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字暢安，男，漢族，原籍福建福州，生於北京。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鑑賞家、收藏家、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1938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國文系學士學位。1941年獲燕京大學文學院碩士。1947年3月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科長及編纂。1962年10月任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副研究員。1980年11月任文化部文物局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元宵舞龍
我記不清是一九四四年一月尾還是二月初，正月初五剛過，隨梁思成先生搭乘從重慶去宜賓的江輪，在李莊上岸。同行者還有童第周先生。
到李莊才幾天便是元宵節，新春舞龍最後一夜，也是全年最熱鬧最歡騰的一夜。營造學社除了梁先生需要在家陪伴夫人外，長幼傾巢而出，參加盛會。
李莊鎮東端有一塊比較平坦的廣場，通稱壩子，是年年舞龍的地方。黃昏時分，幾乎全鎮的人都已集中到這裡。二三十個大紅燈籠懸掛在壩子周圍，五條龍色彩絢麗，須能顫動，眼會滾轉，形象生動。竹箍為骨，外糊紗絹，各長五六丈，分列場邊。一隊隊小夥子，挨著各自的龍，有的解開衣襟，有的光著膀子，準備上場。壩子畢竟小了些，幾條龍不能同時共舞。
剎那間，點燃鞭炮一齊擲入場中，火花亂濺，震耳欲聾。這時，高舉龍頭的兩隊，進入場內。小夥子們手舉著龍身下的木棒用力揮動，時左時右，忽高忽低，夭矯翻滾，兩條龍眼看要相撞，又迅速地避開，滿場喝彩聲大作。另外兩條龍已進入場內，換下已舞了好一陣子的雙龍。就這樣輪流舞了幾個小時，小夥子們已大汗淋漓，卻毫不覺得勞累，一直舞到東方發白，才肯收場。所有的人好像都不惜付出全身精力，歡送去歲的吉祥如意，迎接來年的國泰民安。
我記得到李莊後第一封寫給荃猷的信就是觀看元宵舞龍的盛況。一直在城市生活，從未見過鄉村小鎮新年伊始、樸實卻又毫不惜花費、真情奔放、盡興歡騰的場面，當年看後就寫，自然比現在追憶要真實得多，生動得多。可惜此信在“文革”中被抄走，否則既不用重寫，而且更有紀念意義。
火把照明的學問
元宵看舞龍，歸來已逾午夜。從李莊東頭的壩子回到西頭月亮田學社，是兩位學社工友，一前一後，打著火把送我們回來的，邊聊邊走，很順利就到家了。
當地人夜出，不用燈籠或油燈，更沒有手電，只用火把。川江上水行船，用篾條編成纖繩牽引。日久老化，將它剁成兩尺多長的段，便是火把，真是一個廢物利用的好辦法。
我只知火把照明很方便，不知道須要學會打火把的技術。一次我很冒失，傍晚想去鎮上買些椒鹽花生、炒胡豆，返回時天色已晚，買了兩根火把，快出街巷時，借人家灶火點燃一根。哪知剛出鎮子，火苗越來越小，半路上竟已熄滅，用火柴怎麼也點不燃它，只好試探著往前邁步，弄不清是路還是田埂，一腳踩空，跌入溝中，衣履盡溼，買的食物也丟了，爬出來極狼狽地回到學社。到此時才知道打火把並不容易，要知道如何才能防止熄滅，不僅須瞭解原理，還須學技術才行，所以並不簡單。
原來打火把必須學會辨明風向，要求火把盡端直對風向，篾條才能均勻燃燒。倘側面受風，篾條燃燒不均，火苗便越來越小，終致熄滅。倘遇微風，也須根據篾條火苗情況，隨時轉動火把。總之，保持篾條根根均勻燃燒，是使它不熄的關鍵。
天下許多小事物看似簡單，其實也蘊藏著道理和技巧。我從當時只花幾分錢便可買到的火把，經過照明失敗，悟出了平時不可因事物微小而輕視它的道理。
賣煤油 買竹紙 石印先慈遺稿
先慈金氏諱章，自幼習畫，擅花卉翎毛，尤工魚藻。有遺稿《濠梁知樂集》一冊四卷。一九四三年離京南下，遺稿藏行篋中，以防散失，且盼幸遇機緣，刊印傳世。
在學社工作，或謂李莊有一家可以石印。曾疑川南小鎮，恐難有印刷廠。走訪場上，居然有一石印車間。斗室不過五六平方米，主人之外，鐵支架、厚石板、鐵皮、滾軸、磨石各一，此外更無他物。石印之法，由主人提供藥紙、藥墨，書寫後送還車間，將紙反鋪石板上，蓋好鐵皮，滾軸往返滾壓，直至紙上墨跡已過到石板上。揭紙刷墨，以字跡已盡受墨為度。上鋪白紙，蓋鐵皮，再滾滾軸兩三次，去鐵皮揭紙，一張已經印成。依上法再印，可印一二百張。改印他頁，須將石板上字跡磨去，依上述程序再印第二張。原來車間不印圖書報刊，只印售貨包裝紙，紅色方形，蓋在貨包上，用細繩捆紮好，起招牌廣告作用。經訪問知石印遺稿已有著落，下一步當考慮使用何種紙張問題了。
鄰縣夾江縣產竹紙，潔白而韌性較差，須去宜賓方能買到。恰好此時學社發給每人煤油一桶，工作室有燈可就讀，故不甚需要。於是擇日提油桶搭李莊當日往返宜賓小火輪，易得竹紙兩刀及深色封面紙而歸。
遺稿約七十頁，每週日可印五六頁，三個月一百冊全部印成。摺頁期間，上書懇求馬叔平、沈尹默前輩賜題書籤及扉頁均已寄到，補印後開始線裝。裝工雖拙劣，亦完成近五十冊，分贈圖書館及友好。待裝者於一九四五年秋攜回北京始陸續裝成。
一九八九年冬香港翰墨軒精印《金章畫冊》，有彩色書畫五十餘幅，後附遺稿，即據當年李莊手寫本影印。當年雖用極簡陋之石印印成，亦尚清晰可讀，實出意外。
學社在李莊編印《彙刊》第七期一、二兩冊，梁先生面告社員：“誰寫的文章，誰負責抄寫和石印，並參加裝訂工作。”襄有文稿兩篇，遵照指示完成。已駕輕就熟，得益於先慈手稿之石印。但插圖乃出莫宗江、羅哲文兩先生之手，深感慚愧。
過江撿卵石
李莊位於長江南岸，對岸看不見人家，而有大片卵石灘和紆迴成灣的淺水區，游泳十分安全。週日三五人結伴，請江邊木船主人渡我們過江，得半日之清閒。我不諳水性，只好背竹筐撿石子了。
說也奇怪，當時真覺得有不少值得撿的，那塊圓得可愛，這塊顏色不一般，一腳踢出一個扁形的，上面彷彿有山巒花紋。一塊白得有些透明，心想如泡在水裡，說不定該有多麼好看呢。大半個石灘走下來，竹筐顯得沉重，腰有些不好受，只好卸下竹筐看同伴游泳了。
回到學社，地面放個大木盆，盛上多半桶水，把撿來的卵石一塊一塊地放進去，沒想到反而不及撿時好看。於是一塊一塊再淘汰，丟在院中大樟樹的後面。到最後，竟扔得一塊都不剩了。
過江撿卵石去過三四次，最後只留下兩塊，北返時放在衣兜裡帶回北京，至今仍在我案頭。一塊小而黃，有黑色橫斑。一塊深綠，呈不規則三角形，下部圓而潤，有縱橫絲綹及茸然圓斑，頗合前人“蛛網添絲屋角晴”詩意，遂以名之。卵石只不過是李莊的夢痕，倘與諸家奇石譜相比，便有小巫見大巫之感了。
步行去宜賓
北京朝陽門到通州，都知道是四十華里。我曾步行去過兩次，吃小樓的鍋燒鯰魚，買大順齋的糖火燒。到了李莊，都說去宜賓是六十里。有人認為南方人比北方人矮，以步計里程，四川的六十里和北方的四十里可能差不了多少。
一個假日，清晨出發，沿著江邊道路西行，想驗證一下上面說法是否可信。十時許，宜賓已在望了。計算一下，加上過江路程，似乎比朝陽門到通州遠不了多少。宜賓位於岷江、金沙江匯合處的高原上，或謂長江應從這裡算起。但岷江水清，金沙江水濁，要流出幾里外，才渾然一色。所謂“涇渭分明”就指尚未合流的現象。我看時間尚早，沒有走向江邊的渡口，而被南岸的一條山澗吸引住了。幾處落差較大，湍流頗急，兩旁大塊石頭上，坐著兒童，手持有柄網兜，與捉蜻蜓的相似。等候游魚逆水上游，騰空一躍，兒童伸臂相迎，正好落在網裡。再看他吊在水中的竹簍，已有三四條半尺來長的魚了。我看得高興，一時喚回了童心，真想幾時來此網魚，呆上一天。
渡船送我過江。因曾來買竹紙，已逛過宜賓幾條街巷，下午便乘小火輪返回李莊。
留芬飯館
我曾去過四川中等城市如白沙、宜賓，飯館大都採用同一規格。進門中間是通道，左側從房頂吊懸一根木槓，有許多鐵鉤，掛著各色雞、鴨、魚、肉，好讓顧客一進門便知道店中準備了什麼原料。因當年沒有冷凍設備，掛起來通風總比堆放著好，當然也先讓蒼蠅吃個飽。左邊是爐灶，鍋碗瓢勺擺滿一案子，廚師如何掂炒，加什麼調料可以看個一清二楚。我進去要一個菜就等於上一次烹飪課。走過通道才有供客人坐下來吃飯的桌椅。
留芬飯館在李莊首屈一指。到了禹王宮短短街，向左一拐，坐北朝南便是。但小得可憐，門面只有一間屋，東側也有一根掛原料的木槓，室中只能擺一張方桌。爐灶必須設在後邊一間了。往後走的通道里好像還有一張小桌，可供兩人進餐。
在李莊的兩年中，我和同事們湊在一起，因個個阮囊羞澀，只去過兩三次。吃過的菜有：“大轉灣”，就是紅燒雞翅、雞腿，因形狀彎曲而得名；夾沙肉，豬肉夾豆沙，蒸得極爛，肥多於瘦，十分解饞；炒豬肝，用青蒜和醪糟作配料，十分鮮嫩；魚香肉絲，覺得特別好吃，因抗戰前北京飯館似乎還沒有這道菜。日寇投降後曾在四川住過的人大量返回家鄉，魚香肉絲才開始在各地流行。北京每個飯館都有，不過吃起來，總覺得不如在留芬吃得那樣，有說不出的特殊風味。可能不僅是所用調味原料有別，應該還有對半個世紀前的李莊生活有一絲的眷念。
“豆尖兒”
我從小就愛吃豌豆苗，當時家庭、飯館都用它作配料。一碗高湯餛飩、榨菜肉絲湯或一盤滑溜裡脊，湯麵飄上幾根，清香嫩綠，確實增色不少。我也曾想倘掐地裡種的豌豆棵嫩尖，用作主料，清油素炒，一定也很好吃。只是北京無此習慣，菜農舍不得掐，怕妨礙豆莢生產，沒有賣的。
到了李莊，在飯攤上第一次嚐到此味，名曰“豆尖兒”，清香肥嫩，供我大嚼，不亦快哉！太簡單了，眼看著老闆娘從攤後地裡掐回來，轉眼就炒成了。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應邀去香港主持傢俱展覽開幕式，在筵席上吃到“炒豆苗”，也很鮮嫩，只是其本味——豆苗的清香，不及李莊飯攤的 “豆尖兒”。原來香港已有用儀表控制溫溼度的暖房，專門培植各種蔬菜供宴會之需。不用問，兩地同一道菜的價格有天淵之別。
近年北京餐館食譜也有了“炒豆苗”這道菜，但高級餐館和一般飯館所用原料完全不同。前者把雲南等地的豆棵嫩尖空運來京，後者則在大白鐵盤中鋪滿豆種，長成密而細的苗後，大片割下，故被稱為“砍頭豆苗”。前者即使再加工一次，去掉一半，只要頂尖，也難留住原味。後者則有如吃草，不堪下箸了。
一味飯攤上的“豆尖兒”，有時使我想起李莊。
本文原載於《讀書》（2007年3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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