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易帜是指1927年6月，当武汉北伐军与国民军会师郑州、奉军溃败北撤之时，以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事集团在山西太原公开宣布遵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降下象征着北京政府的五色国旗，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政治转向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奉张北京政府，三足鼎立，都对阎锡山展开争取工作，为何阎锡山最终选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
南北对峙的政治局面
二次革命后，中国出现南北对立趋势，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形成南北政府对立之势。1916年袁世凯病逝，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两大政治人物的去世对于南北双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袁世凯病逝后，北洋体系再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够被大家认可、足以统一全国的强势人物。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各地出现军人干预政治、把持地方政治的局面，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形成。中国陷入表面遵从中央，实际却各自为政的“五代十国”式的军阀割据状态。责任内阁被军阀视为谋求个人与派系利益的工具，总统选举成为军阀之间权力平衡的政治交易。
北洋军队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先后控制过北京政府。经过两次直奉战争，北洋体系渐呈现崩裂之象，军校毕业一辈老成凋谢，例如吴佩孚、孙传芳等人，新兴起来的是基本上未受过教育的张作霖、张宗昌、冯玉样等，他们无力统一全国，只能在内部提倡和平团结。
南方在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的团结下，实现两广统一，肃清异己军事力量，接受苏俄援助，打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与“打倒军阀除列强”的旗号，进行旨在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
南北兵戎相见，北洋系军队接连败退，北伐军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大有统一全国之势。军事进展顺利的同时，政治形势却波谲云诡，险象丛生。至此，中国存在三个争夺合法性的“中央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与奉张北京政府。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思潮进入激进时代
到1920年代，革命已成为一种不容反驳、代表着进步的绝对真理。民众的最大愿望是通过统一，来实现民族主义，而不是继续分裂的地方主义。
国民党对于军阀的定义也并非绝对，北伐之初的战略思想“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就含有远交近攻、分化攻破之意，但只要他们愿意改称易帜，服从国民党的统治，就可以成为革命之一员。伴随着武力统一的同时，南北和谈之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各地“军阀”，在北伐开始后，表现不一：杨森、刘湘等人，很快答应改称易峡，服从国民政府，摇身变为“国民革命中一员”。吴佩孕、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则以军事相抵抗，即被视为需要“打倒”的“军阀”。冯玉祥于1926年在五原誓师，加入国民革命的阵营，与南方遥相呼应。
阎锡山比较特殊，曾为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渊源颇深，但他又与北洋派系有紧密联系，支持段祺瑞，一度被认为是直系中人。他若服从革命，则被视为“国民革命中一员”，但他若与奉张站在一起，即亦归于国民党眼中的“军阀”一列。
阎锡山与山西革命渊源
辛亥革命前，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遭到民众、士绅、学生与新军的强烈不满与反抗，主要表现为民众抗捐活动、士绅和学生的争矿斗争、新旧军之间的冲突以及同盟会的秘密革命活动。
1909年3月，阎锡山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先后出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监督，旋升任第四十三混成协第86标标统。阎锡山注重与新军中上层军官的联系，塑造他在军队的威望，后又成立军人倶乐部，以研究学术为名，团结革命人士。
武昌起义爆发后，山西于1911年10月29日响应革命，由同情革命的新军管带姚以价率先发难。革命军枪杀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独立。当天革命军在咨议局成立山西军政分府，首推协统姚鸿发为晋省都督。姚以其父现任陆军部侍郎，力辞不就。
阎锡山1901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清廷选为公派留学生留学曰本，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弘前步兵第31连队，及东京士官学校等处学习军事。
清廷闻知山西独立后，即命吴禄贞为山西巡抚，令其率第六镇士兵进攻山西。吴亦是同盟会会员，在北京致力于首都革命的工作，也是当时唯一能够制服袁世凯的人。吴密谋与山西合作，组成“燕晋联军”，以阻止袁世凯北上，共图北京。此事因吴被刺杀而作罢。北方军政大权落入袁世凯之手，影响民国政局甚大。
国民党开始北伐后，阎锡山与国民党又开始往来，宣布易帜之后，阎解释此前的行为是遵守孙中山的嘱咐，韬光隐晦，坚持革命理想，保守山西革命基地。
阎锡山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山西都督，但最初几年因为全国局势变幻不定，其羽翼不丰、上下左右多有掣肘，他并没有太大作为。一直到张勋复辟失败，晋军出师讨逆有功，他才被段祺瑞任命为督军兼省长，独揽山西大权，正式推行山西新政。
阎锡山组织成立洗心社、育才馆，颁发“山西用民政治实行大纲”、“人民须知”，强调“用民”非止于安民，需培养民德、民智、民财，并养成世界观。加强民众的道德修养、推行国民职业和人才教育、开放农工矿商四项，以解决顽民、愚民与贫民问题。村本政治包括思想内容，即整理村范，订立村禁约，组织息讼会，成立保卫团。
山西新政展示了阎氏政治思想的初步框架，确立了他统治山西的基本模式。通过新政，经济社会状况好转，社会安定，山西民众对于阎锡山的统治多持肯定态度，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明显成效，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面为他进而问鼎中原、退而固守晋绥奠定了相对强大的实力基础。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己占领湖北、江西大部，向北挺进至长江流域，己成为左右时局之一大势力。阎锡山在南北压力下，试图与国民革命军建立联络。广东国民政府也在努力争取他，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不久，即于1926年11月派胡宾为代表赴晋见阎，联络山西参与北伐事宜。
倒向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于1927年1月31日提请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2月2日通过，国民政府3月11日特字第38号令任命。1927年5月22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又通过任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委员的决议。1927年6月，阎锡山易帜之时，自封为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南京方面给予追认，中央政治会议108次会议通过咨请国民政府任命。
“北路总司令”与“北方总司令”含义区别甚大，后者是昭示阎锡山为北方革命首领，其实际是在与冯玉祥争夺北方的革命领导权。南京方面对阎锡山所提出的要求在政治上是清党，在军事上是配合北伐军进占徐州，晋军出兵石家庄，一举攻克京津。
阎锡山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不如说是阎与蒋的关系，而两人之间早己建立起直接联系渠道。早在1927年1月间，作为蒋密使穿梭南北的何澄就曾在和北京的温寿泉接头后，转赴太原，当时温称何“与蒋私交较厚，所谈南中情形颇有独到之处”，可知蒋、阎之间已有个人信使往来。
何妨以“革命”之名
阎锡山在劝说奉张易帜之时，曾向张学良、韩麟春建议，北方团结起来的唯一方法是取消安国军的名号，改为国民革命军。这样北方便与南方便同属“国民革命的阵营”，由敌人变为朋友，南北之战争成为国共之战争；还可以动员民众，获得民众的支持。
对于张作霖等人对于“北方投降南方”，会没面子的顾虑,阎锡山也耐心劝说，“讨赤非南方之特权，革命亦非南方之特权”，南北是两个平等的政府。还说作战是为了求胜，凡是可以帮助胜利的方法都可以釆用；行政是为了整合民众，凡是可以团结民众的，都能采取，力劝张作霖“以利害计得失”，不要为“虚面子所困”，其电报内容如下：
或谓用国民革命军名义，岂不近于降敌？不知此乃巩固北方的办法，并非投降南方的办法。前此北方讨赤，南方亦继起讨赤，南方非投降北方。今南方革命，北方亦继起革命，北方亦非投降南方。因讨赤非北方之特权，革命亦非南方之特权也。且投降有投降之事实，屈膝称臣投降也。今此亦一政府，彼亦一政府，焉得谓之投降。
国民革命乃整个国家之办法，法共和，美亦仿而共和，未闻美为投降法国也。或谓国民革命，人民何尝欢迎，不过学生欢迎。今用国民革命军名义，毋乃近于迎合学生心理。不知士为四民之首，今日之学生，即以前之翰林进士举人。以前翰林进士举人反对的事，虽皇帝无一能成功者。今日学生反对的事，我辈焉能成功。总之，作战为求胜，凡可以帮助胜利的方法，即当采取。行政在合民，凡可以结合民众之名义，即当采取。盖处国家，当以利害计得失，不当为虚面子所困也。
阎锡山所指出的两点，颇值得注意：对于“革命”群体，他认为青年学生更为热衷于革命，这一点颇符合当时状况；对于治理国家，他认为要以利害计得失，不应为面子所困，充分说明他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政治观。
恰如山西驻南京代表梅焯敏所指出“有主义之军队精神是无形的武器，无主义之军队炮火是有限的武力”气阎锡山亦认为既然革命成为时代潮流，南方可以利用它，北方同样可以，大可不必将“革命”视为南方的专属。阎锡山的感触并非个别，北方的报纸舆论亦认为，要让当时南方响亮的“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军”，变为全国人民共有的愿望，不能让南方独有，《大公报》说：“国民革命，必是全体，不能谓是某人某派之特许事业《晨报》更是批评道.•“国民党虽以国民革命呼号于世，而事实纯为一党包揽革命。”
促进国家形式统一
阎锡山倒向南京，使得民国政治力量的构成发生转变。1927年6月8日，张作霖答日本记者提问，直接表明
奉军因背后有阎锡山军队之牵掣，自不得不后退。自阎锡山宣布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至其实行对奉作战，经时四月。其间奉军作战用其大半之心思力量以对阎，张作霖代表之足迹，不绝于太原；旧京绥京汉两铁路线重兵驻守：张作霖竭尽威迫利诱之能事，必欲阎氏断绝与革命军之关系，转其方向，以助奉军攻击冯玉祥。
阎氏虚与委蛇而暗图进展，盖当南方兵力未能大举北进以前，阎氏之处境固至艰也”。北方国民革命军参与作战后，奉张北京政府大受打击，不敢轻易南下。阎锡山易帜对于奉军北撤，乃至后来退出关外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阎锡山在宁汉对立之际公开易帜，拥护蒋介石。使武汉政府受到孤立，在北方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与南京方面的争斗中也进一步处于劣势，“更形孤立，日益接近垮台”。汪精卫在总结武汉军北伐状况时曾埋怨说：“所不足的是第三集团爽了约，如果当奉军由郑州后退的时候，第三集团出兵断其后路，我们早已到北京城了。”
由此可见，阎锡山易帜对武汉方面造成的重大影响。对南京政府来说，使南京在宁汉对立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对后来的宁汉合流产生促进影响。
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北伐之前，孙中山“在北方的评价及其知名度并没有那么高”，北伐之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己广为人知。山西民众之前亦不知主义为何物，阎锡山在山西进行社会动员，构建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象征符号，促使山西民众了解孙中山与国民党，熟悉“三民主义。对于国家观念缺乏的社会大众而言，“孙中山崇拜让许多民众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总理遗嘱、国家、民族等符号，这种社会动员带来了一方面是国民党认同，同时也是国家认同，这对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民党通过北伐统一全国，使青天白日旗飘扬于各地。青天白日旗替代五色旗，跟辛亥之后五色旗取代黄龙旗一样，都是一种进步。辛亥之后，不论共和制运行得如何糟糕，在多数人眼中“民主共和”仍旧优于帝制，因此袁世凯称帝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而告败。北伐之后，由于宣传之功，人们多有党治优于军阀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内部虽四分五裂，但仍不会有人在青天白日旗之外另举旗帜。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之间爆发中原大战，他们探讨打什么旗帜，最后还是选择了青天白日旗，亦不敢另立旗峽，只在宣言中表示自己是国民党正统，对独裁专制的蒋介石进行讨伐。李宗仁也讲过一个事情，1933年发生的福建事变，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上红下蓝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消息传出，全国大哗。
甚至至于在抗战期间，汪精卫后来在南京投降日本，打出的旗帜也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过是在旗帜上面另加一三角形状黄色的“和平反共建国”，以区别于南京国民政府。可见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已被国人认同。
综上
1927年阎锡山易帜并非偶然与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延续数月的过程，从1927年4月宣称服从三民主义开始到1927年10月奉、晋交战为止，都是易帜的过程。
在1927年的中国，南京、武汉与北京政府在一个时期内是共存的，代表当时的三种政治势力，为了争夺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对阎锡山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拉拢。阎锡山在经过“漫长”的选择过程后，选择了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因为他完全赞同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主张.而是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必须作出选择，不能超然于三个政府之外。阎锡山排除各方干扰，选择南京国民政府，其动机除了获取地盘、权力之外，思想原因亦不容忽视。
阎锡山易帜的影响，从短期效果来看，有助于北伐军事进展，使晋省民众熟悉国民党与三民主义，促进全国实现形式统一。从长期效果来看，则弊端良多，表面上的易帜无法解决政治认同的问题，亦无法真正解决地方割据问题。北伐中军权膨胀，超越党权与民权，蒋介石与阎锡山等人仍旧唯力是视，导致中原大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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