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露居士讀國學
科舉制是我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一種重要手段，在隋朝時期被創立，到了唐朝時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隨著隋朝時期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明朝時科舉制度進入鼎盛階段。科舉制，在我國一共經歷了1300多年的歷史。
科舉制度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了我國曆史，文化，政治等多個方面的發展。不過很多人一提起科舉制就想起了“八股文”，但其實科舉制度的科目，不只是“八股文”一種。
一、科舉制度考試內容的演變和發展
科舉制度是封建王朝設立各種科目，通過公開考試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主要目的是為封建王朝提供政治管理和政治運轉的人才來維護封建統治發展。因此整個科舉制度的發展，會隨著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變化而逐漸變遷。
隋朝時期，楊堅取代周朝，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他廢除了過去實行幾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把官員選舉任命的工作歸屬於中央吏部。公元587年，隋文帝命令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公元605年隋煬帝開設進士科，這一制度就是之後科舉制度的基礎。
唐代科舉制的雛形基本被確定。唐朝時期科舉內容主要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常科”每年舉行，內容繁多，主要包括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其中明經和進士最為重要，。這兩門及第之後要等待數年，等到通過吏部的篩選才能授予官位。“制科”由皇帝臨時設置考試科目，時間內容都具有很大的隨意性。
到了武則天時期，設立“殿試”並開設“武舉”，由於這一時期考生與官員之間發生過沖突，百姓們也認為郎官地位太輕，於是科舉制改由禮部侍郎主持。唐代後期進士的地位越來越高，進士出身相比於其他考試出身的官員更容易升遷，成為高級官員，因此進士成為了科舉考試中最為重要的科目。
宋代時期科舉考試經過了一定程度的發展，這一時期考試名額擴大，還延伸出一系列維護考試公平的組織制度，比如說考試時，考生的名字會被糊起來，考試地點會被封鎖。
元朝時期，因為統治王朝是一個在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崇尚武輕文，科舉制度在這一朝代，甚至都要被廢止，科舉考試在這一朝代，並沒有發揮出自己應該有的作用。不過在這一朝代朱熹所編著的《四書》，被規定為科舉考試的指定用書，這種做法一方面推動了科技考試的規範化，另一方面也遏制了學生們的創造力。
明朝時期科舉考試進入到巔峰狀態。考試規模不斷壯大，影響力也不斷增強，不過在這一朝代，科舉考試也出現了內容僵化的趨勢。考試內容主要以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八股文為主，考試形式大於考試內容，這嚴重遏制了當時讀書人的思想創新。除此之外明朝，注重科舉與學校的結合，學校教授的內容和科學考試的內容漸漸一體化。
到了清朝時期，科舉制度漸漸衰亡，在滿清剛剛入關時，為了緩和民族矛盾，維護統治地位，科學榜單被分為滿漢兩榜，後來改為一榜，但優待漢人學者，一般來說“殿試”時的前三甲都是漢人。
晚清時期，隨著列強的入侵，清朝不得不承認，在過去他們視為“奇蹟淫巧”的技術，有其可取的一面，科舉制度嚴重脫離現實的事實，已經被大眾認可。維新變法時科舉考試內容由“八股文”改為“試策論”，但隨著變法的失敗，傳統的八股文漸漸被恢復。光緒31年，慈禧太后下令所有鄉試、會試一律停止，自此科舉考試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二、科舉制度的影響
作為我國存在歷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選官制度，科舉制對於封建帝國選拔人才，傳授正統儒家思想，維持社會穩定，鞏固統治都產生了巨大的作用，不僅對於中國，對於世界來說科舉制也有著頗為廣大的影響，當然作為封建王朝的一種統治制度，必然有其消極影響。
首先，從積極的方面來看，通過層層嚴格的考試製度選拔出的官員，絕對可以稱得上是那個時代中的精英，即使在封建的社會中無法做到完全平等公平，但這已經比過去九品中正之中所存在的按照門第關係選拔人才的制度要公平先進的多，這也為後世的統治者形成了“任人唯賢”的人才觀。
一定程度上科舉制度給當時的社會帶來了公平，科舉制度的影響上至貴族，下至百姓，沒有過去的門第限制，哪怕是出身貧寒的普通百姓也有可能成為高級官員。這對廣大普通百姓來說，是一件改變階級處境的事。一方面為封建王國籠絡了人才，另一方面也維護了當時的社會秩序。
提高官員素質，促進了封建王朝政治機器的高速運行。科學考試通過一定的標準使進入朝堂的官員都具備較高的學識和智力，同時科舉考試中強調的“修身、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也讓這些官員有了一定的道德標準，這對於官員整體來說，提高了素質。
促進了文化的發展，科舉制考核內容主要以儒家經典為主，一方面這促進了儒家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擴大了社會中知識分子的數量，推動了社會文化發展，另外，科舉制也促進了教育的發展，學校的數量較隋朝以前有了成倍的增加，規模也得到了擴大，這在整個社會上都形成了“好學風氣”。
從消極方面來看，科舉制度加深了官本位思想。使“學而優則仕”的思想廣泛在民間傳播，導致大家讀書並不是為了學習知識修身養性，而是為了做官，當時的讀書人廣泛認為只要當了官，那麼地位就比普通人要高，這造成了社會風氣的畸形發展，也推動了官員的腐敗。
其次，科舉制度禁錮了思想，科舉制把考試內容限定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這導致民間的學校或者學子本身在學習時，只針對這一小範圍。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八股文的盛行，更是將考試內容和形式進行了嚴格的規定和限制，嚴重束縛了人民思想的自由發展，科舉考試讓整個社會中人們的學習都以經文為主，嚴重忽視了科學技術，這一定程度抑制了科學的發展，也是近代我國科技落後於外國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時期為了鞏固統治，籠絡知識分子，統一思想，擴大了科舉考試選拔的名額，朝堂中官員過多導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明清時期八股取士選拔出的官員也不是真正適合朝堂的官員，這些官員思想閉塞，見識淺薄，辦事能力低，這種只會寫八股文的官員流入朝堂自然會導致辦事效率低下。同時，眾多官員的流入也導致了王朝行政成本的增加。
並且在文化教育方面，科舉制度雖然推動了民間尚學風氣的形成，但是由於教育只侷限於儒家經典，所以其他優秀傳統文化難以得到傳播，學校也漸漸淪為科舉制度的附庸，完全沒有了創新，充滿了教條主義和功利主義。
總結：
科舉制度是一種經過多個朝代完善發展的人才選拔制度，考核內容不是隻有八股文一種，八股文是到了明清時期，科舉制度僵化才形成的產物。我們不能因為八股文就只看到科舉制度的缺點，應該辯證的看待科舉制度為歷史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舊時樓臺月
唐代科舉考試看重詩賦，廣大讀書人為參加科舉，鑽研辭章文字，因此唐代詩歌極度繁榮，卻也形成了讀書人雕琢文字不求實際的風氣。
宋代統治者們已經注意到了這種風氣的弊端，因此逐漸在科舉考試中提倡重視經義與時務，希望以此選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宋真宗曾經對宰相王旦指出：
比設此科，欲求才識。若但考文義，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用，安得而知？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
在科舉的諸項考試中，策問考察的是被試者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在改革科舉制度時，宋代的統治者們往往對策問表現出極大的重視，策問在科舉考試中的重要程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宋仁宗時期，策問一度成為決定士子能否通過考試的最重要的科目。到宋神宗時，策問在殿試成為僅有的考試項目，可以決定士子們最終的命運，其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和對知識分子的導向作用更是不容忽視。宋史載宋神宗熙寧三年的殿試:
始專以策，定著限以千字。……帝謂執政曰："對策亦何足以實盡人材，然愈於以詩賦取人爾。"
可見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皇帝重視可以選拔出實用人才的策問。從這以後，殿試考策問就成為了定製，其考題也多直指當時的現實問題，如《宋會要輯稿》記載了熙寧九年的殿試策問題目，考察的是如何解決當時社會生活中民生和國策的實際問題：
士亦知所學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輒流亡莩踣，而蠻夷之驕悖未艾也。朕聞先王之為民也，有禮以道之中，有樂以道之和，致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其本數末度，宜有可考而複用者，其詳為朕言之無隱。
以後歷次殿試策問考察的基本上都是類似的實際問題。殿試考察策問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南宋。殿試是科舉考試的最後一關，也是皇帝親自考察士子的考試，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象徵性，殿試對策問的重視是一個風向標，反映出宋朝統治者希望通過科考選拔到真正的治國安邦的人才的願望。
有宋一代，雖然策問的地位幾經變化，但始終具有重要性，發揮著決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
宋初至嘉祐時期，策問一直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詩賦。自嘉祐時起，策問和論逐漸超過詩賦，成為了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貢舉後，考校的原則為“經義、論策通定去留”，策問失去了作為衡文去取主要依據的地位。元祐分科之後，試策始終處於定等分高下的相對次要的位置。
宋代科舉對於時務的重視也反映在了當時書籍的刊行上。宋代的出版業進入了一個相對發達的時期，而何種書籍流行會受到科舉考試的影響。由於宋代科舉的內容相當廣泛，不僅考察經義和詩賦，還重視考校士人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求讀書人瞭解種種客觀規律，掌握各種自然及社會知識，所以，當時那些百科全書式的類書在宋代書籍市場上非常流行。這些類書包含的內容相當豐富，涉及各個領域的社會知識及自然知識，從帝王世系到草木魚蟲無所不包。其他與科舉有關的用書，如律令、兵法、醫學、書畫、歷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書目反映了當時的科舉考試對於時務的重視，也表明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研究各種自然、社會知識。
明代科舉則與宋代科舉存在著明顯的區別，主要體現在是否重視時務上。
看上去明代科舉也兼顧了經義與時務，如鄉試、會試皆考三場，第一場考四書五經的經義，二場考論、判、詔、誥、表等公文的寫作，三場考經史時務策等，殿試也只考策問。
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清楚地認識到官員必須具備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實學，具體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場所試的論、表、策等，有的士子雖經義不佳，但如果論、表、策等答得好，一樣可以通過考試。
但是這樣的取士原則並沒有貫徹下去，早在永樂年間，官方編纂了《四書五經大全》，已經開始限制科舉考試內容，於是科舉考試出現了由兼顧經義與時務逐漸轉向只重視經義的趨勢，這種趨勢愈演愈烈，最後隨著八股文的成熟，科舉考試演變為獨重四書五經，以至於顧炎武感嘆說：
（《四書五經大全》頒佈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
明代科舉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時期，專門表達對四書五經經義理解的八股文發展成熟，進而出現了專以八股文取士的科舉理念和考試方法。八股文的特點是寫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只要嚴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闡發四書五經的經義即可。
明代科舉考試由重經義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了實際考試中偏重首場的傾向，考官只看首場的八股文寫作，二、三場的考試淪為無足輕重的形式。因此《明史》對明代科舉有這樣的記載：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
明朝科舉重經義八股輕策論時務的情況也反映在當時的出版業上。八股文的內容與形式都被嚴格限定了，這就意味著參加考試的讀書人可以預先猜測題目並做好準備，甚至可以背誦他人文章以應付考試。逐利的圖書出版商看到了商機，大量出版科舉範文以供士子背誦。嘉靖以後，大量為應科舉考試之需的坊間時文充斥舉場內外，史載嘉靖朝：
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十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t輕省迴照，誠然過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
當時的讀書人除朱熹的註解經義之書外，其他類書目一概無需讀，甚至連歷代政府均極力倡導閱讀的史部類書目也棄之如敝帚。這與宋代各種類書流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科舉考試選拔人才只看八股文必然導致汲汲於科舉的讀書人們只重視四書五經而摒棄其他一切學問。艾爾曼在《晚明儒學科舉策問中的“自然之學”》一文中指出：
科舉程序固定化的巨大重心仍使精英專注於強調道德哲學和書本價值的新儒學課程，離專業化或技術研究更遠。人們認為，像法律、醫學及數學等技術方面的內容在唐宋科考中並不罕見，但在明代科考中卻不復存在。……在明清兩代（1368-1911），儒學化的官員以沉浸在經年苦讀宋儒的四書五經註釋和官史及以書法為基礎的道德價值中洋洋自得。
因此明代的讀書人已經不再重視對自然規律的探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