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读书

苏轼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特别在辞赋上造诣极高，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谓文学宗师的地位。同为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对苏轼评价极高，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而导致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性格缺点，从以下三方面分析。

中国古代文人多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把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奉为人生的最高理想，对理想的执著与现实的残酷往往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苏轼却想把文人的理想带入仕途，最终也造成了仕途上不可避免的悲剧。

一 才华过早锋芒毕露，却不知人心险恶

苏轼的才华锋芒毕露，从苏轼杜撰先贤的对话略见一斑。

史书记载，苏轼20岁进京赶考，试卷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在试卷上引用了“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么一段尧帝和皋陶的对话，阐述了为君者宽仁笃厚的一面。

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尧臣在看到这段话时，觉得甚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此段话的出处。等到发榜之日，苏轼榜上有名。由于中第着均要拜谒主考官，苏轼来的时候，欧阳修和梅尧臣急不可耐的问苏轼那句话的出处。

苏轼说：“是我杜撰的。尧帝有圣德，能说出这样的话是意料之中的事。”

不可否认，能把80万字的《汉书》倒背如流的苏轼自是才华横溢，但官场人心险恶，妒才忌能的小人并不少见。这在苏轼后来的一贬再贬的遭遇中，朝中的小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 为人率直，不加掩饰

王安石推行变法，急功近利。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推进太快，心系黎民之苦，遂作《山村五绝》来讥讽朝政。

通过这首诗，将王安石新政的青苗法等毁农政策的粗暴衬的表露无遗。

但正是这些讽刺朝政的诗作，差点把苏轼送上断头台。当权者将苏轼众多诗作上书皇帝，给苏轼安下“包藏祸心，诽谤谩骂”的罪名。最终让苏轼入狱四个多月，出狱后流放黄州。

三 不懂得揣摩帝心，不懂得审时度势，只愿问心无愧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两年后，写下了他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书》。苏轼在书中谈论了王安石新法的弊病，基本上否定了新法的政绩。

王安石变法是得到宋神宗的大力支持的，与其说是王安石的变法还不如说是宋神宗的变法，否定新政就是否定宋神宗，

后来苏轼感觉到了朝中的排挤，便自觉请求外放为官。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到任后按惯例向皇帝上书谢恩表。结果苏轼的《湖州谢上表》给他招来了大祸。成了“乌台诗案”的导火索。

从后世的史料可以看出，苏轼自然明白政治场上的文字游戏的可怕，只是性格使然，无法自制而已。

虽然被贬黄州后苏轼的思想逐渐向道家、佛家融合，但在此之前还是儒家占主导，儒家才是苏轼精神的根基。

儒家理想化的根深蒂固，再加上苏轼本性率真，将儒家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不独独善其身，又兼兼济天下”，其实苏轼的缺点都是他的优点，只是时势弄人，由不得他罢了。

深沉的海

我是钰姐，我来回答。

一、简述苏轼举世瞩目的文学艺术才华。

提起苏轼，他身上的众多标签立刻涌现，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宋代文学成就最高代表，唐宋八大家之一等。

01 苏轼的文学成就。苏词成就非凡，独开豪放一派；苏诗2700多首，妙理新意，含义隽永；苏文在宋文中是成就最高的一家。

02 苏轼的艺术成就。擅长行书和楷书，是宋四家之一。他集各家之长、各家之风格并融会贯通、自成一派。作品有《赤壁赋》等名贴。

03 苏轼的绘画成就。擅长墨竹画，重视神似。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对文人画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等。

苏轼是集文学、艺术、绘画等于一体全能型天才。在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出12位千年世界伟人，中国仅1人，那就是苏轼。

二、解析苏轼性格和处事方面的缺点，分析导致他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原因。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苏轼天纵奇才、才华横溢，非常完美，也避免不了他性格方面的缺点。纵观苏轼的一生，他的性格缺点及性格演变始终贯穿他的一生，并且如影随行的影响他一生的命运。俗话说，盖棺才能定论。人生如同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评判这出戏的好坏。

01 性格决定命运。

荣格说过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点在苏轼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认为用性格来解析苏轼坎坷又奔波的一生，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生活中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性格，实际上是心理学概念中的人格。

人格是指在遗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个体形成的典型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倾向的特征。因此，性格是个体生活轨迹的根源，性格决定一个人的生活方式、行为特征等，甚至有时会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处事方式。

所以，不难分析出，苏轼的行为特征、人生轨迹和命运特征等，大部分都由他的性格特征来决定的。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他的性格特征。

02 苏轼的性格特征。

往往人的性格特征与他的外表关联较大。在一些记载中，苏轼身材结实，骨肉均匀。身高约五尺八，面孔很大，颧骨高耸，前额突出，眼睛又长又亮，下额匀称，留着美丽、尖长的中式胡须。最动人的是他敏感、活泼、有力的双唇。这样的外貌特征，不难看出苏轼性格外向和健谈。

在一些传记曾这样记载苏轼的性格：苏轼性格豪放、开朗、直爽又固执，多嘴多舌、口没遮拦，天真而不计一切后果，遇事不吐不快，他的嘲弄和恶作剧常常使人害怕。在密友之间，苏轼洋洋得意，乱开玩笑，而且大用双关语，使在场讲现实的人紧张兮兮，怕他随时说出真相。

还有的说，苏轼最大的缺点，喜欢在宾客面前或者作品中说出他的想法，这无疑对他十分不利。弟弟子由性格则与之相反，子由性安稳、保守、不爱多说话。子由十分了解哥哥，常把手放在他的嘴上，叫他沉默些。他的缺点让他在为官道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03 列举并分析苏轼性格缺点导致的一生坎坷、颠沛流离。

一是苏轼为官之初不成熟，交友不慎。

苏轼刚做官时，年轻不成熟，容易对事厌烦，容易相信人。大事清楚，小事糊涂，而生命往往由小事构成，大事通常不多。其妻比他讲求实际，常忠告于他，她对人比较会分辩好坏，常常站在门帘后面，听丈夫和客人谈话。然后帮他分析来人特征，哪些泛交，哪些深交。

苏轼前期还是缺乏对人的分辩，以致交过的好友章惇后来数次陷害他，甚至将他贬至海外。苏轼前期有父亲苏洵的教导，婚后有太太的忠告，为官后期有弟弟子由的规劝，可见他的生命中，离不开亲人的劝告和帮助。但仍免不了交到邪恶的政敌，可见苏轼性格方面的弱点。

二是苏轼上书皇帝，首次被贬至杭州。

王安石变法开始，苏轼、司马光和欧阳修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新法。苏轼更是义愤填膺，他有许多话非说不可，那时他才32岁，他比别人更直率。他分别于熙宁三年（1070）二月和熙宁四年（1071年）分虽上书给皇帝，这两封信内容很长，内容完整有力，直言不讳。

第一封信就引经据典的攻击青苗法，指出新法弊端等。前两封9000字上皇帝书未得回应，苏轼又与了第三封信。不出所料，皇帝有心接受劝告，但奸佞小人仍找出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他。

原本根据苏轼的作官考绩，苏轼该任太守的，但因苏轼的直言上书，得罪王安石和谢景温等人，他们要他担任偏郡判官，幸而皇帝还看好他才改派做杭州通判。

不得不说，因他的直率敢言，首次被贬谪。

三是苏轼上书《湖州谢表》，又被贬至黄州。

这是著名的”乌台诗案“。因苏轼上表皇帝《湖州谢表》，笔端带有感情，即便官样文章，也不忘加些个人色彩。他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等，这些话恰被新党抓住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妄自尊大“、”包藏祸心“，讽刺政府，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苏轼的大量诗作还被挑出隐含讥讽之意。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逮捕，解往京师。一代文人被他自己的大量诗作给害苦了，差点死在狱中，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初期既定的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躲过一劫。

当时政权旁落在见风使舵、毫无原则的三流人手中。苏轼一直上书给皇帝，皇帝每次读完，都对朝臣公开赞美。这些人曾阻止苏轼入京，那时新政首领都已被罢黜，他们担心苏轼再得势，情况就危险了。

这次劫难，套用苏轼自己的话，他始终“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但在他”吐“了一百次后，终于被捉了。苏轼的二次被贬，除了受李定等人诬陷外，还有苏轼自身的直言敢写，不得不说还是诗文害了他。

但他真的是无可救药了。据说，他在离开牢门的那天晚上，他又写了两首诗。说他“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这两首诗御史门可以告他。连他自己写完，也丢笔大呼：”我真是无可救药。“

乌台诗案，苏轼死里逃生，心魂震撼，尽量少说话。他开始思考生命的真谛，说他生命犹如磨石下的小蚂蚁，也象旋风中的羽毛。他也开始深思自己的个性，研究如何得到心灵的平安。

四是再次谏议，陷于新旧觉争，贬谪至惠州。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重新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原本可升到翰林学士知制诰的，知礼部贡举。但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直言谏议。

他对旧觉执政后暴露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又惨遭诬陷。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觉，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只得再度自求外调。

1094年，年近6旬的苏轼被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我真的非常佩服苏轼的敢言直谏，乌台诗案都没能让他吸取教训，致使新旧两党皆不容，被迫自请外调。

五是因新党打压或写诗让章惇贬至儋州。

这次被贬原因更简单，新派虽已占上风，仍在不断打压旧派，苏轼也在其中。苏轼原以为晚年可以定居惠州，没想到又被贬到儋州（海南岛），海南岛那时地处海外，远离中国文世界的范围，可谓是天涯海角了。

还有种说法是，有人记载说，苏轼写了两行诗描述他在春风中小睡，聆听屋后钟声的悠闲情景。那时曾经的好友，官拜宰相的章惇读成到这段诗，说就：”原来苏东坡那么惬意。“于是就颁布了移居的命令。

1097年，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苏轼62岁了，还被贬到了”南无再南“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文人史上的”贬谪之最“了。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直到徽宗即位后，苏轼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他在北归途中，于1108年8月24日卒于常州。真心心疼我们的大文人。

三、总结苏轼的性格成因。

从苏轼一生遭际来看，他的数次贬谪、颠沛流离，大部分是他的性格所致的，虽然也不乏政敌的嫉妒和污蔑陷害。但这样理解，我认为稍显表象，苏轼天赋异禀，不可能明知危险，还故踩红线让自己到处漂泊。我觉得还应该用苏轼内在的伟大精神来加以解释。

苏轼的显著特征，开朗直爽、直言敢谏、幽默风趣、乐观向上等，具有无穷吸引力和大无畏精神，是一种凛然的英雄气概，也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一个人只有上升到了无限级数的灵性，强大无比，就会来势汹汹，不吐不快。苏轼无疑如此。

据载，苏东坡的批评者和崇拜者，常常提起他这种伟大的灵气，这种强大壮烈的力量。我认为，如果胸中自有沟壑，在正义和真理的支持下，就会不惧怕宇宙的任何东西。聪慧如他，在他无数次反思后，仍然拥有天生的大无畏，即便知道结局。

苏轼有了这种浩然正气后，便不断遭遇理论上的矛盾，一方面想维持自己的本色，保持人类天生的大无畏精神，一方面又想明哲保身。可能在某些时期，这种矛盾还特别尖锐，但通常他还是保持他的英雄本色。因为，他的伟大天分要求无阻发挥。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聪明的苏轼既知自己的性格缺点，却依然要保持大无畏的精神了。

(END)

钰姐的书斋

说到苏轼，没有人不喜欢的。林语堂说，写苏轼的传记，是一大乐事，还有什么别的理由吗？无论在那个时代，还是后世，苏轼那都是人们崇拜的偶像。可是，他做为一个人，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正如他的身世，有坦途也有坎坷。他的一些缺点，让他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吃尽了苦头。下面我们就说一些他的那些“缺点”吧。

有时口不择言，过于心直口快。

他只要有不顺心的事，看不上眼的事，必“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一个诗人的诗，就说人家，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生活中如此，对于那些妨碍人民利益的事情，更是文笔相向，犀利如刀。这因此就会成为人家的口实。

其实，做为他来说，那是内心的流露，他的天性使然，有时不免刚猛激烈，但是对于那些和他有矛盾的，或者嫉妒他的人来说，那就了不得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所说的那些“春鸟秋虫之声”，会导致的后果。“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就是这样，只要他知道的世事，他“始终直论，不稍隐讳。”他话说出来了，而祸根也就种下了。

苏轼在凤翔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章惇，后来成为了苏轼仕途上的克星。有一次，他们过悬崖，要从木板上走过去，才行。苏轼没有过去，而章惇过去了。提了六个字，苏轼章惇游此。后然又若无其实的起了回来。苏轼拍着朋友的肩膀说，终有一天你会杀人。章惇问为什么？他说，敢于玩弄自己性命的人，自然敢取别人的性命。

过于刚直，看不清形势。虽然这不能算作缺点。但是常会使面临危险。

王安石当上宰相之后，推行变法，苏轼也看不惯。他在1070年2月和1071年2月上了两次奏折，都是洋洋洒洒，直言无隐。他就是这样，有话就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攻击青苗法，又警告皇帝，用专制的皇权压制百姓，这是大错。在当时的情况下，两派斗争非常激烈，多少人都已被贬或者默然。而他上万言书，也是准备罢而去。而当时皇上把万言书交给王安石看到了，他脸是煞白，其他人，则气得发抖。尽管皇帝包容他，但是，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了。后来在3月，他又上第三书，皇帝竟然听从了他的意见。

而使情形发生变化的，那是1071年1月，告院权开封府推官，他出了道题，《论独断》，这激怒了王安石。使他立遭贬黜。谢景温诬告他偷运私盐谋利，结果皇帝也怀疑，苏轼是不是人品欠佳。就是司马光说情也无用。本来该按政绩，应该做太守的，但是在王安石的反对下，到杭州做判官去了。

狂放不羁，不安守本分

从1071年之后，在八九年间的时间里，他在杭州密州苏州等地为官，政绩都非常好。但是，他就是有他的老毛病。他写诗很多，但总是以天真快活的心情，狂放不羁，将心中所感写出来，将忧虑愤怒吐出来，终于招来了大祸。

他的弟弟也曾经说他，你不要在客人面前谈自己的心思，这是你的短处，你要三缄其口。可苏轼说，我做不到呀。弟弟告诉他，有的人可以推心置腹，有的人不可以。苏轼说，这就是我所短，我生来就是太相信人，不管我是跟谁说，都是畅所欲言。

其实，我们说，这是因为在东坡的心里，有一种气，那就是浩然正气。使他在气与明哲保身之间，选择了前者。

当我们说起苏轼，除了想到他的才华横溢，还会想到他伟岸的人格，也许因为他的人格魅力，才会让人们更加喜欢他。正如秦桧，再怎么字写得好，人们也愿意提起他似的。当我们看苏轼，说苏轼的时候，总是会有亲切敬佩的微笑，就是因为他的人格精神，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有了这些，才会使他的才华更加熠熠生辉。而真要我们说他的缺点，只有我们上文的说的几点了。而这又何尝不是正直的代名词呢？

欢迎关注我们，发现历史，说他的词与诗，说他伟岸的人格。

发现历史

我是木米，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记得有人说过，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最终都成为一个人的特点。

01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巨星

读着毛主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想到了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每当八月十五中秋夜，我们也会对着明月喊出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当我们面临鸡毛蒜皮琐事钻牛角尖时，我们转念一想，不禁脱口而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愿人在此山中”。

当我们在街头巷尾看到美女时，我们也会想到“淡妆浓抹总相宜”。

当我们面临求学奔波、工作调动，也会对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深有同感。

当我们独自一人走在秋雨之中，不自觉地会想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当我们从睡梦中醒来，咂摸着梦中已然逝去的亲人，也会感慨“夜来幽梦忽还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

02苏轼性格和处事上真的不如他的诗文中那么旷达吗

苏轼工作第一站，是凤翔府判官。在这里，他和他的上司陈太守还是同乡。严厉刻板的陈太守认为苏轼少年得意，把苏轼看作暴发户。陈太守秉公办事，颇有威望，一众文武百官都对他俯首致敬。而苏轼则不同，苏轼自认为已经写好的上奏文稿，陈太守要改动。苏轼造访陈太守，陈太守要让苏轼等，甚至等他睡一个午觉的功夫。总之，二人不合。

苏轼报复的机会终于来了。陈太守修建凌虚台，令苏轼写一篇凌虚台碑文。苏轼文风洋洋洒洒，读来大有王勃《滕王阁序》之感。但，这里，苏轼在泄私愤，苏轼写道秦汉隋唐的遗址如今有多断壁残垣，当初就有多么辉煌壮丽。谁料，陈太守一字不改，刻在了凌虚台碑文上。

若干年后，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苏轼忽然对他与陈太守的这一段无限感慨，愧疚之心充盈于内。苏轼不喜写墓志铭，哪怕王公贵族来求，也不写。但他少有的为陈太守写了墓志铭。因为苏轼的确有话跟陈太守说。苏轼还跟陈太守的儿子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苏轼在为官之路上遭逢一贬再贬，有人会觉得苏轼性格处事有问题。是啊，大家都在朝廷做官，为什么就你那么受排挤呢？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排挤，不是你自身有问题吗，不去找你自身原因吗？

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苏轼是为民请命、为民办事的官员。

无论是他当初反对王安石变法，还是后来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苏轼的立场都是人民的立场，百姓的立场。苏轼是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为百姓这一点上，苏轼是专注而又深情的。公而忘私，舍身取义，苏轼配得起。当他给大宋皇帝上万言书，当他跟圣上请辞离开朝廷去地方为官，当他在每一个被贬之地，都能生存生活、畅快淋漓，当他说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真的跟老百姓打成了一片。苏轼为官政绩，在他经历的每一个地方，在老百姓的心里。苏轼的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又怎么能够不去感念他。

总之，苏轼的诗文是旷达的，苏轼为人处世也是旷达的……

木米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北宋著名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家（宋四家之一，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画家（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任意一项都是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峰。

苏轼总是在被贬的道路当中，他的一生，仕途不顺，颠沛流离，总是不能安稳下来。通过他写的诗句，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他一生的辛酸和苦楚。

苏轼无数次被贬皆是祸从口出，或者说是祸从诗出。

乌台诗案是由于苏轼在给皇帝的谢恩信中，言辞不当，被嫉妒他的小人揪住放大，导致朝堂之上陷害他的风声四起，都要求皇帝要严惩苏轼。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巨大的落差让苏轼落魄潦倒，五十六岁的苏轼一贬再贬，这一次，被贬得更远更偏——多毒瘴的岭南。

造成这样的结果跟苏轼性格耿直，单纯有很大的关系。北宋时期新旧党争极其惨烈，新旧两党一旦需要苏轼的才华，就调任苏轼。但是党争是残酷的，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苏轼只想忠于国家，君王。所以采取不苟同、不迎合的态度。数次触怒两党，导致自己又数次放逐。

正如苏轼给朋友的信中说一样：“我现在老而且穷，但是心肝骨髓里充满了忠义道德，面对生死谈笑自如，境遇虽不佳，但是只要为了国家、君王，舍生忘死，在所不辞，至于祸福得失，全都交给天地造化了！”

官场的失意，让苏东坡找到了人生一大乐趣，就是“吃”。他自谑自己为“老饕”。说自己是个爱吃、贪吃之人。他一生创作的诗词歌赋之中关于饮食的诗词就多达四百余首。

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这样说道：

东坡在海南，食蚝而美，贻书叔党曰：无令中朝士大夫知，孔争谋南徙，以分此味。

我给你说，千万不要告诉那些朝中的士大夫们，我怕他们千里迢迢跑来跟我抢如此美味。

这份乐观豁达，让人叹服。

超人小航航

苏轼，一位照耀了千古的词人，但这位词人也同样有些小毛病。苏轼极爱贫嘴，很多祸事都是这张大嘴招来的。王安石当宰相时，苏轼跟王安石干仗，司马光当了宰相，苏轼又跟司马光开练。一次跟司马光吵架，苏轼居然说：“您这种说辞就像王八踢人。”看来我们这位词人的嘴还真不怎么把风。

　　也许这些故事被人们略加了些夸张的成分，但却让那些名传千古的诗人不再是平面的，在解读他们时，我不仅看到了他们的绝世才华，也看到了他们的小毛病，人性中的弱点。伟人也是人，他们同样不是完美无瑕的，为何后人总要有意无意地去隐藏他们的缺点.

苏轼是个豁达大度之人，对人亲切热情、口直心快、才思敏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也就应了林语堂先生滴那句话“眼前一笑皆知己，座上全无障目人。”也算是待人接物滴一种最理想的境界了。但人无完人，苏轼也是有缺点的。我个人认为他奔放有余，凝练不足，重倾泻而少含蓄，他的这种性格也注定了他一生命运多桀，几起几落 。

叫我好运

苏轼的诗.词.文.书均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然而，世无完人啊！苏轼正是如此，他在性格上，处事上不仅逊于他的老师欧阳修，甚至不及他的结发妻子王弗。

苏轼的性格直率，心里有什么话直接就岀口，自己认为不对的事就理论到底，这就是给他带来一生坎坷的根本原因。若说他恃才傲世吧，苏轼真不是那样的人。若说他太自信吧，倒是有一点，因为他相信别人会象自己对待人一样对待自己。一个才华横溢，驰骋文坛.书坛的大家，竟不如妻子一个弱女子的小智，这就是苏轼的悲哀啊！在与王安石.司马光的针锋相对时，难道他不知不敌吗？不！他肯定心里清楚。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苟且。难怪连一个歌女都说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在处事上视天下都为好人，从不防人。这就是屡屡遭陷的原因。他自己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乞丐，足见其豁达。但这正是他处事的短板。试问，对待高大上和对待流浪儿能一样吗？对待萍水之交和对待至亲至信能一样吗？苏轼把人划一个等号，一视同仁，这又是苏轼的悲哀啊！

苏轼作为一个才子，一个爱国爱民的好官，一个正直的君子，一个豁达的好人，是值得后人称道的。然而，因为他性格上，处事上的弱点，导致他为世所弃，为权所欺，没能使自己的才华更好地贡献于社会，造福于人民，实为憾事。

苏轼作为笔者心中偶象，我曾无数次为他惋惜，同时也为自己惋惜。大概这就是同病相怜吧！

原卉诗词

苏轼那是众所周知的北宋诗画家，文学家，就不必多谈他的才华横溢了。下面谈他的性格和经历吧。

苏轼(1037一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汉族，眉州眉山(四川)人，出生于寒门地主家庭，自幻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亲授以书"，天资总颖，

嘉祐元年(1056)出川赴京应考，次年首榜进士，主考欧阳修大为赏识，后因奔母葬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授大理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仼职期间，他针对财乏、兵弱、官倒等政治弊端，书写了大量的评击论策，力求革新。

熙宁二年(1069)其父亡故扶丧归乡后还朝任职，神宗用王安石的变法和苏轼的革新思想截然不同，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而苏轼強调"以立法更制为事"，主张"节以用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屡遭拒绝未釆纳。

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先后被贬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但他依然洞察民情，惩办贪官悍吏，保堤抗洪，灭蝗救灾，坚持邑政改革，"因法便民”，成效显著深受当地黎民百姓拥护。

王安石罢相后，新任官僚何正臣、李定等奸人对苏轼周纳罗织罪状。以"指斥乘舆"、"包藏祸心"之罪把他弹劾，于元丰二年(1079)在湖州被捕，以诽谤朝庭定罪蹲了大牢。这就是酿成了当时北宋有名的"乌台诗案"，元丰七年司马光执政遇赦改贬往汝州。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年㓜，司马光继承执政后又调苏轼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职，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改革主张。再次和司马光犄角对恃，

绍圣元年哲宗登基，新党得势，排斥元祐旧臣，司马光退位，苏轼再次成为新党打击对象，又一贬再贬往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历经磨难，苏轼仍(食芋饮水、著书以乐)，关爰和同情黎民百姓，深受敬仰，直至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再度遇赦归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在常州谢世。

这位绝代文才的坎坎坷坷就这样了结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文坛至高无尚的宝贵财富。

以上论述本人只依据历史资料简单综合阐述，其中细节敬请朋友们留言补充且评论完善。拜托了！

大森林151252635

苏轼，北宋文学家，号东坡居士(1037一1101，四川眉山人)，苏门三豪，他成就最大。少时博通经史，才气俊发，二十岁中进士，受到欧阳修赞赏:"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 苏轼所处时代，正是新旧党争激烈起伏之际，政局动荡不安。他不赞同变法派的激进措施，也不象保守派那样顽固守旧，所以政治上屡遭打击，但他的性格是刚直不阿、开明干练、豁达乐观的精神。

🎈 苏轼初任开封推官，就写出大量策论，主张政治改革。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上疏反对新法，被外调杭州通判，又转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元丰二年(1079)，御史李定等人，摘取苏轼所写的讽刺新法的诗句，说他作诗″谤讪朝廷″，因此被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释放后贬黄州(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与田野父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 哲宗即位，高太后启用守旧派司马光，全面废弃新法，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但他从现实中体验到新法的施行仍有些可取之处，于是主张保留某些新政，又激怒了守旧派，再度贬任杭州、颍州、扬州等地方官。

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苏轼再次贬至惠州(广东惠阳)，续贬至琼州别驾，居昌化(海南昌江县)。

😂 徽宗即位后，苏轼遇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这就是大文豪、书画大师、诗词大家的坎坷一生！

🌹 又有谁能看到他性格上有什么缺点？如果非要找，那也只能是:苏轼那正直不阿的个性、主张不适应统治者的利益和口味！(个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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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峰山

一、简单介绍一下苏轼的成就。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一是文学上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二是书法上的成就：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其书法作品《黄州寒食诗帖》（又称《寒食帖》或《黄州寒食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 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评价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三是绘画上的成就：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2018年11月26日，苏轼传世名画《木石图》以4.636亿港币（折合人民币约4.117亿元）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专场成交，创下中国古画拍卖最高纪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轼在文学、书法和绘画上任意一项成就都足以青史留名，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峰，更何况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如此杰出和辉煌的成就！

二、简单介绍一下苏轼一生的坎坷遭遇。

一是“乌台诗案”，险些丧命于新党之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赴任湖州知州，给神宗写了一封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湖州谢表》，因其才情难抑，难免文中流淌个人感情，遂被新党指摘“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包藏祸心且对皇帝不忠”，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新党诸人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退休金陵的王安石劝谏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使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若非宋太祖赵匡胤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或许已经命丧新党之手了。

二是沦为党争牺牲品，屡遭放逐。神宗驾崩，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把持朝政，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得势上台，重新重用苏轼。但苏轼目睹旧党执政后并未重振朝纲、安抚百姓，而是执着于“党同伐异”，先废除了一切新法，然后拼命打压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势力，朝政污浊不堪。苏轼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便又遭旧党诬告陷害，至此，新党、旧党皆不容苏轼于朝堂之上，于是苏轼自请外调。后因政绩优异再度被司马光召回京城，紧接着苏轼又因上书力荐整治朝纲再度被贬。新党执政后，持续打压旧党，六十岁的苏轼被放逐海南儋州，这是仅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苏轼半生都是在不断被贬逐、启用之间折腾，六十四岁时，在被召回京城的路上溘然长逝。

三、导致苏轼一生坎坷、颠沛流离的原因。

一是才情太盛遭人妒忌陷害。苏轼是千年一遇的天纵奇才，文名冠绝天下，连皇帝和皇太后对他的才华都非常佩服，在苏轼的万丈光芒之下，其他人显得黯淡无光。对很多文人来说，穷其一生也写不出“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的千古绝唱，但在苏轼却只是信手拈来，就这份本事，不知道让多少人心生妒忌和恨意。即便是为官，也是每到一地都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斐然政绩，更是招致不少人的妒忌，谁都不喜欢自己被苏轼这样太过于耀眼的明星湮没，所以，苏轼太过优秀就成为罪过，成为他人打击、排斥他的天然理由。

二是耿直、单纯屡生祸端。苏轼一生坎坷、波折，多数起因都是自己耿直、单纯惹出的祸端。比如酿成“乌台诗案”的《湖州谢表》，新党从此文中摘取“知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先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几句话，说苏轼倚老卖老，恶毒攻击皇上重用新人，妄议朝廷变法 的大政方针。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又忍不住向皇帝提出谏议，进行抨击，必然招致打击报复。太正、太真、太纯，是苏轼的优点，也是苏轼为官处世的弱点（绝不是缺点），性格决定命运，在苏轼身上就是一种悲壮的诠释。

三是党争之毒的祸害。北宋时期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新旧党争极其惨烈，所有官员非此即彼，绝不容许居中者。而新旧党势力随着新旧皇帝的更替而此起彼伏，导致朝政更替、变化频繁，不断处于变法与反变法的交替之中，朝廷的官员也不断被反复折腾。新旧党都是一方面需要苏轼的才华时，就调任苏轼；一方面又因苏轼不苟同、不迎合，数次触怒两党，又数次放逐苏轼。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轼的命运坎坷、颠沛流离，更大程度上是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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