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0日，离新年春节还有5天，上置集团（HK1207） 发布公告称，执行董事兼董事会主席及行政总裁彭心旷，因个人原因接受调查并采取了限制措施，无法与其正常联系。
一个月后的2月21日，上置集团再次发布公告称，彭心旷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而这一切，似乎是五年前事件的再一次上演。
五年两轮高管被抓，一样的资金链危机
上一次上置集团高管被抓，是在2015年6月份。上置集团公告，其创办人、时任主席、执行董事兼主要股东施建被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当天施健被带走。后媒体爆出其涉嫌官员贿赂事件。
在此之前，上置集团已经连续两年亏损。从2015年4月份披露的2014年报来看，经营情况大幅度下滑，从高峰期的68亿营收迅速滑落到14.4亿。
5年前上置集团这场危机的结果，是找到了接盘方——中国民生投资集团(简称“中民投”)。上置集团创始人施建家族退居幕后，被2014年才成立，商界大佬云集的中民投收购超过70%股份。
然而，换了新主人的上置集团，并没有就此扭转困境。2015年之后的新一轮地产上涨中，上置集团的收入也只是维持在15亿左右，而利润在2018年降至不到1亿。
2019年8月，上置集团更是发布了三年来首次预警亏损。接下来也只能重新走上卖卖卖的路子。
上置集团的自救和他救目前还看不到出路。但是，5年前有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实控人一样被媒体曝出涉官员腐败问题，再融资停滞进而陷入债务危机，但5年后，对方已经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子。
这个小伙伴，就是佳兆业地产。
曾经的“难兄难弟”
2014年，可以说是地产企业的一次大劫之年。绿城中国、恒盛地产、深圳佳兆业……一连串熟悉的地产企业，在这一年陷入困境，佳兆业也不例外，至今还能搜索到当时的融资项目违约信息。
佳兆业当时的处境有多难？
根据财报报道，截至2014年6月底，佳兆业需要在一年内偿还的短期债务超过60亿元，存续信托借款总金额达到70亿元左右，而同期账面现金、银行存款为
110.9亿元，其中部分处于受限状态。到2015年1月8日，不断有金融机构申请查封佳兆业的资产，其中一家城商行申请的财产保全总额，就达到30亿元。有业内人士分析，可能至少有11家金融机构卷入佳兆业这次风波。
但是，这些项目都在延期后几年陆续化解了，而秘诀就是佳兆业手里的优质土地储备。
根据事发前披露的2014年中报，佳兆业总土地储备约2360万平方米，其中约78.5%位于一二线城市，也就是说核心城市可开发土地面积高达1856万平方米。
在2014年，北京土地均价在50000/㎡左右，厦门在30000/㎡左右，二线里的重庆和西安也在7000-12000元/㎡左右。如果按照1.5-2万/㎡的一二线土地保守均价，这1800多万土地价值在3000亿左右。这还是在2014年全国地产处于降价潮的背景下。
如果要再加一个重点，就是深圳地产没怎么调整之后就迅速火爆起来。要知道，在2014年楼市冰冷的情况下，佳兆业当年在深圳项目的合同销售金额，占到了整体销售金额的接近40%。
正因如此，经历了短暂的恐慌爆发后，2015年后房价急速上涨给境内债权人吃了颗安心丸，金融机构也顺势安排新的授信到位。稳定了国内债权人之后，境外债权重组也最终在2016年7月通过美国法院的最后核准生效，佳兆业成功挽回了违约败局。
远一点，更远一点
佳兆业的脱困路径能否适用于上置集团呢？恐怕是不能的。两家百强地产，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截止到2019年6月，佳兆业现有土地储备约2600万平方米，总货值达5000亿元，近70%源自大湾区。经过几年消化后，佳兆业在深圳尚有325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货值约1600亿元；而上置集团，海内外土地储备加起来总共不过约200万平方米。
针对2015年这次债务危机，上置集团在2016年发布的盈利预警中解释为受国内三四线城市的影响。其实除了受三四线业务拖累之外，与一门心思做一二线的佳兆业相比，上置斥资数十亿收购的一系列商业类地产项目，包括写字楼、商场、酒店等持有型商办物业也逐渐成为鸡肋。
2014年，佳兆业位列地产百强16位，销售金额22位；上置集团位列地产百强53位，但是销售金额未进入百强之列。到了2019年，佳兆业位列百强32位（销售金额29位），而上置集团已经被甩到了331位。
这样的差距，令人唏嘘的同时，也再一次为地产投资人敲响警钟：投资地产项目，眼光还是要看远一点，更远一点。2020可能更残酷，相比于2014年那一轮地产调整，连“活下去”都还没喊出而倒下的地产商，正在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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