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Google宣佈主管人力資源的副總裁艾琳·諾頓（Eileen Naughton）將離任現職，並在今年的某個時候轉調其他崗位。Google並沒有立即宣佈諾頓的繼任者，只是表示將在公司內外尋求擔任這一職位的合適人選。
艾琳·諾頓（Eileen Naughton）諾頓十四年前加入Google，先後擔任英國和愛爾蘭的銷售和運營副總裁及全球銷售副總裁等多個職位，四年前她接替拉茲洛·博克（Laszlo Bock）擔任Google人力運營部（People Operations）的負責人。Google 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在宣佈諾頓離職的公開信裡，讚揚她為公司做出巨大貢獻，並特意提到在諾頓任職的3年多時間裡，有超過七萬名員工加入Google。但顯然諾頓的離職並不是功成身退，而是為過去兩年Google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危機和衝突買單。過去兩年內Google內部的一系列員工抗議事件，及員工與公司高層的衝突，不僅僅困擾公司管理層，也為享譽世界的“谷歌範”（Googley）企業文化，罩上了一層陰影。
譽滿世界的“谷歌範”
2006年，拉茲洛·博克（Laszlo Bock）擔任HR負責人，他在這個位置幹了十年，後來成為人力資源界的“網紅”。這十年，Google員工數從6000增長到近5萬，在全球四十多個國家設立了七十多個分支機構。在Google公司如日中天的發展過程中，博克也在積極推動HR部門改革，最廣為人知的是他將HR改名為人力運營部，創建了有可能是世界上第一支人才數據分析團隊。2015年博克先生的《重新定義團隊：谷歌如何工作》中文版出版。這本曾經獲得過《紐約時報》暢銷榜第一名的書籍，為我們揭示了Google內部人力資源管理運作的秘密。雖然那個時候Google早已退出中國，但由這本書引發的Google旋風卻席捲了HR圈。
不過，博克最重要的貢獻可能還是對Google企業文化的培育。2016年博克離職時，BusinessInsider發文稱讚他一手“塑造了Google文化”。提起Google文化，你可能會想到他們引領互聯網公司的時尚、開放且豪華的辦公室，還有那些誘人且無限供給的零食；你也可能會想到他們一直被人津津樂道的“不作惡”的價值觀，或者還包括他們的網絡民主作風；當然，你還有可能聽說他們的數據驅動管理、共享與扁平的領導環境，等等。
Google辦公室不過，對Google文化最有發言權的還是博克。2015年，他在接受美國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專訪時，把Google的企業文化歸結到3個方面：使命、透明以發聲的權利。這大概就是所謂“谷歌範”的核心。
使命
Google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都能訪問，並使人人都能從中受益。正是這樣具有歷史意義和人類價值的宏大使命及“不作惡”的道德至上觀。讓每個人的工作都變得更有意義。
透明
如果你相信員工，就不必害怕與他們分享信息。在Google，新聘用的軟件工程師在上班第一天就可以使用幾乎所有的代碼。
員工發聲的權利
每個星期五，Google都會舉辦一場“謝天謝地總算到星期五”（ T.G.I.F，Thank God It’s Friday）大會，這其實就是公司吐槽大會。任何人都可以參加，高管們會在會上透露公司新項目進展，也安排有答疑環節，員工可以詢問兩位創始人任何問題。公司保障所有員工發聲的權利，不需要工會，Google事實上成為所有員工的自治共同體。
正是這種高度開放、透明且極具道德使命的企業文化氛圍，讓無數IT極客投入懷抱，在加利福尼亞山景城的總部孜孜不息，創造繁榮。但2018年之後，一些變化悄然了。
Google變了
反抗者的憤怒與Google的火上澆油
諾頓離職消息公佈的7天后，紐約時報以近萬字長文報道了Google兩年來內部發生的種種衝突和抗議，並配了一個令人聳動的標題《偉大的Google抗議》。危機並不是突然來臨的。2019年12月4日，Google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雙雙宣佈辭職，宣告一個時代的終結。但在2019年，告別Google的並不只有他們。不少人是主動離開這個曾經令人嚮往的地方，也有不少人是被公司掃地出門。2019年感恩節前夕，向來以透明著稱的Google同一天開除4名員工，理由是他們“屢次明顯違反”公司的數據安全政策。其實就是看了不應該看的文件，這顯然與我們提到的透明文化存在齟齬。
真實原因究竟是什麼？我們需要把時間軸拉回兩年前。敲打Google文化的第一塊巨石來自於性別議題。2017年7月，Google工程師詹姆斯·達莫爾（James Damore）因一篇內部備忘錄引發公司內外的廣泛爭議而遭到解僱。達莫爾在這份長達10頁的備忘錄中說，生理的不同導致男女在科研和領導上出現了差異。迫於輿論壓力Google辭退了達莫爾，但很快遭到對方的法律訴訟，理由同樣是性別歧視，只不過是對白人男性。如果說達莫爾事件只是給Google提了個醒，那麼魯賓事件就是給在“性別議題鋼絲繩”上小心翼翼的Google一記重拳。2018年，“安卓之父”安迪·魯賓（Andy Rubin）因性騷擾指控離職Google，但Google並未過分追究，甚至在其離職時仍然給予了9000萬美元鉅款。這一醜聞曝光後，Google承受了巨大的責難。2018年11月11日，Google全球50個城市的2萬名Google員工紛紛走上街頭，抗議Google的“邪惡作為”。
除了性別議題，另一重危機來自Google的技術優勢與政治結合所產生的負面效應，簡單說就是利潤之上的商業觀和道德價值觀念的衝突。當“不作惡”被譽為美談時，Google是大眾心中的英雄，而當Google捨棄這一價值觀時，怒火也會先從內部醞釀。
2018年2月，代號為Maven的項目遭到洩露。這項與國防部合作的將AI運用到軍事武器的項目，因為被質疑會在法律之外成為濫殺無辜工具而成為眾矢之敵。超過3000名Google員工簽署了“致Google CEO皮查伊的公開信”，建議Google退出Project Maven，信中寫道：“Google不應該參與戰爭。”4個月後，Google宣佈不再續簽Project Maven合同。同年夏天，Google打算在中國開發搜索引擎的“蜻蜓計劃”曝光。一年後，在遭到抗議後，官方確認終止。
如果說問題代表了危機，公司如何解決問題和背後的態度，則更能預示方向。在一系列衝突和醜聞之後，Google所採取的措施則是火上澆油，讓人瞠目結舌。——刪除核心的價值觀。2018年5月18日，Google更新了其行為準則，刪除了該公司一貫的座右銘“不作惡”，換成了“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
——減少溝通。2018年員工街頭抗議事件發生的半年內，兩位創始人竟沒與員工任何溝通。直到2019年5月，才勉強出席了一次溝通會，並對於員工的問題全部迴避。半年之後，公司宣佈TGIF大會改為每月一次，並且限制溝通範圍。2019年1月，公司改革了員工投訴機制：之前有意見可以直接找HRBP，改革後員工投訴業務，被外包給了外部機構。——減少透明度。2019年4月，首席法務官肯特·沃克（Kent Walker）宣佈限制文件訪問政策，員工只能訪問“需要知道”（need-to-know），違者可以被解僱。——解僱或逼走員工。我們前面提到的被開除的4位員工就是因為違反了上一條數據安全政策而被解僱的。而實際上據《紐約時報》報道，真正原因是他們或多或少參與了近一年的維權和罷工事件。除了直接解僱員工外，還有些員工因為壓力選擇主動離開。比如，Google罷工維權事件的組織者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克萊爾·斯泰普頓（Claire Stapleton）。“谷歌你變了”，網上的一篇文章這樣寫道。當那個曾經在科技屆獨領風騷的Google，如今卻變得踟躇陰險時，我們很多人都會想知道，Google是變了還是病了？
Google是病了，還是成熟了？
在不少人看來，Google是病了。Google是一家把自己所塑造的價值觀變成圖騰崇拜的樣本公司，在2004年公司IPO時的公開信裡，兩位創始人曾經自豪宣稱，“Google不是傳統公司，也不打算成為一家傳統公司”。十年後，這家“非傳統公司”正在遭遇“傳統危機”，它正在陷入自己曾鼓勵的文化深井裡，這種文化煽動反抗、鼓勵質疑。當公司利潤和利益與價值觀訴求衝突時，究竟應該堅守利潤，還是維護價值觀？Google似乎艱難的走到了自己曾經宣言的對立面。
這其實並非一件沒有緣由的事。十多年憑藉著搜索領域的獨霸地位，Google順風順水快速成長為互聯網巨擘。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Google正面臨著新領域和新對手的激烈競爭。特別是移動互聯網崛起下，傳統互聯網的優勢不再明顯，而在AI和雲計算等方面，Google又面臨著微軟、亞馬遜等強勢挑戰。以雲計算為例，從2015年開始大量廠商湧入，Google也投入巨資，但在市場份額上依然不見起色。技術的革新塑造企業的危機和生機，也從根本上動搖著企業管理者的觀念和決策邏輯。另一重挑戰來自於人的變化。在諾頓擔任HR負責人的三年多時間裡，Google招聘的人數比博克過去十年招聘的人數還要多。團隊規模的擴張也給企業帶來了多元性挑戰。這種多元性既包括員工對更廣泛權利的要求，也包括了新的管理層人員對於傳統價值觀的稀釋甚至放棄。而“選擇退隱”的兩位創始人，顯然已經沒有把這種挑戰放在心上，並未表現出初創時對文化的雄心和魄力。
人與技術的互動是所有組織生態變動的隱性背景，而這也恰恰是Google生病的主要原因。不過，也並不是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Google是變得更加成熟了。Google是時候擺脫過去道德至上的窠臼，重新理解公司的意義。它不是一個理想的自治城邦，而是追求利益的共同體。驅逐異議者，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擾，讓企業的歸企業，社會的社會，或許這將是Google的轉機時刻。關鍵是，Google需要真正的抉擇。是固執於傳統的聖殿式要義，還是歌頌新的實用主義，世界都在等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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