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聞記者 陳甘露
1664年初夏的一個夜晚，倫敦臨街的一戶人家支開了門口的“看守人”後，拿起鏟子、棍子和勺子開始在一樓打洞。不久，他們挖出了一條地道，通往隔壁鞋匠鋪。趁著夜色，因為患鼠疫被隔離的一家人，逃跑出去，消失在了倫敦的街頭。
也是在這一年的夜晚，因為鼠疫蔓延，伊薩克·牛頓被“隔離”在好友漢弗萊·巴賓頓的家中。他在草稿紙上瘋狂地計算，把一個對數展開為無窮級數，一直把它計算到小數點後第55位……
△倫敦大鼠疫
1664年，大鼠疫從春天開始在倫敦橫行。這是繼1348年黑死病後，倫敦遭遇的最沉重打擊。一直到1666年，一場大火燒掉了一萬三千多間房屋，鼠疫才終於被撲滅。這場鼠疫奪去了倫敦城市1/5的人口，“所有店鋪都關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城內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屍。每到夜晚，運屍車軲轆的車輪聲和哀婉的車鈴聲，令人毛骨悚然。”同黑死病相比，倫敦鼠疫死亡人數大大降低，許多學者都認為，這背後的功臣是“隔離”——倫敦大鼠疫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一個城市用此應激方法來對抗瘟疫。
被拋棄的麻風病人
其實，倫敦人並不是“隔離”的發明者，最早的醫學隔離記載是中國的秦朝——著名的“癘遷所”。曾經很長一段時間，學者都認為2000多年前的“癘遷所”是中國古代專門收容麻風病人的隔離場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隔離醫院”。
不過，隨著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簡”的成功挖掘和考證，我們才明白，“癘遷所”並不是值得自豪和誇耀的中國醫療史見證，而是一種刑罰手段。
睡虎地秦簡詳細地記錄了秦代統治者們如何處理麻風病患：病人被關在“癘遷所”裡，等待他們的命運不是治療和康復，而是“定殺”——投入水中淹死或活埋。這就是兩千多年前依靠“法家”得天下的秦朝，對於傳染病患的處理方式。
△曾讓全世界恐懼的麻風病
麻風病因為傳染性強和患病後極度痛苦，讓2000多年前的人類對這一類病患帶有恐懼和歧視的心理。醫療水平不足以治癒，當權者於是選擇放棄病人，這不僅可阻斷對其他人的傳染，也節約了治療護理成本。
曾帶有歧視的隔離
不論是咸陽，還是相隔近萬公里的羅馬，不論是秦始皇，還是查士丁尼，麻風病都刺激著人類產生“隔離”觀念。在西方，儘管沒有處死麻風病人，但他們的隔離制度也帶有懲戒、歧視意味。
325年，受君士坦丁大帝的指示，基督教在尼西亞召開了第一次基督教全體會議，這次會議號召在每一個教區建立一所醫院，為貧窮者、病人和流浪者服務。聖·巴塞爾醫院是響應這次會議號召建立的第一所醫院，選址位於凱撒城，其中還設有麻風病人的隔離區。這是西方歷史上關於隔離的第一次記載，而病人們的環境並不好。
13世紀，麻風病的蔓延達到最高峰。麻風病的死亡率和傳染率足以讓人恐慌。而終止麻風病的有效措施被認為是隔離，一段關於中世紀隔離病房的記載：“法律規定重病人必須有單獨的床。床墊是用稻草或麥秸編制的，儘管對蝨子、跳蚤和其他害蟲很有吸引力，但幾乎從不更換。男女病人均裸體而臥，僅帶一頂睡帽，以防寒氣。”看得出來，病人毫無尊嚴，醫療條件也相當差。
△隔離的代表 鳥嘴醫生
相對於隔離病房這種溫和的處理方式，大部分歐洲麻風病人的命運要悲慘得多。他們被丟棄在島嶼上的自生自滅，用將他們圈禁、封鎖的方式徹底隔離。人類歷史上，從印度到日本，西西里島到南非，都有諸如此類的“麻風島”。
城市抗疫的良方
經歷千年發展，隔離終於以理性、正向的方式出現在人類的歷史。在遭遇了黑死病後，歐洲開始推行隔離制度——1374年威尼斯首先頒佈法規，對來往客商中已感染或有感染嫌疑者一律不許進城。1377年亞得里亞東海岸的拉古薩共和國頒佈了對海員的管理規則，所有被疑為受鼠疫傳染者，須在空氣新鮮、陽光充足的環境裡停留30天后才准入境，後來隔離期又被延長至40天，稱四旬齋(Quarantenaria),“海港檢疫”(Quarantine)一詞即來源於此。1383年，馬賽特開始設海港檢疫站。
到了1664年，倫敦爆發大規模鼠疫。著名作家丹尼爾·福笛寫就小說《瘟疫年紀事》，他用大量史料還原了他童年時期遭遇的這場天災人禍。《瘟疫年紀事》書中描述的種種案例看，倫敦當時實行的隔離是制度化、可操作的。在出現明確標誌的“起疙瘩、紫斑或腫塊”的症狀，要在兩小時內上報衛生檢察員。確診之後，患者將被隔離在某一房間，而家人則在其他房間活動，但整個房屋會被上鎖、門上或者牆上做記號，然後派人監守。
這套完備的隔離制度雖然已經比較人性化了，但同在一屋被隔離的健康人或者被隔離的病患依舊不甘“等死”的命運。
為了逃出隔離房屋，當時的倫敦人腦洞大開——有把看守人支開然後偷偷製造鑰匙的，有挖地道的，也有把看守人支開請親戚朋友來砸門的。甚至出現了更過激的行為——殺死看守人。“距科爾曼街不遠的一個地方，他們用火藥炸了一名看守人，把那個可憐的傢伙燒得慘不忍睹……”在1664到1666的18個月裡，倫敦最高危的職業就是“看守人”。
1666年，倫敦一場大火燒了三天三夜，一萬三千多間房屋被焚燬，鼠疫被意外地撲滅了。此後，英國本土再也沒有發生過大規模鼠疫。
△倫敦大火
此後，日益健全的隔離制度被推廣到全世界。1910年，東北爆發鼠疫，劍橋醫學博士伍連德將隔離的手段帶到了中國。他發明了口罩，並且用火車車廂隔離病患，興建消毒所，最終將這場鼠疫的持續時間壓縮在4個月，解救了千萬人的性命。
△伍連德發明的口罩
隔離的現代化
儘管隔離在倫敦大鼠疫中發揮了一定限度的作用，但真正讓隔離成為醫學手段的，進化成現代醫學隔離的是另一場災難。
在19世紀初，當時還是丹麥殖民地的挪威爆發了一場持續時間長達70年的麻風病。這場恐怖的瘟疫讓兩萬挪威人喪命，直接威脅到了挪威的存亡。嚴峻的形勢下，挪威政府和醫療體系開始對病人進行嚴格的隔離。包括對患病不同的等級進行等級分類，對病情的發展進行追蹤，同時開展隔離區與公共區域的大規模消毒，對病死者嚴格採取火化。
這次麻風病爆發，為現代社會的麻風病防治起到了巨大的推動。同時也讓隔離制度走向了現代化。
所謂現代醫學體系下的隔離，主要特質是將隔離視作整個公共醫療防護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它與消毒、檢測、病情觀察、疾病治療以及疫苗、新藥物研發有機結合在一起。
啟示
隔離中的心理干預
伴隨人類千年歷史的隔離，似乎也如它誕生之初的功效——懲罰和歧視，大病治癒後，隔離留給人們的是不容忽視的心理創傷。
倫敦的那場瘟疫開始時，福笛還是個小孩子，他跟隨家人在鄉間避難，過了兩三年的“隔離”生活。儘管沒有生活在當時的隔離區，但街頭巷尾的八卦、對於倫敦隔離的妖魔化故事還是給福笛留下了童年陰影——他一生中最知名的長篇小說《魯濱遜漂流記》，主人公魯冰遜·克魯索在島嶼上生活二十八年，也是他為人類在巨大壓力、與世隔絕下生存的一種探討和想象。這本書大賣後，福笛才寫下了《瘟疫年紀事》。
同樣，在“隔離”背景下的文學作品還包括薄伽丘的《十日談》。從16歲就被確診肺結核的加繆，一生都在同這種病抗爭，他經歷了類似隔離的養病期，也經歷過許多次死亡的威脅，他被禁止參軍、被禁止游泳，甚至被禁止最愛的足球，經歷了隔離、病痛和被歧視後，加繆第一次病癒後寫下了《局外人》和那本讓無數青年無法安心的《西西弗的神話》。第二次咯血患病，回到鄉間養病的加繆才寫下了《鼠疫》。不論是《鼠疫》還是《局外人》，加繆都在描寫一種心理狀態，一個隔離感。
△諾獎得主、法國作家加繆
而在醫學隔離的實際操作中，中國的醫護人員很早就考慮到這種心理創傷，2003年非典疫情，我們就採取了心理干預。2003年5月25日廊坊的東方大學城被隔離後，大學城管委會除了安排好隔離人員的生活，還關心他們的心理健康：為每位隔離觀察者購買了一臺收音機；為每個房間配備一部電話，每人發一張50元電話卡。其他隔離地點，也有配備聯線醫生，通過電話瞭解被隔離者的情緒和需求，疏通他們從隔離初期的抵抗、到中後期的恐懼和消極情緒。
△非典時期的隔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應對隔離產生的各種負面心理，公共衛生手段更加多、介入時間更早。一個是對大眾心理的干預，通過網絡海報、電視公益片等手段進行科普教育，讓大眾理性的認識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危害性和可控性，避免恐慌；二是對處於隔離的患者積極介入，不少隔離病房都配備了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讓病人得到更好的心理干預。
當然，隔離會刺激人類心理，也同樣會刺激人的靈感，1664年因為大鼠疫關閉了劍橋大學，被迫到鄉間隔離的伊薩克·牛頓開啟了一個人的科研。隨後的十八個月時間裡，牛頓先後創立了微積分、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揭示了光的本質，以一人之力為數學、力學和光學三大學科打下基礎，而這其中的任何一項成就，都足以讓他躋身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之列。後來，科學史家只能用一個拉丁文annus mirabilis（奇蹟年），來形容牛頓那令人膜拜的1666年。
1、 《機械宇宙：艾薩克牛頓、皇家學會與現代世界的誕生》【美】愛德華·多尼克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瘟疫年紀事》【英】丹尼爾·福笛 上海譯文出版社
3、 《西方醫院發展簡史》方崇亮、劉丕巖、薑桂英
4、 《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 中信出版社
5、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詩》【美】約翰·巴里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6、 《歷史上人類與傳染病的鬥爭》中國科學院
7、 《啟微醫療與帝國：從全球史看現代醫療的誕生》普拉提克·查克巴拉提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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