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經筵制度作為宋代創制的一項皇帝制度，聚集了政治、教育、文化等多重意味，經筵制度的出現，體現了宋代最高統治階層，重視皇帝的文化、道德素質的培養，完善最高統治者的各方面執政能力；是宋代各種政治原則中，“右文”政策的最高體現，是宋代在全社會範圍內，提倡儒家倫理思想；在政治領域，朝儒家“王道"目標前進。經筵制度，就是這種政治、社會理想的具體實踐，而且是被事實證明了的成功的實踐。
起源和開端
宋朝經筵制度產生的政治環境要真正認識和把握宋代經筵制度的創立，就要回歸宋代歷史環境，尤其是北宋初年的內外政治格局中。五代和宋朝國初，正是大興刀兵、殺伐四方之際，朝廷急需的人才，也就是“簡賢”，當然就是武將。宋朝建國後，宋太祖的主要任務也是繼續後周世宗的事業，即統一全國，結束分裂，堅決地制定和執行“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方針。
宋太祖在位的時代，軍事行動是朝政的主旋律，宋太祖沒有系統學習經史知識的心力，史料反映宋太祖召文人學士來講經說法，多是講某段某章，書籍也不過《周易》《尚書》等。宋太祖時缺乏經筵制度化的客觀條件。
然而經過開國的廝殺之後，宋太宗時代形勢一變：國內基本統一、對遼作戰又了無勝算，本就得位不正的宋太宗很自然地就把治國重心轉向國內。宋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正反映了他建設休兵偃武的太平世道的理念。考察宋太宗的施政，其最大特徵是正式確立了趙宋一代“崇文抑武”的原則。
宋朝的“崇文抑武”治國方針，它源於封建專制主義，反過來又推波助瀾，強化了專制皇權，再與'將從中御"措施相融合，派生出，以文馭武"之策。更重要的是，它與，守內虛外，有著密切的聯繫，意味著不僅憑藉軍隊，而且憑藉意識形態化的儒家的道德規範、綱常倫理來控制社會，維繫世道人心，以求長治久安。"崇文抑武”的提出，對今人從整體認識和把握宋朝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歷史事件和現象，有積極的建設性的指導意義。
這句話可以看成是宋太宗政治思想和施政原則的要害。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之下，宋代的崇文政策或者叫右文政策，其最高體現，就是經筵制度的誕生，非此無它。反之亦然，經筵制度的確立和運行，也是對崇文理念、政策的巨大推動。
創立的原因
北宋初年的內外政治、社會環境，決定了“崇文抑武”治國方略的形成，而“崇文抑武”方略，尤其是崇文理念和政策，也催生了宋朝經筵制度建設的開創期，也就是宋真宗一朝尚文好儒的朝野風氣。
關於宋太宗、宋真宗尚文好學的記錄多矣，早已是共識，不必多做舉例，再聯繫宋太宗朝開始的大規模科舉取士，可以說到宋真宗在位時期，朝野內外，至少形成了重視學術、尊重知識的風氣—儘管這時候的學術水平和知識普及程度還處在恢復、起步階段。所以，宋朝“崇文抑武”治國理念是經筵制度產生的深層次原因，也是必然原。
除此而外，還要看到宋代政治崇尚的“祖宗之法”。其實，這也不能算是宋朝特有，二我國曆史上自古以來的習俗。“祖宗之法”其實不過是前後各朝各代都有的佞古情結在宋代的特異化而已。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前代所有的思想、規矩、制度都要一股腦地照搬。
本來依原先的舊制，每年端午之後經筵暫停，但是因為宋高宗好學，因此特意改變前例，下旨不停。從此例中既可以看到因循舊例，也可以看到因人因時而異，是宋代變通地重視典故、講究因循的最好體現。
回到宋代經筵制度，具體到執行層面，翻檢宋代朝臣關於經筵制度的建言、評論，其特徵之一就是頻繁引前例。像宋高宗建炎二年，史官洪邁請求恢復編篆經筵記注的制度，他的理由就是宋仁宗時有此先例。
所以，在宋代，正是因為皇帝、大臣兩方面對祖宗家法的認同和崇尚，使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時代，皇帝好學的風氣和習慣，一直得到堅持，並最終制度化。
有必然就有偶然。竊以為，其一，宋仁宗以舞勺之年即位，還需要繼續完成儒家經史教育；其二，當時朝廷的實際決策者劉太后重視對他的教育。史載：“仁宗乾興元年三月，以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太子左諭德魯宗道為戶部郎中，左正言、直龍圖閣、太子右諭德馮元為戶部員外郎，併為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因為宋真宗是在乾興元年二月戊午日駕崩，所以，宋仁宗也僅僅是剛剛即位一個月而已。早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五歲的壽春郡王趙禎就開始了啟蒙教育。
事實上，宋仁宗於大中祥符八年入學，但是當時還沒有的名稱，一年後才確定名稱為資善堂，這也就是宋代日後的皇子資善堂教育制度。所以，簡單來說，在宋仁宗即位後的皇帝教育，不過是資善堂教育的自然過渡。
宋仁宗接受的教育，是真正的的儒學有這樣一個細節可以看出其教育的重視。
尊師重教正是傳統儒家教育對德行考驗中最為重要的一個過程。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經筵與其他皇族教育、官學教育以及私學教育的本質不同，即受教者的地位高於教育者的特殊性。
宋仁宗接受教育是出於需要，而劉太后熱切推動付諸實施，是出於她的見識、能力。史載宋真宗從天禧四年開始患病，已經不能正常處理國家內外事務，從這時開始，劉皇后參與到其中。
在宋真宗死後，劉太后又掌握朝政十一年，正是“真宗崩，遺詔尊後為皇太后，軍國重事，權取處分。”在這十一年時間，既未出現東漢中後期的外戚擅權局面，也沒有出現清代慈禧垂簾時出現的帝、後失和的情況。劉太后作為朝廷方面的政治家和家務方面的家長的雙重身份，其手段必然有過人之處。當然，也不能忽略劉太后自己出身貧寒，沒有外戚可引以為依仗的客觀事實。
具體到宋仁宗教育的問題上，劉太后其實功不可沒。
可以認為，經筵得以制度化的直接推動者，就是這位劉太后。
最後，還有一些次要的因素：第一點，宋仁宗初期國內政局穩定和平，有時間允許宋仁宗不受打擾地繼續學業。第二點，宋仁宗天性勤奮好學，雖然難免少年好動，最難得的是宋仁宗秉性忠厚，誠心尊敬經筵講官，所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宋仁宗的個人素質，也為宋代經筵制度立下很好的參照標杆。第三點，宋仁宗即位之初，也就是宋代經筵制度建立之期，劉太后臨朝稱制，宋仁宗自己並不直接處理政務，這給了他相當大的自由學習的空間。第四點，宋太宗、宋真宗兩朝大量提拔使用科舉出身的進士官員，他們在歷經鍛鍊後，學問、品格足夠強大，足以指導少年皇帝的學識增長。不過，這些因素並不是決定性的，只是前面四個原因的背景和補充，故避繁不述。
結束語
宋朝經筵制度得以確立並在日後得到宋朝歷任皇帝沿用和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四：一為宋朝國家高度的“崇文抑武”的方針和政策；二為宋朝歷代朝野上下奉行“祖宗之法”的慣性思維；三為宋仁宗幼年即位需要接受教育，加上既有的資善堂教育制度為基礎；四為當時實際決策者劉太后的個人因素。四個方面者綜合，必然因素、偶然因素疊加，才最終把宋朝皇帝教育制度，即經筵制度正式制度化，在宋仁宗一朝確定下來，並在之後得以延續、發展和豐富，且持續發揮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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