫死亡人數為零，持續多日後，防疫委員會宣佈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
接著，東三省其他地區的疫情也陸續得到控制。
早在伍連德與助手林家瑞到達哈爾濱的第二天，當天最高官員駟興向他介紹情況時便提及，這場瘟疫的最初感染者，均是在滿洲里一帶草原獵捕旱獺的關內移民。
後來疫情控制以後，伍連德與俄國細菌學家扎博羅特內等人在滿洲里、西伯利亞及蒙古交界地一帶，多次實地考察，採集標本，通過實驗證明了旱獺之間可以不經過跳蚤這個中間媒介，而是通過空氣傳播鼠疫桿菌；反過來也證明，人與人之間也可以直接傳播病菌。
20世紀初，在北滿和西伯利亞一帶活躍著捕捉旱獺的獵人，他們將旱獺的皮毛進行適當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時間，旱獺皮冒充的假貂皮成為國際市場的新寵，價格連年看漲。
1905年左右，在俄羅斯境內也發生過小型鼠疫，當時扎博羅特內已經注意到了旱獺與流行病的關係，只是當時沒有分離出鼠疫桿菌。西伯利亞地廣人稀，加之俄國控制嚴密，才沒有釀成大型瘟疫。然而當時的中國就沒有那麼幸運，疫情沿著中東鐵路先後從滿洲里、哈爾濱、長春再到瀋陽，直接席捲了整個東北。
旱獺一旦染上鼠疫就會失明、失聲、行動遲緩，並被健康的同類逐出巢穴。有經驗的獵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獺，絕不會輕易將這樣的獵物捕獲帶回。但是在高額利潤的誘惑下，總有人鋌而走險。
你看，不管是當年旱獺之於肺鼠疫，還是後來的毛蚶之於甲肝，果子狸之於非典，以及現在的華南海鮮市場野生動物之於新冠肺炎，都是災難的傳染源，也是受害者，而始作俑者卻只有一個：我們人類自己。
保護野生動物，也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另外，我們也不能忘了無雙國士伍連德，他不僅在當時條件有限的情況下帶領東北人民戰勝疫情，而且也為後來的中國現代醫學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遺忘，是對歷史的傷害。
當危險來臨的時候，保護我們的，總是那些平日裡默默無聞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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