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西北军各部及其他杂牌军纷纷退入山西并避居晋南各地，时称“客军入晋”现象。次年，晋陕各地久旱无雨，百姓期盼如焚，而“避难”晋城县的军阀孙殿英乃因应当地民间习俗于8月初两次率众“祈雨”，“甘霖竞沛然而降”。
通常情况下，民间遇及旱灾，地方主持祈雨之人要么是乡绅之首，要么是地方政要，而孙殿英作为外籍军阀却能在阎锡山统治已久的山西境内上演此幕，其势绝非一般。透过祈雨事件本身，其背后隐含的基本信息则是“客军入晋”对整个晋南社会及百姓民生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当初中原大战，孙殿英见反蒋联军势大，便跟随冯、阎反蒋，不料冯、阎兵败，幸亏他见机得早，得以率残部渡过黄河，退到晋东南。中原大战后，负责华北善后的张学良，只给了孙殿英一个师的编制，经多方请托，花重金走了孔祥熙的门路，才在“九·一八”之后第三天，给加了一个41军的名义，实际仍仅辖1个40师，编成丁悖庭、刘月亭两个旅，计六个团，定员2.2万人。
这点实力，与孙殿英当初拥兵七、八万，纵横中原的时候比起来，实在是大不如前。因此，退居晋东南的两年时光，孙殿英并没有虚度，他把精力全都花在了扩充实力上。两年来，孙殿英一面派人回河南老家，利用“庙会道”的关系，广收门徒，招募壮丁；一面在晋南开办修械、印刷、制造三局筹集饷械。 
所谓修械局实际是一个小型兵工厂，利用中原大战后太原兵工厂缩减规模的机会，聘用了一部分原太原兵工厂的工人，生产出一种号称“孙殿英”的步枪，六五口径，枪身和刺刀连成一体，总共生产了几万枝，孙军全部换装这种步枪，原有杂色枪械一律淘汰，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孙对此十分得意。
印刷局专门印制假钞，从天津请来洋人技师，主要伪造河北省银行的钞票，也仿造过一部分山西省银行和绥远官钱局的钞票，后因山西票跌价和山西当局抗议而作罢。制造局是从天津租界请来两个日本人作顾问，制造 贩卖“戒烟红丸”，实际是以戒烟为名，行贩毒之实，当是该局生产的“戒烟红丸”，被人称作“殿英红丸”，比起鸦片烟膏来，吸食方便，劲头更大，既可用烟枪吸，又可用矮古丁泡着喝，还可以像吸白面（海洛英）一样点“高射炮”（装在香烟里吸），这种“红丸”销售快，赚钱多，是孙殿英解决超编部队粮饷的主要来源。 
通过这些手段，两年下来，孙殿英又发展到3,7000多人，大大超出额定编制。孙殿英在晋南的休整扩充，引起了一个人的极大不安，他便是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依附日本人，1931年9月借“九·一八”事变之机回到山西，次年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下与蒋介石达成妥协，出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重掌了山西大权。
他重新掌权之后的头一件事，就是要送各路“客军”出境。所谓客军，是指中原大战以后退到山西的宋哲元、高桂滋、孙殿英等部。不久，宋哲元、高桂滋等部先后离晋，只剩下孙殿英一时还“送”不走。这次张学良调孙殿英北上抗日，阎锡山认为送客时机已到，当即派赵化文、马骏去游说孙殿英出兵。 
赵、马一到晋城孙总部，就对孙大加恭维，说什么“以君精锐之师，出兵必胜，能博得抗日英雄之美名，何乐而不为？”又说：“阎长官已亲口承诺，愿承担你军抗日所需一切弹药。”孙殿英明白，二人此来是替阎锡山“送客”的。他深知，山西虽好终是别人地盘，既然阎答应供应军需，不如借抗日之名另寻出路。就这样，孙殿英率部离开山西，开赴热河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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