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人們總是認為“讀書能夠改變命運”，但是，在社會壓力越來越大，階層固化越發嚴重的當下，讀書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越來越小，於是，人們紛紛感慨“寒門再難出貴子”。但是，拋開階層、社會壓力等現實因素來說，讀書仍然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尤其在古代，讀書不僅是為了求取功名，也是為了培養高雅的志趣。這種崇尚讀書的氛圍在宋代尤為明顯，可以說，那時的讀書風氣是任何一個朝代都難以企及的。
宋人的高雅志趣表現在很多方面：
首先，宋代有很多著名的學者和詩人，例如，學者趙季仁、名士歐陽修，南宋著名學者、目錄學家尤袤等，這些名家的貢獻無疑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趙季仁曾說他平生有三個心願：一是希望識盡世間好人，二是希望讀盡世間好書，三是希望看盡世間好山水。歐陽修曾說：這世間最美好的事情，莫過於終日都有書讀。尤袤在讀書這方面的品格更加突出，《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作者李燾就曾這樣評價他：
“他不僅每天都要讀書，而且，他讀書時一定會做筆記。在教導自己的兒女的時候，他告訴兒女，書籍在飢餓的時候可以當肉，在寒冷的時候可以當保暖衣物，在寂寥的時候可以當自己的朋友，在孤獨憂鬱的時候甚至可以通過讀書欣賞到美妙的音樂聲。”
宋人讀書的品格通過這幾位名家的表現可見一斑。
宋人愛讀書，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讀書的客觀條件，既有好書可讀，又有很多渠道可以得到好書。
首先，印刷術的發明為文化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條件，這一物質條件為宋代的知識文化傳播提供了便利，當時的出版和藏書行業都發展良好。並且，宋代的出版業在起初較為寬鬆，文化環境較為自由，人們能夠方便地獲取各種書籍，這也促進了宋代的詩詞文化的發展。
當然了，商人都是逐利的，出版行業本身帶來的豐厚利潤吸引了不少商家。據史料記載，當時刻印圖書的利潤甚至可以達到百分之七十八，這種暴利促使更多的人參與到圖書的出版中。但是，商家唯利是圖的本性使得一些盜版印刷出現在市場中，同時一些劣質產品也氾濫開來。
但是，隨著國家意識到寬鬆的環境給王權帶來的威脅之後，便加大了管控的力度。之後，關於出版的政策限制越來越多，並且，還針對盜版印刷等問題出臺了一些政策，此舉也有力地淨化了當時的市場狀況。
其次，國家政策也推動了宋代讀書氛圍的形成。宋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義為了鞏固政權，避免再次出現“黃袍加身”的事件，自太祖皇帝時就開始重文輕武。甚至，“不殺文人”的祖訓則是宋太祖趙匡胤立下的規矩，這也與宋代重文輕武的政策有關。
甚至，在建國之初確立了“文德政治”，以“作相須讀書人”為國策。再加上，當時選撥人才的標準是科舉考試，普通的老百姓為了進入仕途，都爭先恐後的讀書。在這種雙重推動下，讀書人猛增，大家都順應時代的潮流考取功名，最終，使得讀書的氛圍十分濃厚。
此外，宋代大大放寬科舉名額，考中進士就可以直接授官。文官可以帶兵，最高軍事機構樞密院副使也長期由文官擔任，北宋時僅狄青一人，南宋時也僅岳飛、韓世忠等名將任到此職。 所以，宋代是文人的樂土。
宋代還有一個風尚就是喜好“藏書”，在當時，除了宮廷藏書難以獲得以外，在民間，學者之間、學院之間的藏書都是自由開放的，不僅個人之間可以相互借書，學院之間也可以相互溝通。當時私人藏書十分豐富，不少地方設有專門的藏書樓供人閱讀。
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為當時宋代的官學還沒有發展起來，人們為了考取功名只能依賴民間教學，例如，一些民間私塾。而教育對書籍的需求量十分龐大，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藏書成為了重要的資源。
除了私人藏書以外，各地的書院藏書也十分豐富。書院本就是讀書求學的地方，為了教學的需要，各地的書院都儲備了充足的圖書資源，而為了滿足學生的需求，書院大部分都是開放性和公共性的。宋代的書院發展興盛，很多著名的文人都是書院出身，例如，韓愈當年就在廣東陽山尊韓書院讀書。
這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遍地的書院也促進了宋代良好的讀書風氣。
並且，宋朝出現了宋明理學，儒學得到復興，科技發展迅速，政治開明，且沒有嚴重的宦官專權和軍閥割據，兵變、民亂次數與規模在中國歷史上也相對較少。北宋因推廣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長，從太平興國五年的3710萬增至宣和六年的12600萬。
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西方與日本史學界中認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與經濟革命的學者不在少數。可以說，宋朝立國三百餘年，二度傾覆，皆緣外患，是唯獨沒有亡於內亂的王朝。所以，在這樣的國家氛圍下，讀書就有了一個相對安逸的大環境。
讀書人喜歡宋代，大抵是因為以上幾個因素，但是，宋代後期的嚴加管制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可以說，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關鍵在於社會上讀書的氛圍是否濃厚。現如今，科技發達，人們都沉迷手機電腦，讀書越來越被人遺忘，長此以往，社會風氣勢必會受到影響。
『《宋史》、《宋朝的文人》、《中國歷史上最適合讀書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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