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8.1-2002.1.23），巴黎高等研究學校教授，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著名社會學家。代表作有《區隔：趣味判斷的社會批判》《學術人》《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與華康德合著）等。[圖源：aissr.uva.nl] 更多閱讀，請參見往期：《藝術的法則：權力場中的文學場》《教育體制的象徵性暴力》《社會資本》《學術人：這是一本“焚書”嗎？》
知識分子並不習慣對自己的活動進行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不光針對知識分子行動的那個世界，而且針對知識分子自身和知識分子行動的前提（或社會因素）。這一研究項目潛在的新穎之處在於：在對知識分子是什麼、能夠做什麼進行最大可能的現實主義分析的基礎上，確立世界範圍內知識分子集體行動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著烏托邦主義或不負責任的危險也必須強調，知識分子任何倫理的或政治的行動，都必須建立在對知識分子世界如何運作周密理解的基礎上。知識分子是弔詭的存在者（paradoxical beings）。只有在對純文化（pure 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經典對立進行質疑後，才可能給他一個準確的畫像。而這種經典對立不過是知識分子關於自身的許多虛假觀念中的一種。
知識分子，正是通過克服純文化和入世之間的對立，並在這一克服的過程中，歷史地出現的。因此，知識分子是二維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 beings）。文化生產者要取得知識分子的名頭，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方面，他們必須從屬於一個知識上自主的、獨立於宗教、政治、經濟或其他勢力的場域，並遵守這個場域的特定法則；另一方面，在超出他們知識領域的政治活動中，他們必須展示在這個領域的專門知識和權威。他們必須做專職的文化生產者，而不是政客。儘管自主和入世之間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對立，但仍有可能同時得到發展。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的專門知識（比如奧本海默的科學權威、薩特的知識權威）而區別於世俗利益的獨立性越強，他們通過批評現存權力來宣稱這種獨立性的傾向就越大，無論他們採取什麼政治立場，這政治立場的符號有效性也就越大。
知識分子的起源
要論證這些看上去先入為主和主觀武斷的觀點，回顧一下產生知識分子的那段被忘卻的或受壓制的歷史是很有幫助的。這種歷史之所以異乎尋常地不斷重現，就是因為對自主性的追求，總是伴隨著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的不斷變化——一種在投身當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間尋找平衡的行為。十八世紀，“哲人”（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爾泰在《哲學辭典》題為“文人”的論文中，將這種“入世”與墮落學術界的經院矇昧主義相對）的邏輯延伸，就是參與到法國大革命的“文人”活動中去。
在王政復辟時期，“文人”被認為不光要對導致大革命的顛覆性思想（這些思想首先通過報紙流行開來）負責，而且要對過度的革命恐怖負責：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年輕一代（特別是那些浪漫派詩人）看他們的眼光不光有懷疑，甚至還帶有一絲輕蔑。在運動的第一階段，這些詩人對哲學家干預政治和用理性觀點看待歷史變遷的特權提出了挑戰，並通過恢復宗教情感以對抗理性和對教條的批判來宣洩他們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復辟的反動政治威脅到知識分子的自主性，他們就又開始捍衛作家和知識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萊和聖西門），恢復十八世紀哲學家的預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種走鋼絲般的行動——民粹主義的浪漫主義，在1848年革命前幾乎影響到每一位作家，卻在進步運動失敗和第二帝國建立之前就銷聲匿跡了。對1848年革命的幻覺被打破了以後，產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幻滅（disenchantment），這種幻滅在福樓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強烈的共鳴，它創造了新的拒絕入世的條件。為藝術而藝術的捍衛者，像福樓拜和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把純藝術和社會藝術、資產階級藝術對立起來——後者在藝術的內容和接受方面都屈從於資產階級主顧的規範。他們拒絕因創作產業化的文學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餬口），只對同人的批評做出反應，他們把文學場域的遺世獨立，等同於作家拒絕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號權威（這就和雨果之視詩人為先知以及米什萊的預言家式的學者決裂了）。
居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法國著名作家，其成就主要表現在對19世紀法國社會風俗人情進行真實細緻描寫記錄的同時，超時代、超意識地對現代小說審美趨向進行探索，被稱為法國“新小說派”的“鼻祖”。著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等。[圖源：biografieonline.it]
只有到十九世紀末文學、藝術、科學場域達到高度自主，這些自主場域最自主的行動者才認識到，自主並不等於拒絕政治，他們可以以藝術家、作家、學者的身份干預政治。和基佐和拉馬丁這些文化生產者不同（這些人事實上成為政客），這些自主行動者是帶著一種權威進入政治的，這種權威深深地紮根在其學科的自主性裡面，源於學科核心的價值，如倫理上的誠實和專業能力。具體說來，人文權威和科學權威在左拉的“我控訴”以及支持他的請願活動這樣的政治行動中得到了堅持。這種新的政治干預的模式，擴大了構成知識分子身份的“純潔”和“入世”的概念。這些干預行動產生了純潔政治（politics of purity），正好構成國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的反題。
知識分子：不穩定的綜合
這種反政治的政治活動的基礎，乃是自主性場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則，就是拒絕經濟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絕金錢、權力、榮譽這些目標和價值在自主性場域的支配地位。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場的時候，這種轉變就已經完成了。知識分子已經不滿足於通過擴張他們那個頭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堅持他們對金錢和商業目標的拒斥。現在，他們在日常社會生活、倫理（特別是與性有關的事情）和政治中鄭重陳述他們的相反價值。從社會秩序衛道士的角度看，這些都是非常嚴重的越界（一些倫理和政治問題還鬧上了法庭，波德萊爾、福樓拜還有左拉都碰上了這種事）。知識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狹隘價值觀的名義，通過支持左拉對軍方的批評（或者像很久以後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知識分子們通過在121人請願中公開站在敵人一邊），堅持他們有權逾越那些最神聖的集體價值——最驚人的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價值。為了實踐道德領導權，他們從倫理普遍主義和科學普遍主義的不成文法中尋求權威性，有時，還在戰鬥中推進集體動員，將自己場域的價值觀推廣到全社會。
對知識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 and engagement）這兩種知識分子特有的、互相對立的行為方式之間的弔詭的綜合，並不是一下子發明出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地完成的。這種綜合既不穩定，也不確定。它使得文化資本的擁有者，能夠退回到一個個由歷史的鐘擺保證的位置上，也就是說，退回到純粹的作家、藝術家、學者，或純粹的政治行動者、記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這種綜合也意味著，這兩種對待政治的可能態度之間的平衡，能夠從這一事實得到解釋：對自主性的需求（這種需求是內在於文化場域的），必須要考慮世俗權力，而這種權力是隨著歷史和國別的變化而變化的。它們可能存在於文化場域之外（如教會、國家，大型工商企業），也可能存在於文化場域之內，但在文化場域內的時候，它們都掌握在那些控制著特定生產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編輯、電臺和電視臺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歷史和國別所帶來的變異（variations），是文化場域和統治力量之間關係的函數（function），但這些變異不能掩蓋那些常量（invariables），這些常量才是世界範圍內知識分子有可能團結起來的基礎。同樣的自主意志（will to autonomy），可以在對立的立場上得到表述〔一種情況下是世俗的，另一種情況下是宗教的，這兒是入世的，那兒又是出世的（detached）〕，這取決於自主意志必須對抗的權力的結構和歷史。來自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倘要避免由於偶然的或表面的對立（這些對立的根源是，相同的解放意志可能與不同的障礙發生衝突）導致分裂，對此就須有清醒的認識。
為控制這些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對立，來自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必須對那些無常權力（transient powers）有清醒的認識，他們必須在與這些權力的關係中確定自己的身份。他們必須學會在與自己傳統迥異的知識分子的成果中（特別是這些成果中令人難堪和震驚的方面）發掘那些過去或現在因為對抗法西斯主義、斯大林主義這些經驗產生的效果，或與1968年學生造反運動這樣意義曖昧的政治運動，或所有對文化活動持敵意的政治活動相對峙而產生的效果。在談到普遍性的時候，經常有一種危險傾向，那就是隻表述一種和特定的知識分子小世界結合在一起的歷史無意識。
捍衛自主性的鬥爭
上述的這種歷史視角，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今日知識分子境況的視角。今天法國流行的對革命烏托邦的痛苦放棄，在許多發達國家早就發生了。對政治的拒斥——常常和迴歸宗教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些共產主義國家也出現了這種情況），並不是什麼新現象。這是一種所有可能的步驟都已經玩過了的殘局狀態，也許會導致一種冷漠的懷疑主義。在法國和日本這樣的國家這種情況更容易發生，知識分子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常常已經遍歷了所有可能的政治位置。但是這種狀況也可以揭示一種洞悉（lucidity），這種洞悉與憤世嫉俗的冷漠無關，如果和一種科學地獲得的知識結合在一起，還能產生出一種嶄新的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
當代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哲學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代表作品《知識分子的鴉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是作者在冷戰初期，針對當時法國特別是法國知識界的情況而作的一本法國人反思法蘭西病的著作。在這部作品中，作者對偏愛走極端的法國知識分子本身進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國現代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也是知識社會學的名著。
知識分子的弔詭性質，產生了這樣一種狀況，那就是所有尋求強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動，都不得不遵循明顯是自相矛盾的路線。一方面，尤其要通過鬥爭確立知識分子的自主性，保證文化生產者有一個保持自主性（首先體現在知識活動成果的發表和評價形式中）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強化每一領域裡最自主的生產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創造適宜的制度，讓最自主的文化生產者不受象牙塔的誘惑，以使他們能夠使用特定權威集體干預政治，為保障他們自己控制文化生產方式和知識合法性的最低目標而奮鬥。
因此，知識分子運動的首要目標是，為捍衛自己的利益，為維護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體奮鬥。然而，某種負罪情結總是把知識分子變成“同路人”（不是無產階級的同路人，而是號稱代表無產階級說話的二流知識分子的同路人），結果就是知識分子總是強調捍衛首要的普遍目標，而把捍衛自己的利益貶斥為一種法團主義的表現，忘記了捍衛普遍性首先就要捍衛普遍性的捍衛者。其實，文化生產者必須捍衛對不同的文化生產領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也就是所謂科學、藝術、哲學、法律等等的物質工具和知識工具得以生產出來的特殊社會空間。知識分子不必帶著自責和道德遲疑來做這些事，因為，他們通過捍衛知識分子整體而捍衛了普遍性。這裡可以舉一些知識分子為捍衛藝術家、作家、學者的共和國而應當採取的恰到好處的行動的例子：科學研究者抗拒科學管理者的把持，以捍衛自己對生產和評價方式的控制，而這些科學管理者通常因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卻在對研究的邏輯一無所知的情況下試圖對研究者進行管制；對所有研究領域（無論人文，還是科學）的前衛生產和發行網絡的捍衛，以反抗某些編輯的商業興趣；藝術家、作家、學者堅持一種道義準則或一種實際權利，來反抗新聞媒體的崛起，以保護作者不被錯誤引用或錯誤表現，等等。更進一步，保護年輕的教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視，特別是政治歧視。
理性這一歷史的產物，必須運用歷史性的努力來不斷地加以再生產，從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產生的社會條件不被超驗的錯覺所破壞，這種超驗的錯覺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結構限制在意識或語言裡面。借用一下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根據他的觀點，美德是一種公共秩序的產物，在這種公共秩序下，公民對美德感興趣），有必要運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實用和具體的方式來不懈地工作。同時，還有必要關注教育節目的內容、教育電視和文化電視的保護這些領域；對文化保護主義（它阻礙了思想的國際傳播）進行質疑，以創造一個對理性和真理感興趣的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共和國也非常必要。和哈貝馬斯的普遍語用學相反，我們必須提出一種普遍性的政治學，一種理性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c）。沒有超歷史的溝通普遍性這回事，只有社會建構的有助於生產普遍性的溝通形式，這種溝通形式的邏輯已經表現在公共的、受規制的交流的社會邏輯中，而這種公共的、受規制的交流，又通過對發生在科學世界中的那種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範的描述。在科學世界中，競爭，或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是以這樣一種方式組織的：沒有人能勝過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論點、推理和證明，這樣就推進了理性和真理。
然而，這個純粹理性的世界並不是上帝創造的。那些今天對人文科學，特別是社會學遇到的困難大驚小怪的人，忘記了自然科學為了生存和延續所經歷的大戰。一種解放心智的科學，只能在一種使之可能的社會條件下才能得到發展。這種條件預設了，一個民族（nation）對另一個民族的支配，一個民族內的支配都應該廢除。這些支配形式可能導致這樣的後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佔統治地位的科學秩序之隱含前提的人從科學競爭中排除出去，收回撥款或研究貸款，或通過科學規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審查手段，都可以導致這種排除後果發生。
制定一種標準對話（measured dialogue）的規則，或者制定一種在機會均等的同行中進行純粹而徹底的競爭的規則，並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純粹的學科像數學、音樂、詩歌中也是如此。文化生產的場域有它們自己的壟斷和支配關係。學者和藝術家們之間真正的交流，也許只有在所有當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後，才能達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狀態。離數學和詩歌這樣的學科（它們的自主性，既由於其作品的晦澀難懂，也由於其事業中缺乏直接的社會“利益”而得到保護）越遠，離擁有巨大社會影響的社會科學越近，自主性就越難獲得，也越難捍衛。如果說建立理性對話的機制很難，原因與其說是研究者沒有能夠控制他們的慾望、動機和利益，還不如說最自主的從業者不斷受到最不自主的從業者背叛性競爭的攻擊，這些聽命他人的從業者（heteronomous practitioner），總是能找到途徑，通過求助於外界的力量彌補他們的弱點。叔本華認為，最虛誇的背信（rhetoric bad faith）就是去爭論一件只能由這個領域的外行才能擺平的事。經濟學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會學家也在內，都時常面臨著類似策略的威脅。因此，新聞記者、作家和二流社會學家在訴諸常識反對社會學建構的時候，能夠指望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社會學的建構，像在任何科學中一樣，卻是挑戰常識的。
因此，爭取自主性的鬥爭首先是反抗這樣一些機構及其代理人的鬥爭，他們把對外部經濟、政治和宗教勢力的依附引入到學科內部，這些人要不將自己的生產屈從於商業目的，在追求成功的過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犧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勢力（比如國家、政黨，日丹諾夫主義就是這樣）的有利關係來加強對本學科的支配。正是由於他們的活動，外部的規範才取代了文化生產場域的特殊規範。這種異質性藉以入侵文化生產場域的特洛伊木馬，往往是這麼一些人佈下的，這些人，根據該文化生產場域的既定標準，是最被看不起的生產者，他們經常受到誘惑在本場域外結盟，意圖顛倒場域內部的權力關係，這些人還最易受世俗誘惑，因為他們最沒有前途。的確，如果內部承認並不能絕對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護那些它認可的人不受補償勢力（compensatory powers）的企圖的傷害，不受這些勢力授意的報復的侵害。
上述還只是持續威脅文化生產的那些最普遍的機制。如果說今天一個深思熟慮、組織起來的知識分子運動對捍衛文化場域的自主至關重要，那是因為這種自主正處在危險之中，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因為今天對文化場域的威脅是一種新的威脅。首先，想一想由國家造成的威脅，這種威脅，其實既可能出自敵意，或者意在審查，也可能不過是出自過度的關懷。在文化成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關心的東西（文化部長和文化部門的存在等等就是證明）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必須學會（冒著傷害自己的危險）利用國家把自己從國家中解放出來，必須學會獲得國家保證給你的那一份（比如，國家答應給學者的職員地位，這可以使他們免受經濟的束縛），以堅持自己面對國家的獨立。更切中肯綮地說，這種新的威脅是由財政的世界對人文和科學的世界越來越強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護形式，以及某些經濟企業（那些最現代的，比如德國的戴姆勒—奔馳，還有銀行）和文化生產者之間新的聯盟；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學研究者越來越頻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贊助，他們也越來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業利益需要的任務（比如德國的技術中心和法國的商業學校）。
1926年，為實現利益最大化，戈特利布-戴姆勒創建的戴姆勒汽車公司與卡爾·本茨創建的奔馳汽車公司合併，成立了戴姆勒-奔馳汽車公司，從此二者生產的汽車品牌被正式命名為梅賽德斯-奔馳，也就是我們如今熟知的奔馳。[圖源：sina.com.cn]
經濟對人文和科學研究的控制在學科中變得很明顯了。那些依附於大型文化機構（報紙、電臺、電視等）的生產者，也越來越被迫接受和採用像工作節奏這樣的規範，他們多多少少無意識地把這樣的規範當作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比如，快速閱讀、快速寫作，這已越來越成為新聞生產和批評的規則）。文化分為兩個市場（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形成的，一方面是為其他文化生產者生產的生產者，另一方面是大規模生產或產業化的文學）的格局，現在也許會受到威脅。商業生產的邏輯越來越把前衛生產擠向邊緣（特別是在文學領域，通過書籍銷售的壓力）。另外，國家庇護，看上去使文化生產者得以逃避直接的市場壓力，但實際上卻通過各種委員會給人文和科學研究施加規範化的壓力。這種狀況提醒我們要警惕來自庇護關係的禮物可能會有毒。
但是，最嚴重的危險，還是剝奪知識分子用自己的標準評價自己和自己的生產的特權這樣一種傾向。在最為自主的生產場域，最引人注目的是生產者建構了他們自己的市場，生產者只把自己的競爭者作為消費者（比如在數學或前衛詩歌、繪畫領域）。然而，新聞記者的批評和隨之而來的經濟或政治約束，卻越來越多地和同人判斷展開競爭：知識分子場域越來越像一次政變（specific coups）或新聞事件（media events）的場景——目的在於操縱收視率的新聞調查，重大事件發生時報紙發佈的名人榜，等等，特別是意欲成就或敗壞作者、作品或學派名聲的新聞大戰。更一般地，新聞界和它對可讀性、時事性、新穎性的世俗標準的追求，通過對編輯實踐施加壓力，在文化生產中的勢力範圍越來越大（電視中上鏡成為對知識分子能力的評價標準）。
文化生產中越來越重要的部分，現在已經由出版日期、主題、書名、開本、部頭、目錄和版式來決定，以迎合新聞記者的期望，這些記者通過談論它來創造它（如果它不僅僅是媒體中人——他們的簽名僅僅由於媒體支持而成為搶手貨——的產品）。權力——經紀人對流通手段的控制（這傳遞了一種合法化），並不從來都是這樣廣泛，這樣深入；前衛作品和暢銷書之間的邊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模糊。由於缺乏必要的眼力，記者式判斷的特徵之一就在於他們有意地將最自主的生產者和聽命他人的生產者自始至終混為一談，後者，就是那些所謂小品作家，柏拉圖意義上的智巧之士（dexosophers），他們對於表面藝術（像廣告代理人、民意調查員、新聞記者等所把玩的那類藝術）的精通，使得他們能夠創造出科學的外表。
知識分子國際
取得或重新取得保障、捍衛自主性的手段，應是任何知識分子行動的首要目標。但這種行動（可稱為法團主義行動）本身並不是目的。知識分子對政治的干預會把這種行動擴展到什麼程度，這種干預又會有效到什麼程度，對這些問題的考察至關重要。當藝術家、作家、學者發現，他們越來越被排除在公共論辯之外，特別是在這種公共論辯涉及他們管轄範圍（jurisdiction）內的事務時，這些問題就更顯得尤為關係重大。弔詭的是，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技術官僚、新聞記者、負責公眾意見調查的人、營銷顧問，等等）卻賦予自己一種知識分子權威，以行使政治權力。這就更說明問題了。
知識分子從公共辯論中被排除出去，是好幾個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由於爬到大的公共甚至私人企業、政府或行政級機關管理位置的更高級別越來越取決於是否擁有學術頭銜，以往雖然是經濟領域的被支配者、但在確認自己文化層次優越方面毫無困難的知識分子，卻發現現在要面對一幫在文化層次上也堪與他們競爭的經理人員。這些新貴（new madarins）（在該詞最強的意義上，因為他們是基於其學術頭銜的威力來行使權力的），毫不猶豫地聲稱他們的技術或經濟——政治文化具有超越傳統文化，特別是文學和哲學的優越性。以現實主義的名義，傳統文化發現自己被貶到無用、瑣碎，一句話，雌伏的地位上。
專家治國就是這樣藉助對大眾傳播的控制，運用其權威促成了一種普遍化的不負責任的態度，使公民不再關心公共事務。這一趨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法國核工業領導者的所作所為：這些國家貴族——高級文職公務員、重要理科學校的畢業生——獲得了法國大多數公民幾乎無條件的特許（full carte blanche）（法國的生態保護運動特別是反核運動比較薄弱，這一點人所共知）。要理解這個非同尋常的秘密，像往常那樣指出專家在使可能的批評趨於沉寂方面多麼有效是不夠的。對個人責任的否認（這在今天對尋求將他們關於生產力、產量和競爭的價值觀普遍化的“核子治國論者”和所有專家治國論者都是有利的），其基礎不過是學術精英統治（academic meritocracy）的邏輯，這種邏輯賦予那些快樂的少數一種史無前例的合法性。
左翼和右翼的專家治國論者，以及所有把政治化約為管理（management）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案都只是一個專門技能問題）的人，在新的傳播專家治國論那裡找到了樂意的合作者。後者通過新聞記者的判斷以及由其觸發的經濟效果，越來越直接地對文化生產進行干預。那些壟斷了通向傳播手段的道路的人，甚至在沒有意識到或做出嘗試的情況下，就促成了知識繳械以及相應的政治繳械。在實際上沒有什麼可以傳播的情況下，他們在無所不在的傳播體制的中心創造了一個真空。並不只有宣傳或隱諱的勸說的效果，還有虛假的甚或真實的問題：日復一日的喋喋不休佔滿了所有的符號空間。其結果便是一種弔詭的符號效果：通過不斷的灌輸創造真空。
專家治國論者和他們組織嚴密的知識分子軍團，就是這樣壟斷了公共論辯，並威脅到職業政治家和知識分子。這經常是和後者合謀的情況下發生的，這些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和相應的專業化的進步，拒絕採取總體知識分子的立場。儘管舊式的知識分子的預言功能被拋棄了，知識分子不必在薩特發明和身體力行的總體知識分子（總體知識分子認為，對所有他們時代發生的問題，都有權利和義務，只依賴自己的理智的力量，採取一個立場），和福柯意義上的特殊知識分子（特殊知識分子把自己的干預侷限在一個特定知識和經驗領域）之間做出選擇。今天必須發明的是一種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可能產生一種代表知識分子大集體的聲音，並能把特殊知識分子全體的聰明才智都結合進去。這一組織形式的卓越典範過去曾經存在過（比如，百科全書學派）。這意味著，首先，一種組織樣式的發明（通過利用現代通訊手段的一切方面，比如微型計算機），使得所有能幹的知識分子，可以對所有建構良好的公共干預行動提供符號支援。集中和自發（centralism and spontaneity）的兩難，將通過建立一個真正的國際網絡得到解決，這個國際網絡，根據庫薩的尼古拉的設想，將採取“一個圓心無所不在又無處存在的圓”的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沒有地方是中心”。每個成員都可以提出干預的議案，其他人自由接受或拒絕。這種網絡有自己的表達機關，可以動員起來，反抗對知識分子世界的自主性的一切攻擊，特別是反對一切形式的文化帝國主義。這個國際網絡有助於為一種真正的文化國際主義奠定基礎，這種文化國際主義將拋棄保護主義和特殊主義，為每個民族傳統最特殊的東西邁向普遍性創造途徑。
但是人們怎麼又能忽視這種集體動員的障礙呢？為了引起大家對共同利益的重視，對知識分子場域的邏輯中分裂和特殊主義的傾向，有必要加以壓制。沒有什麼比讓知識分子明白他們的鬥爭（即便是捍衛自主性的、純粹團體目標的鬥爭）只能是集體性的更困難了。這種鬥爭必須是集體鬥爭，因為那些騎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力量（比如新聞界的力量）之所以有效，就是因為知識分子沒有組織起來，互相之間還存在競爭關係（同時也因為，任何動員的企圖，一旦被懷疑服務於個人或團體目的，就註定要失敗）。競爭的邏輯使得知識分子之間互相較量，其最極端的形式，甚至使得一個生產者最糟糕的競爭者同時也是他最好的顧客；正是因為這種競爭邏輯的存在，使知識分子最難發現那些把他們聯合起來的共同利益（而且只有當這些共同利益受到直接的威脅時，就像今天英國的情況一樣，知識分子才能避免見木不見林，他們的對手只是樹木，而他們對手的敵人、同時也是他們的自己的敵人，才是森林）。
這是為倡導普遍性的法團主義提供根據的另一個理由，這種法團主義來自一種適於捍衛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團主義。達到這一認識的一個主要障礙是（或曾經是）葛蘭西很珍視的有機知識分子的神話。這種神話把知識分子歸結為無產階級的同路人，使他們不能拿起武器捍衛自己的利益，也不能為了普遍性的事業，運用自己最有效的手段進行鬥爭。這裡有必要指出這些普遍性的事業到底是什麼，再看一看知識分子是不是界定和捍衛它們的最佳人選。當然，知識分子從來都認為自己是這個最佳人選。著名的“普遍階級”，不管是黑格爾那裡的普魯士官僚，還是馬克思那裡的無產階級，對知識分子來說都不過是具稻草人，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才是普遍性的最終裁決者，因為他們指定了“普遍階級”。知識分子的社會學要求對他們的這種使命進行更穩健的重新定向。
顯然，知識分子仍然沒有擺脫這樣一種普遍性的誘惑，那就是把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普遍化。他們過去的許多慷慨激昂的行動，顯然是基於他們被支配的支配者這一位置，或者，更準確地說，權力場域中被支配的一方這一位置——這種狀況使他們感覺到，儘管擁有一種主要的支配手段——文化資本，是支配秩序的一員，但他們還是和一切被支配者站在一起。
黑格爾在其著作《法哲學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中企圖證明普魯士官僚體系的合理性，並以哲學家所不常有的熱情讚揚了這種官僚體制。根據黑格爾的邏輯，國家是與社會分裂的，國家所代表的是人類活動的理性與普遍原則，至於官僚體系以及構成官僚體系的官僚，則是國家與社會的中介物。通過官僚和官僚體系，國家與社會才能達到統一。
這種對知識分子位置的含混性的現實主義描述，是不是肯定使人們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性主張產生強烈懷疑？賦予知識分子而不是其他團體這種普遍主義抱負的歷史因素，是知識分子通過拒絕特殊主義，自己給自己加上了這種抱負。他們宣稱自己是普遍性的捍衛者，或者如胡塞爾所說的那樣，哲學家是“人性的擔負者”，通過這種集體宣誓，他們把自己投身到那種普遍取向的知識分子的典範中去。這種典範意味著義務，或至少要接受犧牲，這種犧牲就像偽善一樣，是邪惡對美德的致敬。更準確地說，在知識分子場域這樣的空間，對普遍事業的捍衛（如請願）從來都會得到報償，這樣一種表象便產生了這樣的狀況：就是拿與這些行動相聯繫的符號利潤，也可以動員知識分子支持普遍事業。只是對那些想把知識分子視為某種神奇的、堪為楷模的、例外於社會世界之規律的人來說，這種觀點，可能會顯得極為幻滅，甚至有點憤世嫉俗。
為什麼要賦予知識分子以相對特權，還有最後一個理由（當然還有一個理由：為什麼知識分子自身就不能像其他群體一樣採取某些做法呢，比如，公開捍衛自己的世界觀的權利，不管那是多麼特殊，多麼利己。只是對這一點，我們還不清楚）。在文化生產的特定產品中，有一種客觀化的手段，社會學是其中之一，這種手段，通過經常表達某個知識分子、或知識分子整體的利益，使得知識分子有可能知曉他們的實踐的原則，他們的利害所在，以及他們在無私中的利益。這些工具保障了他擁有這樣一種特權，那就是處在一個能夠發現特定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位置上，或者更確切地說，一種支持著他們的普遍主義主張的特權。因此，在知識分子知道如何把它行使到極限的情況下，這種知識分子壟斷的批判反思，要求知識分子把對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狀況之普遍化的持續鬥爭聯繫起來，只有後者才能使對普遍性的追求成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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