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這場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震驚了世界，考驗了中國，同時也在悄悄地改變著我每一個人的觀念。我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談一點啟示。
01 瘟疫是偶然的爆發還是必然的規律存在？
從70年代初期，人類進本根治了“天花”“麻風病”距今40多年間，隨著醫學科技進步，中國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傳染性疫情，人們的防疫意識似乎有所鬆懈。所以，面對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顯得十分恐慌和焦慮。特別是沒有經歷過瘟疫的青年人和歷史知識欠缺的人，用偶然的意識原始地體會。其實，瘟疫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一樣久遠。歷史告訴我們，人類和瘟疫的較量從來就沒有停止過。瘟疫，歷朝歷代都是國家極其重視的大事，稍有規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記錄在冊。歷史上最漫長的傳染病隔離戰持續了兩千年，古代中國均每6年就要面對1次大規模的疫病威脅，特別是清朝平均2.3年就發生一次疫情。
《周禮·天官·疾醫》記載：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漱上氣疾。
《晉書·食貨志》記載：至於永嘉……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白骨蔽野。
漢朝末年，曹植在《說疫氣》一文中描述了公元217年（漢末建安二十二年），江淮地區發生的一次重大疫情：“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曹植說，那時候醫學落後，人們認為瘟疫是鬼神所致，百姓無奈，插桃符“驅鬼”消災。他認為這種說法和做法很荒唐——瘟疫之所以發生，是自然界陰陽二氣失調導致的，根本沒有什麼鬼神。
《宋史·五行志》記載：建炎元年，金人圍汴京，城中疫死者幾半。
明朝末年，北方大旱造成大面積饑荒，百姓四處尋找能吃的東西，樹皮、草根吃完了，飢不擇食的人們就捉老鼠吃。豈不知當時因天氣很旱，鼠洞裡溫度升高，鼠疫桿菌大量繁殖。於是，鼠疫爆發，僅1644年北京一地就有30%人口喪生！
古代中國人遭遇的瘟疫的案例多不勝數。商務印書館1932年出版的《中國救荒史》，作者鄧拓根據史籍記載統計出中國古代各時期發生重大疫情的大概數目：秦漢13次，魏晉17次，隋唐17次，兩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天津中醫藥大學的王玉興教授在2003年發表的《中國古代疫情年表》中列出了更詳細的數據：從公元前243年到公元1911年，在這2154年裡，中國發生重大疫情共352次；其中，秦漢34次，三國8次，兩晉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發生一次重大疫情，後期頻率更快，到了清朝，這個平均數字是2.3年。
從這樣高的發生頻次看，瘟疫的有規律的必然存在。因為，每一次疫情都是由氣候的反常變化、生態系統的失調和人們反自然的飲食有關。
02 中國古代的防疫策略
在醫療技術落後的古代，《周易》最早提出了“隔離避疫”的理論，其中很多卦辭都涉及這方面內容。如：
“困卦之六三爻辭：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兇。”大意是瘟疫突發，一定會造成嚴重傷亡，令人恐懼，人們紛紛避開。
“”節卦第一爻辭：不出戶庭，無咎。”
“豐卦六二爻辭：往得疑疾。”大意是瘟疫發生後，只要不出門，疾病就不會傳播，也就沒有危險；如果不隔離而前去，就可能染上可疑的疾病。
《論語·雍也》記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也，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說的是：孔夫子的得意門生冉耕，字伯牛，為人正派、品德高尚，是“孔門十哲”之一。冉耕病了，孔子前去探視，只是隔著窗戶跟學生說了會兒話就走了。
這並非孔夫子敷衍了事，而是懂得防疫——冉耕的病可能傳染，目前正在家中“自我隔離”。
《黃帝內經·刺法論》更加具體地闡述了“隔離”這種防疫理論。
“黃帝曰：‘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幹。”（天牝，是鼻子。）
意思是，黃帝曾問岐伯：“我聽說五疫發病，可互相傳染，不論大人與小兒，症狀都一樣，若不用上法治療，怎樣能使它不互相傳染呢？”
岐伯回答：“要想不被傳染，首先要做到正氣存內、增加抵抗力；其次是避其毒氣，避免接觸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其中鼻子是最重要的地方，很多傳染病都是通過呼吸傳入的。”
中國古代，朝廷已經把“居家隔離”防疫的做法作為一種制度執行。如：《晉書·王彪之傳》記載，“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
說的是西晉時有一項規定，如果大臣家裡感染瘟疫的人數超過3人，即便他自己即使沒有發病也不能上朝，必須在家隔離不少於100天。
可見，“養內避外”成為古代應對疫情的重要理論依據，一旦發生瘟疫，人們對染疫者通常都要先執行隔離，然後再進行治療。
03 中國古代的疫情立法制度
我國秦朝就建立了疫情報告制度。
《雲夢秦簡·癘》記載：“某裡典甲詣里人士伍丙，告曰：‘疑癘。來詣。’訊丙，辭曰：‘以三歲時病疕，眉突，不可知，其可病，無它坐。’令醫丁診之。”
就是說：鄉里如果出現了疑似的傳染病病例，典甲（典甲，相當於現在的鄉長。）有責任調查和迅速上報，朝廷根據疫情派醫生檢查治療，三歲的小孩也不能忽視，並對相關人員採取隔離措施。
《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中，首次出現“癘所”一詞。“癘所”就是隔離區。
《睡虎地秦簡·毒言》記載：“某裡公士甲等廿人詣里人士伍丙，皆告曰：‘丙有寧毒言，甲等難飲食焉，來告之。’即疏書甲等名事關牒背。訊丙，辭曰：‘外大母同裡丁坐有寧毒言，以卅餘歲時遷。丙家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來，亦未嘗召丙飲。裡即有祠，丙與里人及甲等會飲食，皆莫肯與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兄弟及它人知丙者，皆難與丙飲食。丙而不把毒，毋它坐。”
文中的“毒言”指的是患有烈性傳染病的人。意思是，知情者和家人應主動斷絕與“毒言”者接觸，不與患者一起飲食，不用同一器皿。
上述文獻說明，我國關於瘟疫防治的立法制度在秦朝已經開始。
04 中國古代國家、民間共同組成的瘟疫防控機制
西漢元始二年，發生了嚴重的旱災和蝗災，疫病隨之而來。漢平帝下詔：“民疾疫者，空舍邸第，為置醫藥。”這是中國歷史上比較早的關於設立公立臨時疫病隔離醫院的記載。可見當時朝廷專門建立傳染病醫院，把病人集中起來給予公費醫療，不僅如此，還賜安葬費以便及時安葬死於瘟疫的人，一方面減少疫情傳播，另一方面撫卹活著的人。
東漢延熹五年，名將皇甫規率領軍隊征討隴右地區，軍中不幸發生疫病，皇甫規“親入菴廬巡視”，這裡的“菴廬”指的就是軍隊建立的臨時性隔離醫院。
《晉書·王彪之傳》記載：皇帝派御醫上門為患病的大臣視疾診療，並賜以藥物。地方百姓染病，詔郡縣備醫藥救治，甚至連監獄裡的囚犯有病也要給醫藥。
南北朝時期，齊太子蕭長懋等人設立了專門的病人隔離機構六疾館，用來收治需要隔離治療的病人。
在盛唐時期，官辦醫療機構更加發達，朝廷設有養病坊，在各州府也設置有類似機構，負責各地醫事管理和疾病診療，當大的疫情發生時，也承擔臨時性收容和隔離救治任務。
後來宋朝的將理院、元朝的廣惠司、明朝的惠民藥局等，都是樣承擔隔離治療的官辦醫療機構。明朝時，各州、府、縣普遍設立惠民藥局，抵禦重大疫病的能力大為增強。
2、民辦防疫機構
歷代朝廷為應對疫情都做了很多努力，但如果大規模的傳染性疾病集中爆發，成千上萬的感染者需要集中隔離治療時，官府的力量難以承擔。於是，各路民間力量就參與到共同救治行動之中。
唐代，許多寺院參與隔離救治中，其機構稱為“悲田養病坊”。宋朝以後，細化為“福田院”“居養院”“安濟坊”“安樂病坊”等。
在宋朝，1089年，杭州爆發特大瘟疫，一些藥鋪、醫館趁機哄抬藥價，大發不義之財，窮人喪命者劇增。剛任杭州知府的大文豪蘇軾意識到，必須儘快創辦一家“貧民醫院”以解百姓之苦。可是沒有錢，蘇軾拿出自己節省下的“辦公經費”2000貫錢和多年積蓄下的50兩黃金作為啟動資金。還是不夠，蘇夫人首先站出來賣掉陪嫁的首飾力挺老公。在這對賢伉儷帶動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終於建起一所安樂病坊，集中收治病人進行隔離治療。
05
中國古代對隔離患者的科學管理
1、飲食清淡、講究衛生
甲骨文和出土文物來看，早在夏商時期，人們已經養成了洗手、洗腳等衛生習慣，有利於防止疾病傳播。《禮記·內則》中記載：“凡內外，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說明當時已經有早上起床之後把室內打掃一遍的習慣。
《詩經·唐風·山有樞》中，晉國人諷刺晉昭公：“子有廷內，弗灑弗掃”。看來當時，室內衛生做不好是要受到鄙視的。
晉代醫學家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指出：“一家合藥，則一里無病，凡所以得霍亂者，多起食。”
唐代名醫孫思邈要求：“常習不唾地，勿食生菜、生米、陳臭物；食畢當漱口數過；食畢當行步躊躇。”強調不隨地吐痰，米和菜都要做熟再吃，腐爛的食物不要吃；吃完飯要漱口；飯後要散步。
清代醫學家王學權在《重慶堂隨筆》中提出：“宣氣之法，不但用藥為然，如衣被宜潔淨，飲食宜淡泊。”
他們都認為，隔離治療的病人，飲食方面要特別注意，以清淡為宜，並且要講衛生，衣服被褥要乾淨。
2、勤開門窗、做好通風
明代醫學家謝肇淛在《五雜俎》中指出：“閩俗最可恨者，瘟疫之疾一起，即請邪神，香火奉事於庭，惴惴然朝夕拜禮許賽不已。一切醫藥，付之罔聞。不知此病原鬱熱所致，投以同聖散，開闢門戶。使陽氣發洩，自不傳染。而謹閉中門，香菸燈燭，焄蒿蓬勃，病者十人九死。”
意思說：最可恨有些病人請巫師驅邪，關門閉窗煙熊火療，使一切醫藥都白費了。如不勤開門窗，十有九死。
3、減少接觸、謹慎探視
清人鄭光祖在《一斑錄》中指出：“歷觀時疫之興，必甚於儔人廣眾往來之地，罕至人家深庭內院，故養靜者不及也。”
清代醫學家陳耕道在《疫痧草》中列出了“五宜六不宜”：“凡入疫家視病，宜飽不宜飢，宜暫不宜久，宜日午不宜早晚，宜遠坐不宜近對。即診脈看喉，亦不宜與病者正對，宜存氣少言，夜勿宿病家。”
06 中國古代防疫成就與國際交流
明朝郭鈺輯《金陵瑣事剩錄》：中國醫學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間就發明了人痘接種術。人痘接種術預防的是一種烈性傳染病——天花。
清代俞茂鯤《痘科金鏡賦集解》：人痘接種術已經有所改進，成功率提高，並在全社會範圍內廣泛推行。
人痘接種法，不久就傳到了國外，近到朝鮮、日本，遠到歐洲諸國。
清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長崎，把種痘法傳授給折隆元、堀江元道兩人。
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醫宗金鑑》傳入日本，於是種痘法在日本也流傳起來。
發生在上世紀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東北庚子鼠疫被稱作20世紀世界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數達60000多人。時年31歲的醫學博士伍連德臨危受命，帶人奔赴疫區，對屍體進行解剖，發現了一種新型鼠疫——肺鼠疫。他依據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防疫理念和辦法，建立隔離醫院、控制疫區交通、加強鐵路檢疫、火化鼠疫患者屍體，僅用了四個月時間，便成功撲滅鼠疫疫情。
這一場抗擊鼠疫的行動，是人類歷史上一次較為成功的大規模傳染病控制行動。至今，在控制未知傳染病時，伍連德的方案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為了介紹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經驗，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舉行了“萬國鼠疫研究會”。參加會議的有英美等11國的代表，共33人，伍連德任中方首席代表。會議宗旨為研討微生物學及傳染病學理論。為了介紹此次控制鼠疫的成功經驗召開的舉行了“萬國鼠疫研究會”，是歷史上第一次由中國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中國人工免疫、控制鼠疫成功經驗技術向世界輸出。
07 中國古代對保護生態環境的覺醒
中國古代在數千年抗擊頑疾的實踐中，造就總結出疾病與生態環境、氣候變化的關係。
我國的法律很早就有了保護環境資源，保護環境衛生的規定。《逸周書·大聚解》載周公說：“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韓非子·內儲說上》載：“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有人認為這是禁止向街道傾倒垃圾的規定，用重刑懲治破壞環境的行為。西周時，治國的指導思想是“明德慎罰”，強調“德治”，用禮來規範人們的行為，以防止疫病的發生和蔓延。
《中國古代抗疫病的法律措施》記載，春秋戰國時，認為違背自然規律的行為會導致傳染病的流行和爆發。
據《禮記·月令》記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則“民殃於疫”；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仲冬行春令則“民多疥癘”。
“病從口入”，此典出自《太平御覽·人事·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沉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意指疾病是由於飲食不慎引起的，災禍是因為語言不妥招來的。
7000多年前，先祖們就總結出亂食野生動物傳染疾病。《淮南子•修務訓》載：“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贏獵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
道教經典，古今第一善書《太上感應篇》，主要是勸人遵守道德規範，時刻止惡修善自利利他，系統的提出承負論的觀點。“由此動彼謂之感，由彼答此謂之應，應善惡感動天地，必有報應也。”並詳細地介紹了人類傷害動物的種種惡行，如：“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敗人苗稼，無故剪裁，非禮烹宰，決水放火，用藥殺樹，春月燎獵，無故殺龜打蛇”等。還把這些惡的後果展示給人們：“如是等罪，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文昌帝君陰騭文》中也講到：“禁火莫燒山林，勿登山而網禽鳥，勿臨水而毒魚蝦”。
古人警戒世人，肆無忌憚地傷害動物，破壞大自然必然恢復出慘重的代價。
……
朋友們：我連日來引經據典、借古鑑今，是想以此啟示雲：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關於生存問題像今天這樣令人擔憂和恐懼，這是一個不爭的現實。因為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成了當代昂貴的擺件供奉於神壇，人們似乎忽略了他的當代價值，忘記了祖先的初心也就喪失了我們的使命感。
學界有人大聲疾呼“拯救地球！”，不才以為：地球是不需要人類拯救的，因為地球沒錯。它自覺地履行天體運行法則，日出月落、冬去春來反反覆覆從不懈怠，任爾春種秋收、瓜田李下年年歲歲傳宗接代，你拯救它什麼？我們要拯救的是我們自己！而拯救自己也只有唯一的選擇，即：順應天理。“逆天道者，天必誅之”。
在目前這場觸目驚心的抗擊新冠肺炎中，中國舉全國之力，集數千年經驗，創造拯救生命的曠世奇蹟。在國人生命危機狀態下，全世界只有中國頗具凝聚力的政府，能夠做到義無反顧地使人民的福祉優先於資本主義利潤；堅決果斷地作出不受資本主義利潤支配的決定。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治療；一夜隔離數千萬人的一座城市；三天實現全國聯防布控；十幾天建成了所大型醫院；平均每天數千名醫務人員赴湯蹈火與第一線；全國社會秩序井然；疫區物資配送神速；平均每天千人治癒出院；實時進行新聞傳輸；迅速與全球分享病毒基因數據與治療成果經驗……
這一切，都在全向世界展示著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屬性。同時，也在重整全體人民的國家意識，重置國民的正義感和公益心。
其實，我們都染上了非身體疫病的信仰、信念、道德、價值觀類“疾病”，所要“康復”的當務之急，無非是完成自覺保護環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定動作。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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