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已經結束了楚漢之爭的劉邦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漢朝的首都，是沿用秦朝故都，還是另闢他處?碰巧，劉邦這年來到洛陽，在巡視一番過後，大有想立都此處的意思。
對於劉邦和他的手下文武大臣來說，他們大多為關東(函谷關)人，定都於洛陽，鄰近家鄉，且洛陽也算易守難攻的險要之地：東有成皋(虎牢關)，西有殽邑(崤山)，背靠黃河，面臨伊水、洛河，形勢險峻，作為都城有其優勢。
漢朝立都：隱藏在中國歷史中的秘密
正當劉邦有意洛陽為漢之都城時，一個齊地的小兵、戍卒婁敬由同鄉虞將軍引薦求見了劉邦，他向劉邦獻言說：大王你為何要選在洛陽呢?“秦地被(崤)山帶(黃)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
婁敬之言在請也在理，劉邦有所動心，他心裡明白，楚漢爭霸中，他實力明明不如項羽，卻能次次逃過劫難，最終反敗為勝、擊敗項羽奪得天下，靠的是駐守在關中長安一帶的蕭何，及時徵兵、運糧救急。可婁敬畢竟只是一個小兵，跟極力要求定都洛陽的大臣們相比，婁敬人微言輕，劉邦的內心也陷入兩難。
而就在此時，張良站了出來。他說：洛陽雖然險固，但地方太小，方圓不過數百里地，“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相反，長安隸屬關中地區，東有崤山、函谷關之險，西有甘肅、四川作為後方，“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
張良一字一句入情入理，於是劉邦就此拍板，西漢正式定都長安，而這一決定也在一定程度上保了漢朝國祚四百年。
楚漢相爭形勢圖：劉邦從西向東擊敗了項羽
楚漢相爭數年，劉邦能出人意料地打敗項羽奪得天下，其中包含的是中國數千年戰爭的“秘密”。
商朝末年，周武王同樣是依託關中，征伐滅亡位處中原地帶的商紂;秦始皇則是依據秦國立足關中平原的地理優勢，最終得以一掃六合、平定天下;南北朝時，北周武帝宇文邕也是憑藉著立都長安、坐擁關中的有利形勢，最終以弱小的國力反而消滅了位處東方的強大北齊，從而統一北方，併為後來的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古人云：以史可為鑑，這些歷史事件都有一個共同的脈絡和共同點：很多王朝的興起和走向強盛的方向，都是從西向東。
不談國勢、君主、經濟實力、軍事策略、民心人望等各種因素，始自西方的他們，為何能以相對衰弱的國力，卻最終戰勝東方的強敵、一統天下呢?
難道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撇開其他原因，從歷史地理來說，僅僅是因為依託了關中平原?
仰望歷史：自北向南地征服
除了從西向東的神奇路徑，中國的軍事歷史中，還潛藏著另外一個秘密，那便是自北向南。
公元280年，西晉以曹魏之基礎，先滅蜀漢，後渡長江，最終南伐消滅東吳、結束三國之爭一統天下;
公元588年，隋文帝派遣大軍渡江消滅南陳，一掃八方，終結了為時三百多年的魏晉南北朝亂世;
公元1127年，金人南下攻佔東京(開封)，俘虜徽欽二帝北歸，滅了北宋;
公元1644年，清軍南下入關，最終攻滅南明和各地反抗勢力，建立清朝。
晉朝滅吳國：正式開始中國由北向南的時代
前後橫跨1700多年的時空，我們可以看到，自西向東、從北至南，是中國的歷史時空中神奇的組合和趨勢。
這些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北京郵電大學客座教授倪健中在《東西論衡》中指出：“‘十’字是中國人的天下·····先橫後豎，先左後右，從上到下，十字的運筆方向竟然與中國歷史重心(尤其經濟重心)由西向東，從北向南的轉移軌跡驚人地吻合。”
可以說，一個“十”字，其中蘊藏著中國歷史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歷史趨勢和驚天秘密。
趙匡胤之憾：北宋百年憂患
北宋開寶九年(976年)三月，宋太祖趙匡胤西巡洛陽。
開封號稱七朝（魏、梁、晉、漢、周、宋、金）古都，但作為南北統一王朝的都城，僅見於北宋一朝，由此也標誌著中國古代政治中心東移趨勢的完成。一般來說，作為都城，既要適應當時政治、國防重心的要求，又要滿足經濟上的需要，具備這些條件而能被選為都城的地點，在宋初以開封顯得較為優越。
其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其一、開封居天下中心之位，有利於控制全國，特別是廣大關東地區。其二，開封為前朝故都，歷經五代時四朝興修，城池宮闕完備，人煙稠密，在人們心目中地位十分重要。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開封有交通之便，周圍運河密佈，尤其是處於聯繫東南的汴河之上，避開了三門等險阻，極大地縮短了漕運的距離。
總之，開封作為都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彌補長安、洛陽的不足。但是，如果從戰略上分析，開封四周無險可守，是典型的“四戰之地”，把它作為一個國家的都城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宋朝立國之初，其主要的威脅就來自北方——遼國。當政者之所以在權衡利弊後仍定都開封，重要在於開封便利的漕運及交通條件，滿足了宋初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需要。北宋鑑於晚唐五代以來內輕外重、中央權威掃地的政治局面，採取了守內虛外、強幹弱支、內外相制的政策，把全國的精銳部隊數十萬人彙集京師。這樣數十萬常備軍的供給就成為十分重要的問題。開封在運河交通上的優越地位，為北宋集權收兵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至於開封地理上不利防禦的弱點，宋初統治者在主觀上則企圖利用京師駐屯重兵的措施加以彌補，正好將收兵權與增強都城的防禦結合起來。宋初統治者為確保集權政策的實行，不得不以削弱國防為代價，在定都問題上，以內憂為重，外患為輕。這也就可以解釋後來為什麼金兵攻破東京後，淮河以北的北宋軍隊再也不能組織象樣的抵抗了。
與之相比，儘管地方偏小，但相對開封來說，“河山拱戴，形勢甲於天下”的洛陽，不啻為相對較佳的立都寶地。
事後來看，北宋定都開封，無疑是一個戰略失誤
但是宋臣們卻極力阻止遷都，他們已經在開封紮根數十年，身家都在這裡，且開封與黃河和大運河為鄰，“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侯，通荊湖之運漕”，而作為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更是力主“安天下者，在德不在險。”
趙匡胤從軍事地理上來看，由於開封為四戰之地，因此在北宋建國之初，便不得已屯數十萬禁軍拱衛汴京，他之所以想要遷都洛陽，就是為了“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作為開國之君，趙匡胤有戰略眼光，卻沒有力排眾議的魄力，最終只能妥協、定都開封，對此他仰天長嘆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歷史證明趙匡胤的預判是正確的。
一百多年後，宋欽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軍攻破開封，北宋滅亡。
“根本之地”：軍事政治的基礎
對於中國歷史呈現的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歷史、戰略趨勢，古人也看出了端倪。
明末清初的魏禧就在《讀史方輿紀要·敘》中指出，要“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曾國藩則更進一步指出，“自古行軍之道不一，而進兵必有根本之地，籌餉必有責成之人。故言謀江南者必以上游為根本，謀西域者必以關內為根本。”
魏禧和曾國藩的眼光十分老辣。而在影響中國歷史從西向東的趨勢中，這個“根本之地”就是關中平原;而另外一個影響中國趨勢的從北向南的“根本之地”，就是淮河流域。
而淮河流域，則是中國歷史從北向南的“根本之地”。
淮河流域：是從北向南的焦點
淮河流域，也是維繫南宋一百多年江山的生命線。
北宋滅亡後，正是憑藉韓世忠等人在江淮流域的英勇抗擊，加上岳飛、吳玠等人在中原和秦嶺一帶的駐守，南宋才最終得以守住了半壁江山;而在淝水之戰中，東晉能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也正是由於控制了淮河流域的關卡險要，以及募集到了淮河流域的精銳“北府兵”：正是憑藉著淮河流域的土地、人力和資源，南宋和東晉才得以守住了江山不失。
所以，在中國軍事政治的軸線上，“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復保”，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日本投降後製定的首要戰略目標便是派林彪進入東北，解放戰爭中，解放軍正是從東北出發，一路向南，在1948-1949年間的淮海戰役過後，國民黨政權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崩潰，就已經不可避免。
“十”字：中華民族的神奇趨勢
近代以來，由於滿清誤國，導致中華國力衰弱，淪為任由帝國主義侵略者待宰的羔羊，作為曾師從唐朝後又全盤西化的日本，更是妄圖徹底吞併中國，雖說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二戰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其戰略眼光卻是相當毒辣，從日本製定的侵略計劃中便可看出端倪，其謀求先侵朝鮮，後入滿蒙，進而鯨吞中國的總規劃企圖複製蒙古人自北向南包圍宋朝的戰略格局，萬幸中國在長江以南與其形成了戰略相持，後以空間換取時間贏得了這場戰爭。當然，“根本之地”只是一種依託，決定中國歷史和戰略走向的從西向東趨勢，在歷史的進程中也在不斷的遷移：先是國都從秦朝、西漢時期的長安，慢慢走向了東漢的洛陽，儘管中間隋朝、盛唐的首都又迴歸到了長安，但北宋時最終向東移動到了開封。
中國歷史：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字
此後，關中平原作為“根本之地”被慢慢淡化，隨著中國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了南方，從北向南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從金國滅北宋、蒙古滅金國、南宋、到清人滅南明。從北向南在中國歷史中的痕跡和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儘管中間也有太平天國起於廣西，國民革命軍從廣東開始北伐等案例，但最終的歷史走向，仍然是從北向南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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