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和
“董卓之乱”将这个在风雨飘摇中的东汉王朝彻底击垮了，早前由于“州刺史领兵制度”的负面影响，盘踞在各地的野心家开始逐鹿中原，霎那间东汉王朝呈四分五裂的状态。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击败了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军阀袁绍，并开始逐步统一中国北方。
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曹操的成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必然性，我们从他和袁绍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两人的差距：当有人问他二人以何手段平定天下之时，袁绍说的是以青、冀、幽、并为基础再图谋进取天下；而曹操提出的是广揽天下英才为己所用，并以此进取天下。
正是由于重视人才才可以成就一番功业，而这也正是曹操的魅力所在：唯才是举。在曹操逐鹿中原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特点：
- 不计私恩：曹操手下的很多人都曾经是曹操的敌人，张辽是吕布的部下，张郃是袁绍的手下，陈琳还曾经发檄文骂过曹操的先祖，张绣和他有杀子之仇。可是曹操对于这些人都是既往不咎，“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让这些曾经的敌人死心塌地的为曹操效命。
- 不问出身：在那个看重出身的年代有些出身卑微的人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曹操本身出身也并不好，故而对于士人的出身他也并不看重，你会发现曹操手下的团体有各色人群，荀彧、钟繇是豪门代表，乐进是行伍出身，曹仁等人是宗室代表。
各种各样的人才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锅“大杂烩”，而这些人群成为了曹操问鼎天下的关键所在。
然而当曹丕继位之后，曹操的这种用人方针并没有为曹丕所采纳，他接受了陈群的意见，在原有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九品中正制”，而这套官制也是之后魏晋南北朝的主要选官制度。直到“科举制”的到来才最终所废除，那么何以曹丕要做出如此大的改变？
形势需要，“唯才是举”已经不适用于曹丕时代
曹操提出“唯才是举”选用人才的制度的确帮助曹操奠定了曹魏强盛的基础，这和曹操自身的用人理念也是不无关系的，他主张：“乱世用人才行大于德行，治世才是德行大于才行”。
然而到了曹丕继位时期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曹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争霸，故而对于人才的品行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到曹丕时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形成，彼此之间的战乱已经开始不在像东汉末年那样频繁了，所以此时的他的任务是迅速稳定局势，而为了国家长远考虑他也必须拿出一套适用于时代的选拔机制。
然而从实际角度去考虑，我们会发现“唯才是举”实在是不适用于那个政局已经逐渐稳定的曹丕时期：
- “唯才是举”的确为曹魏招揽了一大批人才，可是这其中也夹杂了太多德行有亏的人在其中，比如郭嘉、贾诩、许攸等人或多或少都有各种毛病夹在在其中。让一些德行有亏的人去教化百姓要 “孝顺长辈，忠君爱国，廉洁奉公”？这样子不就等于是自相打脸的举动吗，所以从这点上去考虑这套选拔制度不利于教化黎民百姓。
- “唯才是举”的确为曹魏招揽了一大批的人才，可是却也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这批德行有亏的人太重功利性：比如官渡之战之时就有大量的曹操集团帐下的人私通袁绍；而同样的也有大量的官员有许多不法行为，比如曹氏家族的曹洪每次出征都有劫掠行为。作为君主能允许下属吃里扒外吗？作为天子其更要对百姓负责，而曹洪等人的行为无异于将百姓逼到其对立面，这对于自己的统治而言是一桩好事吗？
所以基于形势需要，曹丕必须在曹操“唯才是举”的制度上进行改变。当国家逐渐走向稳定之后，对于人才品行的要求是必要的，因为他有利于对黎明的教化。
而“九品中正制”在其创立初期对于人才看重的首要因素就是品行，其次才是家世、才华等方面，不过后面为何会偏离轨道就是另外的事了，在这就不做过多的叙述了。
统治需要：对世家的妥协
曹操利用“唯才是举”除了有选拔人才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那就是利用了寒门庶子对抗世家豪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这点上来说曹操是成功的，颍川荀氏、弘农杨氏以及清河崔氏等世家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
当然曹操的这种打击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打击的那些世家豪门都是反对其称魏王的，换句话说他打击的都是心中还存有汉室的。而对于那些支持他的世家豪门其采取的也是一种拉拢和妥协的方式，故而要说曹操“唯才是举，不看出身”这句话有时候也不尽然，很大程度上他也需要靠世家的支持来帮助其铺平道路。
所以曹丕继位后采取的还是他父亲的办法，以拉拢的方式来换取世家豪门对他的支持。不过与其父的手段相比，曹丕的手段的确是过于单一，曹操对世家是“萝卜加大棒”，即拉拢和打压双管齐下，而曹丕只是一味地妥协，当然曹丕的妥协也和时局有关：
- 首先从能力上来说，他不如其父曹操的雄才大略，曹操可以利用寒门庶子、曹氏宗亲等势力把豪门压制的死死的。可是其本人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依靠，相反他本人也是在司马氏等众多世家的帮助之下才击败了曹植，故而对于世家其本人也是格外的信任。
- 其次曹魏的江山是曹操打下来的，曹丕说白了只是捡现成的，故而他也没有任何的声望可以顺利的完成禅代之路，故而他只能依靠世家豪门的力量来顺利的完成禅代之路。
所以这与其说是妥协，倒不如说是一场交易：世家豪门帮助曹丕取得了帝位的合法权；而曹丕则对世家豪门高官厚禄以许之。
故而在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有了
“门第”这一项，其直接决定了其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而寒门贵子难以再有出头之日。平心而论，这项制度的实行不知是好是坏：好处在于他可以短时间内帮助统治者稳定局势；不过其背后的负面效应可是远远大于正面效应。
教育环境导致：寒门难出贵子
今时今日的我们是否也尝尝会听到这句话：“寒门难出贵子”，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并非是寒门学子不够努力，而是教育环境所导致的这一系列问题。
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干政、宦官乱政等一系列问题导致朝纲日益败坏，故而对于太学的建设暂时顾不上了。而“黄巾之乱”之后，中原各地遍地狼烟，官家所修的太学则是更加的混乱，我们从世家角度可以看到太学出身的士子并未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大才，魏晋之际真正从太学脱颖而出的大才堪称是寥寥无几。
相反的，那些“四世三公”的高门大户由于家学渊源以及深厚的藏书可以为他们提供各种知识储备。在那个时代，书真的是非常值钱的东西，“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可以充分的形容书籍在那个时代的价值。
而拥有如此先天性条件的世家子弟反而比太学更容易培养出人才，比如钟繇之子钟会，司马懿之子司马兄弟，夏侯尚之中夏侯玄等等都可以做出有利的证明。
所以在那个时代，真正的人才大多的确是从世家子弟之中脱颖而出的，寒门难出贵子不单单是因为“九品中正制”的局限性，更主要的是因为两者所受的教育程度有所不同。
而国家为了达到招揽人才的计划其只有和世家合作，从世家的优秀子弟之中挑选青年才俊来为国家提供服务，这不能说是他们的短视，而是历史的必然性。
然而“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对于皇权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世家门阀的存在正是阻碍魏晋南北朝各大政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最大绊脚石，而到了东晋时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的出现可以说是“九品中正制”的必然产物。就算到了东晋后期，门阀士族开始进一步衰落，可是他们还是拥有左右时局的能力，纠其因缘便在于曹魏年间所实行的“九品中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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