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

凡尘先生


之所以戊戌六君子在被杀时,老百姓不仅鼓掌叫好,而且还打赏刽子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清朝的愚民政策做的十分的成功。

戊戌六君子指的是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位维新运动的力推者。戊戌六君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因为受到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不仅仅清朝统治政权已经岌岌可危。整个中华民族也已经到了极为危险的时刻。以戊戌六君子为首的维新派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他们提倡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

以戊戌六君子为首的维新派,他们发动维新运动就是想要改革国家实行变法。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经济。在政治上维新派认为应该广开言路,消防西方列强国家设置议院。限制皇权,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提倡民主自由,彻底推翻皇权至上一家独大的局面。经济上主张振兴实业,发展经济。其发展方向还是追赶西方国家,以机械替代人工。在思想文化上,维新派想要广开民智,倡导教授大众知识文化,让大众思想从以前的被封建思想统治的禁锢中挣脱出来。简单来说就是摆脱清王朝的思想奴役。

历史上光绪皇帝也是一个明君。经历了甲午中日战争和胶州湾事件后,光绪皇帝也深深的感到了威胁。所以光绪皇帝认为维新派的改革十分有必要。所以光绪皇帝表示自己不愿为“亡国之君”。接着就大力支持维新派筹备变法。原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维新派气势大振,大有一鼓作气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架势。但维新派的变法极大的触犯了守旧派的利益。所以守旧派请求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废除光绪皇帝的变法。甚至一度有声音传出要废了光绪皇帝。光绪自然也察觉到了不妥,所以光绪皇帝暗中联系了袁世凯,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帮助自己铲除掉守旧派,来确保变法顺利进行。但袁世凯出卖了光绪。所以慈禧再度垂帘听政,并且囚禁了光绪。同时下令逮捕维新派。维新运动失败。

维新运动失败后,戊戌六君子想要以死明智,来唤醒百姓的民智。但一方面清朝守旧派势力把维新派塑造成了乱臣贼子,意图颠覆清朝政权的逆贼。而当时的老百姓又深受封建统治思想的奴役。那些麻木不仁的愚民并没有被戊戌六君子的死唤醒民智。他们看到戊戌六君子被杀后,他们欢呼庆幸。他们潜意识中就认为维新派是乱臣贼子。所以看到戊戌六君子身死并没有难过。反而因为看到“乱臣贼子”被杀而兴奋。因为维新派的宗旨就是自上而下。老百姓根本感受不到维希变法的好处。所以自然也就不会拥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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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圆论坛


历朝历代中老百姓是最好愚弄的,本身没什么文化,还缺乏思考力,尤其是清朝,文化普及已经到了零点负数,别说爱国不爱国,当时民不知国为何物,家家生活都是困难户,更别说爱国了,偶尔看个嘻哈,那也是家常便饭的私下“探讨”就和现在的农村妇女一样,东家长西家短,家常唠着,闲话叨叨着,九十步笑八十步的心态,这是几千年的劣根!

闲话扯的有点远,不过这就是百姓的生活,听我爷爷辈儿人说,他们那时候,两三个日本人就可以管着一个村,就这么可怕的现实!那时候的人没文化,没血性,一个村的普遍只有家户大点的认识几个字,更可怕的是,日本人去这个村,先去找认识字的人去宣传所谓的大东亚思想,这才是关键,所以那个时代诞生了一大批汉奸,并且这些汉奸不是大家大户就是有名望的人或者是号召力强的人,这些人都怕死,害怕失去自己祖辈的财力,所以就顺水推舟的当了汉奸,这就是当时中华民族的悲哀,也就是为什么六君子被处决时,老百姓拍手叫好的原因!


农民看笑话


戊戌六君子分别就是指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他们全部被慈禧给送到菜市口杀了头。

我们先说为何他们会被杀头,然后再说为何在杀他们的时候,百姓会纷纷叫好?

说白了慈禧要杀戊戌六君子,就是因为他们也要杀慈禧。

慈禧是顽固派,她根本就不想变法。

但是,当时的皇帝是光绪,光绪想要变法。可是,光绪又没有实权。这时候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就找到光绪。

他们一起商议如何实施变法,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刺杀了慈禧之后,才可以办到这一件事。光绪当然也同意了,但是,他不能牵头做这件事,因此,光绪只能从背后里支持他们。

可是,要杀慈禧谈何容易,必须要有军队呀。

谭嗣同就找到了当时拥有军队的袁世凯,他觉得袁世凯是靠谱的。那时候慈禧还在颐和园里住,谭嗣同就想让袁世凯调集军队,包围颐和园。

然后,谭嗣同找到亡命之徒到颐和园里把慈禧给干掉。

当然了这个想法是美好的,但是,袁世凯最后却出卖了他们,等于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就被慈禧知道了。

康有为、梁启超在知道计划失败之后,就逃到了日本的使馆,然后去了日本。

谭嗣同没有这样做,他本来是可以逃走的,但是,她并没有逃,因为他要为变法而流血。他要做为中国变法而亡的第一人。

所以,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个人就被抓了。最终慈禧把他们给送到了断头台给杀了。

当然了光绪皇帝也被囚禁了起来,最后光绪也是被毒死的。

那么,刽子手杀戊戌六君子的时候,为何百姓纷纷叫好,还要给刽子手一些赏赐呢?

原因就是那些叫好的人,都是顽固派,他们有的是读书人,不想改变现有的体制,毕竟他们想要读书,考取功名当大官呢。

万一改变了体制,他们读书就没有用了。

还有地主阶级,本来他们就是生活在上流社会的人,所以,他们不愿意让那些改革的人动了他们的奶酪。

当然了还有其它的一些不想变法的人。

正是因为这些顽固派,他们不思进取,不想变法。所以,他们对要变法的人深恶痛绝,关键是这些人竟然还想要刺杀慈禧。

所以,戊戌六君子一时之间就成了众矢之的。当他们被杀头的时候,百姓才会纷纷叫好,甚至是向刽子手扔钱的。


汉史趣闻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满清的愚民而已,很正常。

满清之所以一败涂地,被列强两次攻陷首都,主要还是国内民众都是愚民。

愚民组成的国家,是没有什么能力抵御外辱的。

早在乾隆时期,英国大使游历满清后,就认为该国不堪一击。

他认为,西方各国在拼命教育本国公民,让他们有文化有素质,成为真正的人才,挖掘自己的潜能。


国家是人组成的,只有国民强了,国家才会强。

西方近代的工业革命,其实建立在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基础上。

相反,英国大使认为满清最大的努力,就是愚昧本国民众。民众被愚弄成冷血自私的文盲,不但没有文化且道德素质低下。

他们除了对朝廷随声附和以外,只是顾及自己的生计,其余一切不关心。

满清只需要这种人民,因为不会叛乱,不会惹麻烦,任由官吏欺压蹂躏。


然而,这些愚民也是满清衰弱的根源。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从广州杀到天津,又从天津杀回广州,最后又到了南京。

这一路上,满清老百姓基本对洋人入侵熟视无睹,毫不关心谁胜谁负。

他们被教育为不要管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更好了,很多中国老百姓选择和洋人合作。英国人有一个著名的中国苦力团,给钱让他们做后勤工作。

而地方上的中国老百姓,也给洋人提供包括后勤物资在内的各种帮助,帮着洋人打自己的政府。

至于对于所谓乱党,无论是最早的太平军、后来的维新派、革命党,民众态度都是相同的,就是比朝廷还恨他们。

比如徐锡麟刺杀了满清官员,被判处死刑。然而,官员的亲兵却在行刑之前,对徐锡麟施以酷刑,据说砸碎了他的睾丸。

显然,官员被杀,并不管士兵的事情,为什么会这么恨呢?

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

洋人打过来,老百姓不关心,甚至合作,那是因为洋人很强大,老百姓不敢招惹。

相反,乱党的实力弱小,又是朝廷宣传的破坏国家的人。

愚民第一害怕国家的变革,他们不知道变革以后国家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宁可做太平犬,至少有口饭吃。他们畏惧革命党、维新派变革以后,会让他们连饭都吃不上;


第二欺软怕硬,发泄心中郁闷。

满清的行刑都是公开的,包括血腥的凌迟。这其实是一个嘉年华,一个秀场,让老百姓也充当杀人者的一份子,满足了心理的嗜血,发泄郁闷,同时不要承担责任。


第三恐惧心理。

目睹革命党维新派的惨状,愚民不敢和朝廷作对。为了不被当做革命党,愚民往往表现的比朝廷还狠,目的就是表忠心,以自保。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百姓纷纷叫好唾骂,向刽子手扔赏钱,也是顺理成章的。

在当时,满清朝廷说什么,愚民就信什么。


萨沙


不只是清朝如此。

比如柏林墙吧,东边号称 民主典范,西边称为 自由之地。实际上,由东向西逃跑的人不计其数,他们绞尽脑汁,甚至不惜丢掉性命,为什么?有一个记者采访逃脱的人:

这边工作不好吗?

好。

这边吃的不好吗?

好。

这边住的不好吗?

好。

那还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逃跑?

因为那边能说 不好。

能理解吗?

看处死戊戌六君子的、叫好的人,麻木,恐惧。


乌拉贝勒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为什么百姓纷纷叫好唾骂,甚至给刽子手扔赏钱。按道理,他们为了强国富民,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做法难道不应该倍受百姓们敬重吗?为何还拍手叫好,甚至给刽子手扔赏钱呢?

先来分析一下京城的百姓构成。

顺治元年,清军入主北京城后把汉人发往北京外城,内城则分为九个部分,分属皇城和八旗,因此在清朝的统治下,北京城的人员结构为“内满外汉”,也可以理解为内城居住人员为八旗子弟,外城居住人员为汉族。除却这些普通百姓的分布构成,剩下很大一部分百姓构成是北京官员的家眷和仆人等。


接下来分析一下为什么百姓会有这样的态度。依照我个人理解,百姓有如此态度不外乎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处死六君子时候地处菜市口,这里聚集的百姓大多是内城的八旗子弟,戊戌变法损害的是他们的利益。维新派提出的变法政令其中一条便是让内城八旗人丁出内城自谋生计。对于八旗子弟来说享受特权阶级带来的红利是理所应当的,维新派提出的政策相当于断了他们的根本,断人钱财如杀人父母,因而这部分百姓与维新派简直是不共戴天之仇,没有亲自上台砍他们几刀就不错了,哪里还会敬佩六君子,同情六君子。


其次、戊戌变法期间,政令几乎每天一两道,甚至有朝令夕改,让官员无从适应,而光绪帝对这部分执行政策不力的官员都是严加处罚,丢官去职者甚众,这部分官员的家眷仆人对维新派也是恨之入骨。戊戌变法本质上只是资产阶级改良,只要温和变革,从上至下没有不支持的,但是光绪帝用人失误,把改良活动变成了激进的改革,不仅仅没得到满族人认可,连官僚阶层都开始抵制,所以带动了抵制他们的舆论,结果可以预见,失败被杀还不得民心。

再次、政策损害了当时所有读书人的利益。维新派要废除中国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平心而论,这样的举措是正确而又进步的,但是改革教育制度需要慎之又慎,因为关系到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有人读了一辈子八股,就为在科举制度杀出一条上进的路。维新派一下改革的让这些读书人何去何从?这其中绝大多数是汉人。如果这部分百姓对他们的死大声喝彩,是能说得过去的。还有一部分平时受压榨的汉人百姓,本着看热闹看戏的心态去的,反正都是当官的,狗咬狗两嘴毛,他们不会意识到变法对国家的重要性。


最后、最重要一点,是愚民心态在作怪。鲁迅先生曾经评价过老百姓对于六君子之死的冷漠态度。“先觉的人,历来都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排挤、压迫、放逐、杀戮,中国人格外凶。”当时中国的百姓独立思考的空间根本是没有的,百姓们只需要忠君爱国,顺应朝廷就对了。变法不变法,跟他们距离太远,朝廷说他们是叛党,是反贼那一定是!甚至法场周围有百姓说“我等深恶六贼,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以表忠君爱国之赤诚。”以此可以看出,百姓根本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清朝的百姓,除却部分睁眼看世界的人,绝大部分人都是在清政府的统治下当着顺民,愚民,他们可能是被清政府“愚”了,也可能是自己把自己“愚”了。麻木不仁,恐惧不安是其对日常生活的态度。

戊戌六君子想用他们的死唤醒民众,以图后继有人,他们更希望国家强盛,百姓富足。但是,当谭嗣同被剁了十几刀都没死的时候,听着台下的叫好声,面对着百姓为了看痛快扔上台的赏钱,他也许心在滴血。

如果我在现场,我会对谭嗣同说一句: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望风瑟瑟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这是鲁迅先生对国人国民性的深刻总结。读鲁迅先生关于国民性的剖析,就能理解戊戌六君子被处死时的遭遇。六君子周围不过是些看客,他们向刽子手扔赏钱,不过是“为了取乐和满足看杀头的快感”。

一、群众的反应从侧面证明了戊戌变法无法成功

戊戌变法仅仅持续了一百天,就以失败告终。变法的措施几乎没有一条得到落实。

我们在谈到戊戌变法的失败时,常常会说顽固力量太过于强大,而这个顽固力量一般就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力量。

实际上围观群众拍手叫好这种现象,可悲的证明,这个顽固力量并不仅仅是慈禧那帮人,几乎可以囊括绝大多数国民。

这场变法,除了康、梁极少数人,几乎没有人支持,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因为那时候的国人都认定一条,“祖宗之法不可变”。

一场没有支持者的变法,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结局。

二、麻木、不觉醒的国民

戊戌变法之后没几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国人有帮助俄国人打日本人的。

鲁迅先生在仙台学医时,看到了一部纪录片。片子里展示日军抓住了一个为俄军送情报的国人,日军在街上砍了他,围观的国人发出一片笑声。

鲁迅先生看到这一幕,心被深深刺痛了,此后他就决定弃医学文,给国民的精神做手术。

戊戌六君子被处死的这一幕,在小说《药》中可以看到同样的场景。

被杀的其实是想拯救周围的看客,然而看客只是在赏鉴,为了赏鉴,甚至给刽子手打赏。

谭嗣同希望能用自己的鲜血来拯救这些麻木的看客,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然而他的鲜血丝毫未能触动麻木的看客,他成了无意义的示众材料而被看客赏鉴。

三、两千多年专制统治下的奴性

鲁迅先生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归结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

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培育奴性的历史土壤。明清两代,这种专制达到了历史的巅峰。

面对强权压迫,群众并没有向强权复仇的能力和愿望。他们只能在刑场上向即将死去的人发泄,寻求心理补偿。

鲁迅先生说过: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

看客愚昧、没有是非之心,他们会认为戊戌六君子只是罪有应得,而自己却是幸免者。这些看客中更不缺乏因变法而利益受损的人。

戊戌变法过去一百多年了,这种奴性依然时不时会暴露出来。比如一个女孩子被侵害,有些人不去指责罪犯,反而指责受害人衣着不当。比如对专制君主吹捧的影视大行其道。比如企业里要求员工感恩。

要破除群众的愚昧和是非不分,依然任重而道远。


江蝶梦


看到很多人都在痛批愚民统治和愚民思想,但很少有人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想。

今天,戊戌六君子被押赴菜市口问斩,刑场上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很难说那天看了行刑,唾骂过,甚至是扔了钱的人当中,有多少能记住六君子的名字。

朝廷说了,这六个人是乱党,因为他们企图颠覆朝廷,破坏国家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要是朝廷真的被他们颠覆,到时候国家将陷入分裂动荡,永无宁日,你们百姓也将陷入贫穷、饥饿和无休止的战火当中。所以,千万可别不知足,不要说什么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百姓所能接触到的资讯就是这些,他们接触不到别的。换做是你,面对这些企图祸乱你稳定生活的乱党,你会作何感想呢?反正要是我的话,我得恨他们恨得牙痒痒,别说砍头,凌迟都不够我解恨的。

更何况,生活的压力已经压得普通民众抬不起头,喘不了气。为什么钱总也不够花,为什么我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什么一年又过去了离买房买车的梦想好像又遥远了一点?看够了老板天天催加班的嘴脸,但又无法对他说一句硬话,愤愤不平地点了个外卖。外卖小哥送到的时候迟到了几秒钟,气得你给了他个差评。外卖小哥气愤得收下差评,接着就拿了把刀跑到学校门口砍孩子泄愤。



面对生活的压力,民众只能借由对更弱者的施暴,来纾解自己内心的戾气。而这戾气冤冤相报,到底最初是由谁引起的呢?无人会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繁重的工作已经把他们思考的能力消磨殆尽了。

所以我们看到,1898年,戊戌六君子被押赴刑场斩首,他们不仅承受了刽子手的砍刀,还要承受民众的砍刀。老百姓挥刀砍向他们,唾骂他们,嘲笑他们,发泄了,爽了,才能继续忍受生活。

又过了几年,革命党被行刑,同样又叫好的和唾骂的,还有人花了大价钱,用蘸了他鲜血的馒头来治肺痨。

100多年后,仍然有很多人指着要跳楼自杀的人围观取乐,高喊着,别装模作样啊,你抓紧跳,我还得去上班呢。



100多年了,这一切从未变过。


达摩说


我是专注历史的莫地方,我来回答。

清朝末年,清光绪帝为了谋求国家之变强从而兴起了“戊戌变法”,因本次变法仅实施了一百天又称“百日维新”,这次变法失败的原因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导致了这次变法失败,并且光绪皇帝也给慈禧太后囚禁,其他变法参与者不是给抓捕要不就是逃跑了,这次变法主要组织者戊戌六君子给处死的时候,为什么百姓会纷纷较好,并给刽子手仍赏钱,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先来看戊戌变法前提是清军败给了日本,并因此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件事情大大刺激了国内的有识之士从而要求纷纷变法并以“公车上书”的方法要求清廷改变现状,从而避免亡国的命运。

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同样也认识到了这个危局,因此他决定变法,避免亡国的命运,并且在得到慈禧太后默许后光绪决定实施变法。

1865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了《定国是诏》开始变法,但是由于光绪的变法太过激进从而威胁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利益,从而要光绪和慈禧之间的关系慢慢反目。

很快慈禧和光绪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导致光绪认为不得不以政变的形式来解决自己的危难,但是,袁世凯背叛了光绪帝,并把光绪以及谭嗣同、康有为等人预谋告知了荣禄和慈禧太后,慈禧先下手为强囚禁光绪,并下令抓捕戊戌变法相关重要人士,梁启超及康有为逃了出去,谭嗣同拒绝逃出随后给抓捕。

很快以谭嗣同为首的六人给押赴菜市口问斩,前来围观的百姓无数,这次前来围观的人,主要都是来看热闹的,并在戊戌六君子给处死的时候,百姓还纷纷较好,唾骂,并有不少人仍赏钱。

谭嗣同在死之前那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谭嗣同想唤醒那些麻木不仁的百姓,他希望可以以自己的死唤醒唾骂,但是无奈最终没有得到百姓的认可。

我们知道这次戊戌变法,除了少数人员支持变法,其实大部分人都是不愿意变法,他们不想改变祖宗之法,在加上清政府对这次变法的渲染,百姓们认为这次变法是大逆不道,罪无可赦导致了百姓基本上是对变法是不支持,因此,注定了变法必败。

还有就是在现场观看“热闹”的百姓,基本上都缺少对是非分辨能力,因为这些百姓已经完全给清政府洗脑对于这些变法的实行者是以仇恨的心态来看这些人。

这个主要原因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愚民之策要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罪有应得”因为触犯了国家法律才给清廷送上断头台,这个可以看出来贫穷限制了想象,导致百姓根本就没有什么远见,因此他们就只听清政府的对这些人叫好、唾骂,甚至给刽子手赏钱。

我们可以完全知道封建奴性思想,导致了时代必须变更,因此只有时代的进度和变更才会要国家更加富强。


莫地方


这个其实再正常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以为真实生活状态下的老百姓,会像电视里演得那样大义凛然、赞成维新——大部分老百姓,通常是时代的看客。

头一个,在北京老百姓看来,这六个人,既然是被五花大绑送到刑场里头来了,那必然是犯了法了。既然犯了法,那么官家说要砍头,那就砍呗!咱说不砍,那也没用啊!而既然没用,咱就过来看个热闹呗,咋,你还不许咱老百姓看热闹。要知道那会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多没劲啊!

次一个,这六个人,没有一个是本地人吧?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广东人,一个山西人,一个福建人,两个四川人,那就对了,关咱北京人啥事啊!还不许咱来看个热闹?

这就说到了地域歧视,这东西在大清那会已经很厉害了。《清史稿传》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姓朱的被提拔做了闽浙(福建、浙江)总督,他在向康熙皇帝上奏疏中担忧“福建地瘠民佻”,啥意思呢?就是说福建不仅是个穷地方,而且当地人还很轻佻放荡。瞧瞧这不是地域歧视还是什么?所以在戊戌六君子这边,北京人一看其中有个福建人,立马就有反应了:果然轻佻放荡啊,没事做玩什么变法啊?

歧视福建人(林旭)也就算了,为什么还歧视山西人(杨深秀)呢?这里又有说头,清朝时期,康熙出游江南地区,发现在市场上做贸易斤斤计较的大多都是山西人,觉得山西人抠门——于是在北京人眼里,山西人也成了一个贬义词。

至于湖南人(谭嗣同)、广东人(康广仁)、四川人(杨锐、刘光第),北京人一直将广东视为南蛮,湖南也是,四川则是:地势险要,人心更险恶!

第三个,北京人看不惯洋人,更厌恶那些说要学洋人的人,而戊戌变法,头一条就是要废除旧八股,所有办学机构,全部兼习中西学,还挑选学生到日本游学——这些措施,在北京人看来,简直就是荒唐,怪不得老佛爷要砍他们的头?次一条,变法派鼓吹工商立国,在北京人看来,就更胡扯了,老人说得好,大清以骑射立国,要不然也是农耕为本,工商乃是最下贱的末,你这叫本末倒置!

第三个,现在看来没啥,当时却是最直接触及北京人实际利益的,那就是精减机构。具体来说是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实事求是地讲,这些机构确实该撤,可你不要忘了,这些衙门背后,是大大小小数以千万计赖此为生的北京旗人,而且这些旗人,在当时可是最能闹的人。六君子得罪的,正是这样一批人。

所以你说,六君子上法场,这些人能不开心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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