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
近日，中央提出統籌經濟社會秩序恢復的疫情防控新目標。
全國疫情防控一盤棋，統籌經濟社會秩序恢復與疫情防控的關鍵是，安全、高效、迅捷地進行勞動力跨區域轉移。然而，從各種宏觀數據和實地調查情況看，各地復工復產的情況不容樂觀。
2月16至19日，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完成了一項涉及14省98縣104個“零疫情村”勞動力流動情況的調查（不包括湖北省）。
導言：一份來自全國村莊的調查
課題組分析發現，距各地企業復工復產政策出臺近一週後，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依然處於封凍狀態。
在全國百餘個村中，只有極個別村有一定規模的勞動力流動，絕大部分村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低於20%，大部分村莊年後勞動力外出為個位數，一些村莊為零流動。平均起來，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低於10%。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等勞動力流出大省的流動比例最低。
同時，課題組選取廣東和浙江兩省作為勞動力輸入地，從流入端分析勞動力流動狀況。分析發現，勞動力短缺造成沿海地區企業復工不足，復產率極低。
疫情防控導致了一個悖論現象：一方面，東部地區的企業迫切希望復工，卻因缺乏安全可用的勞動力而無法復工復產；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農民工卻閒置在家，想務工而不得。結果是，全國勞動力處於封凍狀態，經濟社會復甦滯緩。
廣州某公司復工人員戴口罩在生產車間工作（資料圖/中新網）
主要結論：
“管死”的疫情防控體系嚴重限制了勞動力流動。各地疫情防控寧左勿右，對勞動力流動設卡，對企業復工設限，防控層層加碼，造成經濟社會無法正常復甦。
報告建議：
立刻調整疫情防控思路。抓住全國人口基本不動的窗口期，加大勞動力有序轉移，邊防控、邊流動、邊隔離、邊復工，用勞動力流動來鬆動社會，用人口流動推動疫情防控體系升級。
具體而言，除湖北省和其他個別重點疫區之外，全國需立刻從疫情防控“管死”模式中解放出來。各地在控制好本地人口“小流動”的前提下，放開勞動力跨區域“大流動”。
具體措施：
“一個機制”。
完善追責機制，實事求是。非疫區不要再針對疫情防控倒查追責，避免問責層層加碼，防止以問責來避責，避免一板子打死全國。公共響應逐步降級，防止各地在防控措施上比嚴、比死、比硬、比高。最終，要實現社會脫敏，形成鼓勵流動的氛圍，消除農民工外出顧慮。
“兩個分開”。
把企業復工與勞動力流動分開處理，邊防控、邊流動，提早將勞動力有序轉移到沿海地區，再提企業復工的措施；將勞動力流動與日常社會流動分開，措施上一嚴一寬，繼續嚴格控制社會流動，同時促進勞動力跨區域安全轉移。
“三個聯動”。
做好勞動力流出地和流入地的跨區域聯動。打通兩頭，簡化中間環節，減少差旅過程中的疫情傳播；做好中西部地區疫情防控和本地企業復工復產的聯動，疫情防控從消極防控轉向積極應對，以服務企業復工為抓手，推動當地疫情防控體系升級轉型；沿海地區做好社會治理和醫療服務之間的聯動，重新建立疫情防控體系。
疫情防控需從之前的“前線醫療+後方社會治理”體系，調整為“前線社會治理+後方醫療”體系，將人口管理和社會治理擺在前頭，同時備好充足醫療資源，做好疫情爆發準備，貯備應急。
報告分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分省呈現農村勞動力輸出情況，以我們可掌握的村莊案例為基礎，結合當地政策，分析當地勞動力流動狀況、趨勢和原因。
第二部分，分析浙江廣東兩省，從輸入端分析勞動力流動對沿海企業復工復產的影響。
第三部分，綜合各省情況，歸納當前農村勞動力流不動的原因。
第四部分，從有序轉移勞動力的角度，給出調整疫情防控思路的建議。
一、輸出端：12省農村勞動力流動狀況
1.流出地基本情況
對河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南、陝西、甘肅、山西、山東、雲南、貴州、廣西等12個勞動力流出省，104個村的調查分析發現，當前農村勞動力流動具有如下特點：
（1）農村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呈現封凍狀態。除極個別村莊成規律流出之外，絕大部分村莊流出很少，個位數甚至零流出的村莊不在少數，總體比例不高於10%。
（2）零星流動為主。一些村莊的勞動力少數流出是在1月底，發生在當地封閉之前，節後流出很少，2月10號之後沒有形成勞動力返程潮。
（3）勞動力流動在各方面受到限制。包括當地政策、交通條件缺乏、社會高壓氛圍等等，零星流出的勞動力大部分乘坐私家車。
（4）本地流動不多。包括山東在內，大部分省份省內本地企業復工很少，勞動力本地流動也很不足。
（5）中部勞務大省流出比例最低。包括河南、安徽、江西、四川在內勞動力流出大省的流動比例更低，可能與當地年前返流人口多，防控壓力大，形成較嚴防控措施有關。中西部一些省份如貴州、廣西流動比例相對略高。所有省份勞動力跨區域流動都不高，中部幾個勞務輸出大省更低。
（6）政策效應不明顯。近期，江西、貴州和安徽等省出來促進社會流動的政策措施，如取消內部設卡，短期內並沒有帶動勞動力顯著流動，反映政策落地執行難，效果不明顯。
2.河南省：26縣29村
課題組調查了河南省26縣（市）的29個村（社區），29個村全部零疫情，所在鄉鎮24個為零疫情，所在縣（市）1個零疫情，確診病例最多者為全縣28例，其餘絕大多數集中在5~20例區間。河南疫情主要集中在鄭州和靠近湖北的信陽、南陽、駐馬店豫南3市。
目前河南全省新增病例已連續兩週明顯減少且治癒率大幅升高，疫情形勢明顯向好發展。
河南省是我國典型的人口大省、勞務輸出大省和全國重要交通樞紐，每年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數量一度高達2876萬，屬於我國勞務輸出第一大省。
調研涉及的29個村莊（社區）勞動力除了鄭州高新區、平頂山、三門峽下轄兩縣在地產業發展尚可、在地務工特徵明顯之外，其餘23縣均屬於勞務輸出大縣，跨區域流動特徵突出，且主要流向長三角、珠三角沿海發達地區和北京、鄭州、太原等大城市，佔比50%以上。
其中，青年農民工群體多到江蘇、浙江、廣東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進廠打工或在大城市從事送快遞、送外賣等城市新型服務業；中年農民工群體多在外從事建築、裝修等傳統工種。農民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經商，對外部企業復工復產需求更為直接、迫切。
經調研統計，總體而言，全部村莊勞動力跨區域流動率僅在5%左右。大部分村莊反映，勞動力外出需要經過以下環節：1.拿到用工單位復工通知；2.拿著復工通知請當地村支部書記、鄉鎮黨委書記簽字，同時到當地派出所備案；3.乘坐合適交通工具到當地火車站或高鐵站，或者選擇開私家車外出復工。
疫情爆發以來，河南下轄各地市黨委政府及時響應並先後採取了大體一致的硬核防控措施，封村堵路、暫停區域公共交通、火車站暫停營運、高速路收費站管制等是其普遍做法，人員車輛流動的重要載體——公共交通也宣告進入“停擺狀態”。自此，包括眾多“零疫情”鄉村在內的當地廣大農村地區農民工流動便陷入空前困境。目前“賦閒在家”、“無所事事”成為絕大多數農村居民的普遍狀態。
在四川仁壽聯營汽車客運站，一輛客車最後兩排被留作臨時隔離區（2月11日攝）。
如有乘客體溫異常將安排進行臨時隔離，到達最近的服務站後進行下一步處理。（圖/新華網）
3.四川省：7縣7村
2月14日，四川省明確提出以市（州）為單元，根據疫情狀況分為無現症病例區、散發病例區、社區暴發區和局部流行區等四類地區，確定不同風險等級，科學實施分區分類防控措施。幾天後，四川省進一步以縣域為單元，確定不同縣域風險等級，分區分級制定差異化防控策略，把減存量、控增量、防變量作為重中之重。
四川省一些地區政府組織農民工返崗出行專車發班。南充儀隴縣是務工大縣，目前已經開通到主要務工城市的班車，每天一班。
農民申請外出務工的程序包括：報農民工服務中心，填寫健康檢查申請書，鎮村幹部簽字，指導網上註冊信息——組織農民工分批次到當地衛生院體檢——體驗合格發放健康證明——鄉政人民政府統計信息，報送農民工服務中心——彙總分類報送交運管局安排發車班次——組織農民工上車有序返崗出行——開展運輸途中疫情防控溫馨服務。
課題組調查了四川省7縣市7個村莊。村莊所在地區的疫情都不嚴重，6個城市（包括一個成都代管市彭州）總計確診142例。調研的7個村中，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比例最高的是內江某村，自然村100人左右，務工人員30人，已經外出務工10人，去向成都和廣東佛山。其他村莊的農民工基本沒有流動或者很少流動，這其中既有交通、流動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農民主觀意識和信息遲滯方面的原因。
2月10日開始復工政策之後，四川省總體上仍然保持高強度的交通管控，全省鄉村道路（集市）卡點依然保持，以防止疫情擴散風險。南充市儀隴縣有村莊反映，“農民工都沒有動，原因是交通問題，短途私家車暢通，但是長途還沒有恢復”，農民工外出缺乏交通工具。非疫情危險地區，公交客運正在恢復，瀘州鎮村檢測點已經撤銷，僅保留高速公路、市際邊界的監測點。還有部分地區公共交通沒有恢復，鄉村道路的梗阻是影響農民工返程的重要因素。
調查發現，當地農民外出務工存在眾多顧慮，出現過四川農民工開私家車去了江蘇，不能下高速又開回來的情況。農民還擔心配套生活設施不全，可能買不到吃的或者價格很貴。
本村農民工基本上處於觀望狀態。南充某村仍然執行勸返時期的宣傳政策，“你們出去打工，到了也要隔離14天”，農民擔心在就業地隔離，還不如在家等待疫情過去，也就不著急出去了。
此外，農民存在恐慌心態。德陽某地的農民對本地的宣傳方式評論道：“村裡幹部宣傳很神奇，說死了多少多少人，有點危言聳聽，連我爸那種以前天天呆茶館的，現在都在家裡待著，估計被嚇的”。
4.安徽省：9縣9村
2月16日，安徽省依據疫情發展態勢和防控工作需要，以縣域為單元，將全省縣域劃分為低風險、較低風險、中等風險、高風險、極高風險5個風險等級。
課題組調查了安徽省9個縣市的9個村。其中，3個村所在縣為較低風險地區，全縣累計確診病例普遍為個位數；6個村所在縣為中等風險地區，全縣累計確診病例普遍在十幾例。調研的9個村均為零疫情，所在鄉鎮無確診病例。
調查9個村中，勞動力跨區域流動最多的為太湖縣d村一個村民組，勞動力流出十幾個人，佔小組勞動人口的30%；最少的是霍山縣f社區，跨區域流動為零。大部分村莊外出務工人數不超過10人，外出務工比例不超過10%，大部分勞動力都賦閒在家，且尚未顯現有大規模外出的趨勢。地方縣市普遍採取偏緊偏嚴的封閉化管理策略，造成勞動力流出的人數極少。
安徽省地方疫情防控存在明顯“前松後緊”的傾向，前期反應較慢，到2月6-8日後開始實行封閉化管理，越來越嚴。現在省級層面已經出臺了分區分級精準防控的政策，並且對全省所有縣（市/區）進行了風險等級劃定，但基層落實不到位。課題組發現，各地區依然採取嚴控管理，風險等級劃分沒有轉化為因地制宜的防控策略。
防疫宣傳標語橫幅（資料圖/阜陽新聞綜合頻道）
5.江西省：9縣12村
課題組調查了江西省9個縣市的12個村（社區）。
江西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勞動力主要流向江浙地區和珠三角地區，外出務工人口占總人口的50%左右。
調研的12個村（社區）中，勞動力垮區域流動最多的是江西省泰和縣某村，全村共有1100多人，在外務工農民500多人，目前已有200人左右外出，佔村莊勞動力總數的40%；最少的是江西瑞昌市、鄱陽縣的3個村，流出人數均為0人。在獲得較完整統計數據的9個村（社區）中，農民工外出務工人數只有272個。
課題組發現，在全國各省份中江西省的復工復產工作做得較好。全國的農村勞動力基本處於封凍狀態，江西省大部分村莊已經解凍。
調研的9個縣市的12村（社區）中，9個村（社區）已經撤掉道路關卡，農民可以自由流動。農民外出務工只需要在村委會（居委會）開證明和測量體溫，程序簡單。甚至有個別縣市農民工外出務工不需要開具證明。本地企業復工復產和本地公共交通正在恢復過程中。
儘管江西省基本上放開了勞動力流動，但是江西省復工復產政策執行仍然面臨很多問題，農民工流動規模很小。
江西省基本上撤掉了道路關卡，道路基本暢通，但是公共交通沒有開通。農民工外出主要靠私家車出行，大量沒有私家車的農民工無法外出。目前江西省基本沒有開通縣鄉村公共交通，全國的鐵路和高速也沒有暢通，農民工出行困難。
地方政府保障農民工外出的配套措施不健全，貫徹速度過慢，例如，瑞昌市一個行政村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動，另一個行政村卻沒有撤掉道路關卡，農民工無法外出。此外，流入地復工復產政策不明朗，農民擔心進入流入地後找不到工作，不敢外出。因此，農民外出務工的積極性不高，認為延遲幾個月務工對收入影響不大，還可以避免感染風險。
6.山東省：7縣7村
課題組調查了山東省7個縣（市/區）的7個村（社區），主要分佈在魯東、魯中、魯西。
魯西地區以農業經濟為主，魯中和魯東地區工業相對發達，農民以就近在本縣市內務工為主。總體上，山東省農村勞動力外出以省內務工為主。
調研的7個村中，在魯東與魯中本地工業相對發達地區，新泰市管理相對寬鬆，在山東省內務工可自由流動；鄒平市只有魏橋集團大企業復工，其餘工廠均未復產，該村有8名工人復工；其餘大部分縣市依然採取嚴格管控政策，大部分企業工廠尚未復工復產，故本地工人也無法返工，村莊勞動力返工比例不足5%。而對於魯西農業為主的地區，由於村莊封閉化管理，勞動力流動極少，基本上都為0。
山東省內勞動力流動低的主要原因為本地大多數企業沒有復工復產，以及村莊實施封閉化管理。
山東省內部分企業復工復產，員工領到口罩與復工溫馨提示（圖/中新網）
7.湖南省：10縣10村
課題組調查了湖南省10個縣市中的10個村（社區）的勞動力流動情況。
湖南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當地勞動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區。調研的10個村中，勞動力垮區域流動規模都不大，基本都是個位數。調研10個縣中7個縣都採取封閉政策，沒有撤掉道路關卡，沒有開通公共交通，不允許農民流動。除此之外，本地復工復產的企業不多。
目前，湖南省依然保持過度嚴格的人員流動管控政策。湖南省10個縣中，7個縣的農民工仍然處於封凍狀態，除特殊情況（急需看病，急需生活物資購買等）外，農民工一律不允許外出。其餘3個縣的農民可以自由流動，經村委會（居委會）開證明後可以開私家車外出。
即便有的農村地區允許農民工自由流動，但是開具證明十分困難。也有地方採取恐嚇方式，阻止農民工外出務工。湖南省平江縣某村農民工找了村委會3次才成功開具了證明，村書記還警告他，“在疫情沒有得到解除的情況下，因別省別縣不接納而返程的人，是不會允許進村的！”
地方政府在推動復工復產政策時有很大的心理負擔，擔心引發疫情感染風險。一旦當地有新增疫情，地方政府就馬上採取更加嚴格的管控措施。基層幹部在為外出農民工開具證明時比較糾結，不知道是否應該開證明。
8.山西省：14縣14村
課題組調查的山西省14個縣的14個村，村莊均無疫情，所在縣有6個縣無疫情，其餘8個縣疫情較為輕微，確診人數均在10人以下，最多的一個縣確診人數為7人。所調查的村莊勞動力主要流向為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地。
14個村莊中流出比例最高的為長治市屯留縣某村，往年總外出勞動力200人，已經流出20多人，流出比例為10%；最低的是運城市萬榮縣某村，往年總外出勞動力1000人，至今未流出1人。14個村莊的總體流出比例約在5%左右，流出比例極低。山西省部分地區高速路口至今封閉、公共交通沒有恢復，屯留縣某村流出的20人均為自駕私家車出行。
所調查的山西省14個縣的疫情並不嚴重，但農民工外流比例較低，主要在於地方政府對於人員流動的態度比較保守，不鼓勵農民工外流。多個縣的公共交通停擺，並且對社區進行封閉式管理，管控強度非常高，高強度的管控雖然原則上並不禁止農民工外流，但是潛在地加劇了農民工的恐慌，使其不願意外流。
9.甘肅省：4縣4村
課題組調查了甘肅省4個縣的4個村，4個村均為零疫情，所在縣也均為零疫情。4個村的勞動力流向為內蒙古、陝西、新疆等鄰近省份和江蘇、山東等沿海省份。4個村莊的總體流出比例約在5%左右，流出比例極低。
甘肅省的勞動力流動主要卡在了以下三點。
首先是卡在了交通不暢。部分高速公路和國道處於關停狀態，後期雖然重新開通，但是多數縣市的縣內和縣際公共交通沒有開通，少數零星外出的農民工主要是通過自駕私家車的方式出行。
其次是卡在了離境審核。農民工外出需要在本人沒有發燒症狀的前提下，到村委會和村衛生所雙重審核，審核沒有問題之後村委會開證明，再持證明到鄉鎮蓋章，鄉鎮審核通過後方可外出；還有的地方要求村民離境到醫院做身體檢查，檢查沒有問題才能出行。
最後是與甘肅省農民工的外流方向有關。甘肅省的農民工很大一部分是在新疆、內蒙古、陝西等鄰近省份務工，務工工種主要是建築業和採礦業，這些省份為了防止輸入型感染，嚴防外地農民工輸入。
當前，地方政府不鼓勵農民工外流，主要擔憂在於要人員流動就必須放開交通，但是放開交通之後也增加了疫情防控風險，二者之間存在張力，而一旦出現疫情擴散情況，上級政府就會嚴肅問責。甘肅省某縣級市發生一起家庭聚集性感染事件，該縣領導被上級問責，該事件對該地級市的其他縣影響很大，導致其他縣在零疫情的情況下也採取了非常嚴格的封控措施。
蘭州火車站執勤民警維持秩序（圖/中國甘肅網）
10.陝西省：4縣4村
課題組調查了陝西省4個縣的4個村，4個村本村均沒有疫情，所在縣中2個無疫情，另外2個分別有1例和2例確診病例。
往年，4個村的勞動力少部分在省內的寶雞、西安、咸陽等地務工，大部分在珠三角和長三角等沿海地區務工。4個村的總體流出比例約為10%左右。
沒有疫情的2個縣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已經開放，對於農民工流動基本上沒有采取任何限制措施。另外2個縣，疫情輕微，地方政府卻非常緊張，高速公路封閉、公共交通停擺。
農民工外流受限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所在縣的高速公路封閉或公共交通沒有開通，客觀上無法外出；二是省內企業復工很少，省內無法就業。
11.廣西：5縣5村
課題組在廣西壯族自治區調查了5個縣市的5個村（社區）。廣西省是全國勞動力流出大省，勞動力主要流向珠三角地區。
廣西省疫情不嚴重，除了疫情嚴重的縣市外，大部分縣市基本沒有采取嚴格的封路措施，農民工可以自由通行。儘管如此，廣西省農民工流動規模依然很小，調研縣勞動力跨區域流動規模一般都是個位數。
農民工流動困難最主要的原因是勞動力流入地還沒有復工復產，農民工只能在家等待。有部分省市還沒有開通公共交通，農民工難以外出。一些縣市的本地企業復工率達到30-40%，很多本地務工人員在2月10號就復工了。
由於疫情不嚴重，當地政府更加擔心勞動力流動增加風險。廣西省的基本基調是儘量減少農民工跨區域流動，主要方式是發出倡議、引導區內就業，避免頻繁的跨省流動。
12.雲南省：2縣2村
課題組調查了雲南2市2個村莊（社區）。雲南是西南邊陲身份，是勞動力流出大省，全省勞動力轉移就業1200萬人，轉移就業率約為56%，工資性收入佔比提高到接近40%。雲南省疫情防控效果很好，截至2月17日24時，雲南省累計確診病例172例（已治癒病例47例。）
雲南省正有序恢復交通，確定了2月12日恢復城市公交、農村客運、農民工省內包車，2月14日起恢復省內班線客運和客運站經營，2月21日起穩妥恢復跨省班線客運。
目前政府正組織農民工返崗復工，主要方式是實行“點對點、一站式”直達服務，按照用工企業復產復工時間和條件，分時間、分地點、分批次組織輸出，確保安全有序將外出務工人員從“家門口”送到“廠門口”目標。到外省復工前，有關部門會對返崗農民工進行登記備案、健康體檢、出具證明，同時進行防護措施培訓。
政府組織勞動力流動速度緩慢，農民工大規模的流動還沒有開始，原因是基層交通和農民復工意識的影響。確診者所在城市社區實行封閉管理。目前通向其他城市和各個鄉鎮的公共交通均未運行，勞動力流動受到限制較多。此外，不少農民工應恐懼疫情，寧可保證安全也不願家人回城務工，積極性比較低。
13.貴州省：1縣1村
課題組在貴州省調查了1個縣市的1個村（社區）。
貴州省疫情不嚴重，農民基本上可以自由流動。貴州省道真縣除了重點觀察人員不允許外出外，其他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動。農民工外出需要所在單位出接收證明，所在村（社區）出允許外出證明。
二、輸入端：浙江廣東兩省情況
1.浙江省
截至2月16日，浙江企業復工率指數達到42.87%。超五成規上綜合企業、超兩成規上線上服務業企業已復工。全省內各類企業的產能僅恢復到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隨著企業復工審批政策放寬，勞動力迴流難，無工可用成為制約浙江經濟恢復的主要矛盾。
（1）慈溪市為例
以全國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縣（市）的寧波慈溪市為例。截至2月17日12時，慈溪市1300多家規上企業（“規模以上企業”簡稱）中，累計開工數量達到923家，復工率為70%。細看之，這些規上企業實際復工人數十分有限，導致復產率很低。
以該市最新批次復工企業為例，246家復工企業中，復工總人數僅有8084人次。其中，復工人數達到100人的企業僅8家，佔總數的3.3%，50人以上的41家，佔總數的16.7%，少於30人的企業達到143家，佔總比例的42.3%。具有強大生產產能的規上企業，絕大多數的生產人數都無法達到50人，遠遠少於正常用工量。詳細數據見下表。
慈溪市第六批規上企業復工人數基本情況
（2）工人沒有回來的原因
推動勞動力的進一步迴流，刻不容緩。目前，浙江省出臺了大量鼓勵農民工返程的政策文件，不少地（市）和縣（市）級政府更是通過財政手段，試圖以包車、包機、包專列等形式接外地農民工返工返崗。但這一措施的效果並不顯著，仍然無法實現農民工大規模迴流。
就浙江情況來看，當前地方政府復工復產的重點仍主要集中於規上企業，規下企業的復工數量有限，未形成整體性的復工氛圍。沿海地區中小企業數量眾多，能夠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對規下企業復工幫扶力度不足，導致地方整體性的復工氛圍難以形成。
再者，地方政府接納外來人口能力不足。地方政府難以保證農民工返程後正常的居住、生活需求，各類行政檢查過多，增加了農民工的返程顧慮。同時，基層也未能做好與本地居民的溝通工作，引發部分本地居民對外來農民工的排斥，造成了較為負面的影響。
2.廣東省
（1）政策情況
廣東省是勞動力輸入重地，前期疫情防控壓力較大。廣東省常住人口達1.13億，其中外省流動人口2000多萬。從2月初至今，全省每日新增確診患者數新增疑似病例、在院患者數、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等呈下降趨勢，康復出院的患者數逐日增加。全省救治和防控情況總體平穩。
近期，廣東省在統籌疫情防控工作和復工復產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1月26日，廣州等地就已經開始積極行動，保障醫療物資、生活物資暢通，在機場、車站、碼頭等場所“逢車必查、逢人必查”，也為接下來推動復工復產打實基礎。
此後，廣東省又推動了一系列的復工復產政策。1月28日，廣東省建立起了“四個一”應急處置機制、實施“網格化”疫情防控工作。依託於這一疫情防控體系，結合廣泛的群眾動員實現群防群治，廣東省大部分地區疫情防控工作進展相對順利。
（2）企業復產不足
在復工復產，推動勞動力流動方面，廣東省部分地區如廣州、佛山和東莞等力度較大。據統計，從廣東省各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復產情況來看，廣州87.0%、珠海73.0%，、佛山49.9%，其中肇慶19.0%，中山14.4%。
目前廣東省勞動力流入狀況並不理想。啟信寶根據百度地圖提供的數據分析得出，年後第一週全國平均線下復工指數約為42%，東莞、廣州、佛山、深圳和中山分別為35%、32%、32%、23%和22%，低於全國水平，中山、東莞、佛山等城市則成為了缺工率指數最高的城市。
“券商中國”記者近日對深圳市百旺信工業區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該工業區入駐企業15個，入駐總人數為1.2萬，目前僅2500人左右上崗，不少員工上千人的大型企業復工人數不足200人。2月17日，南山區已提交復工備案企業數超過2.1萬家，這和總數為幾十萬的商事主體相比仍屬少數，而且其中達到申請條件且通過申請的極少。以科興科學園為例，該科學園有350家企業，只開工了6家，開工率僅2%。
（2）問題根源是工人還未迴流
大量外來勞動力未返城是城市缺工的主要原因。2月17日為深圳第二批覆工潮首日，但深圳北站依然未能迎來返深高峰。截至2月16日，深圳北站到達3.3萬人次，客流量甚至比2月10日還要低。對比2019年2月10日（正月初六），深圳北到達旅客已達23萬人。大量外來人口未返城，勞動力不足，成為了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之一。
據統計，2019年廣東省外省人口中，湖南人排第一，達到404萬。河南人排第三，達到300萬。江西、安徽、陝西等地的人數也不少。由於流入地和流出地信息不對稱、交通阻斷、審核困難等原因，絕大多數省份農民工還未返回。
目前，廣東已經開始與四川省成立省級層面的專班來解決勞動力迴流問題，總體力度較小，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三、農村勞動力被封凍的原因
1.政策嚴控是勞動力封凍根源
前一段時期，為切斷新冠病毒擴散，藉助春節假期經濟社會相對靜止的時機，全國建立起一套“管死”的疫情防控體系，有效抑制疫情。這套體系一直延續至今，與節後經濟社會復甦的發展趨勢不匹配，造成勞動力被封凍。
2月份以來，湖北省和武漢市的疫情防控逐步升級，在10號左右進入決戰階段，帶動全國疫情防控氛圍升級。不少省份以湖北省和武漢市為標杆，逐步升級防控措施，越來越嚴，越來越死。一些地區在2月5號之後，開始搞社會封閉管理，措施落地再滯後幾天，正好趕上10號之後的復產復工。
晚到的硬核管理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錯位，形成早期不嚴、後期不松態勢。至今，中西部地區普遍採取一刀切的硬核管理措施，嚴重限制勞動力流動。
2.寧左勿右的政策執行方式阻礙勞動力流動
近期，按照中央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恢復的最新精神，各省紛紛出臺省級配套文件，一些省份開始鬆動政策。但是政策落到縣市、鄉鎮，最後到村莊，還有一個十分漫長的過程，涉及各層級各部分之間博弈。
自1月下旬疫情爆發算起，一些省份花費近兩週時間，才將全部疫情防控體系建立起來。前期管控慢騰騰，後期鬆綁也必然慢騰騰，工作效率低下。基層採取不出事態度，執行政策寧左勿右，明松暗緊，明放暗卡。
如一些地區規定，農民工經過複雜審批，獲得外出資格證明之後，規定限時離境，準出不準進，且明文規定，返回立刻隔離14天，每日數百元費用自理，農村勞動力不敢申請流出。
沿海大部分省份對勞動力流入設置高門檻，要求外來人口一律隔離十四天，勞動流入與企業復工被捆綁在一起，未獲得復工審批的企業老員工不允許返回工作地。一些地區規定，未獲批准的外來勞動力，落地隔離，且需自理費用。
疫情防控是一套複雜體系，魔鬼在政策細節中，處處都是細節。
執勤人員對進入深圳的車輛進行檢疫排查（資料圖/新華網）
3.兩頭設卡形成勞動力流動梗阻
流出地和流入地兩頭都存在問題。近期，除江西、安徽、貴州等少數省份逐步取消全省內各類路卡設障之外，其他大部分省份繼續實施封閉管理，一些地區公共交通暫停，普通車輛禁行，農村勞動力缺乏外出的交通工具。
河南某鄉鎮常年外出勞動力超過8000人，截至2月16日，外出僅200餘人，且幾乎都是通過駕駛私家車外出。流入地存在的問題在於，沿海部分地區存在當地居民對外來人員排斥現象，外地勞動力返回後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地方政府未建立勞動力大規模流入的接入機制。
4.地區之間缺乏協調
本次調查的全部村莊都屬於新冠肺炎零確診病例村，所在鄉鎮90%以上零確診病例，所在縣市70%以上確診病例在10人以下，一些村莊所在縣市為零疫情。經過春節以來的20多天封閉管理，零疫情村莊基本進入安全狀態。這些村莊勞動力流動依然受到極大限制，說明基層疫情防控措施過於粗糙。
總體來看，沿海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疫情防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地區之間缺乏協調，大部分沿海地區規定所有新入人口落地後隔離十四天，人為降低勞動力流動效率。
5.基層政府向企業轉移壓力
自2月10日各地陸續啟動復工復產以來，一些企業主要利用本地勞動力和春節留廠勞動力從事生產，外地返回勞動力很少。各地政府嚴格控制企業復工，規定誰復工誰負責，將疫情防控壓力轉嫁到企業，一些地方政府要求企業簽下責任書，規定發病即停工，要求企業承擔全部責任，造成企業不敢大規模復產，也不敢通知外地勞動力返回。
6.社會氛圍造成農民不敢動、不願動、不急動。
目前社會上總體保持疫情防控高壓態勢，勞動力流動政策不明或是操作性不強，造成農民不敢外出。
農民反映的問題有：（1）流入地復工復產政策不明朗，擔心進入流入地後找不到工作；（2）不瞭解公共交通情況，擔心走不了，或者要半途折返。（3）不瞭解流入地的疫情防控措施，擔心進入流入地以後沒有地方居住、沒有公共交通、沒有飯吃。（4）進入流入地後還需要隔離14天，費用自己承擔，成本較高。
網絡媒體對農民影響較大，微信、抖音等一些媒體推送的疫情防控中的各地極端事件，甚至謠言，影響農民外出心態。
少量企業管理人員和做生意的農民著急外出，一些有房貸和車貸的年輕農民工也開始著急，大部分流水線工人和建築工目前不願意外出。這些農民工不願意外出主要是因為延遲幾個月外出務工對收入影響不大，還可以避免感染風險。
四、放開勞動力流動的建議
一是，督促地方政府調整疫情防控思路，將企業復工與勞動力流動分開處理，提早搶灘登陸，邊防控，邊流動，儘快將勞動力有序轉移到沿海地區。
大部分地區規定外來勞動力流入隔離十四天後，再投入生產。照此做法，企業大規模復產時間，要比勞動力實際流動再滯後十四天。一些地區基層政府試圖以損失經濟發展來換取疫情防控萬無一失，消極等待，貽誤戰機。
建議除湖北省外，其他省份立刻將引導勞動力有序流動納入疫情防控工作日程，在局部嚴防死守情況下，無疫情地區全面放開勞動力流動，非重點疫情地區逐步放開勞動力流動，搶奪時間，打一場勞動力有序轉移的奔襲戰。
二是，將勞動力流動與日常社會流動分開，區分勞動力大流動與其他人口小流動，措施上一嚴一寬，繼續減少小流動，促進勞動力跨區域安全轉移。
當下各地採取的疫情“頂格”防控措施，構成勞動力跨區域流動安全窗口。經過前期努力，廣大人民群眾基本適應相對靜止的生活狀態，配套服務措施基本建立，社會生活基本穩定。
各地要繼續減少日常人口流動，避免一放全放、一鬆全松，防止疫情復發。與此同時，應督促地方政府抓住勞動力流動的窗口期，要求各地從消極防守升級為積極進攻，中西部地區要鼓勵和幫助勞動力外出，沿海地區提早建立勞動力進入條件。
三是，做好勞動力流動跨區域聯動，打通兩頭，簡化中間環節，減少差旅過程中的疫情傳播。
目前，沿海省份一些縣市政府組織包車，進行點對點的勞動力接入，中西部一些地區的縣市政府也開始包車，積極進行勞動力點對點輸出。鼓勵此類做法。
建議開通中西部勞動力輸出的重點省份和重點地區，開往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的直達專列，採取鐵路點對點輸送。建議勞動力流入地區開通區域內公共交通專線，實現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得出。沿海地區開通高鐵站火車站開往企業和園區的公交專線，建立最便捷的勞動力輸送通道，實現勞動力進得來。
前期採用點對點輸送，可解決少數企業的緊缺用工。對於大規模用工，必須依靠公共交通。在鼓勵地方政府組織點對點輸送勞動力的同時，還需要建立以公共交通為主的勞動力輸送通道。科學評估疫情，勞動力流動存在疫情風險，但並非不可控。無菌社會不存在，不能將流動標準定得太高，過高的交通標準給地方政府和企業造成巨大負擔，整個社會也不敢動。
四是，沿海地區調整思路，重新建立疫情防控體系，疫情防控需從之前的“前線醫療+後方社會治理”體系，調整為“前線社會治理+後方醫療”體系，將人口管理和社會治理擺在前頭，同時備好充足醫療資源，做好疫情爆發準備，貯備應急。
人口流入地需“大小一起抓”，加大復工步伐、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為農民工返程後的就業、生活提供保障。規上企業與規下企業必須一起動，既能夠有助於恢復經濟體系，更能夠形成總體用工需求，“大小一起抓”為農民工提供豐富的就業機會。同時，做好社會服務，滿足農民工返回就業地的居住、生活需求，並簡化各類行政檢查，增加對農民工的關懷，以此提升農民工返程後的滿意感，推動其自主返鄉。
立刻解決政府和企業之間疫情防控責任分攤不合理問題。在推動復工復產的過程中，為了轉移疫情防控的壓力，部分地區基層政府要求企業對員工進行隔離，由企業承擔隔離責任。一些地區為了減少企業工人流動，減輕疫情防控壓力，要求住在城中村的人也住到工廠，很多企業都沒有這樣的條件。但是很多地區的企業員工原來都住在城中村，並沒有隔離員工和為員工提供住宿的條件。各地應該根據既有的生產條件，實行社區隔離與企業隔離相結合，完善社區和企業之間的聯動機制。
警惕疫情引發社會風險，千方百計避免社會風險，做好社會風險預警，建立應對機制。沿海部分地區本地人與外地農民工融合不完全，“土客”長期隔閡，需高度警惕農民工集聚地區因疫情爆發可能引發的社會衝突風險問題。例如，可能發生的“老鄉幫”與本地村民的對立衝突情況。珠三角地區外來農民工數量龐大，本地村莊宗族文化傳統濃厚，社會風險係數較高。建議沿海地區各級政府做好社會風險防控預案。
五是，督促中西部地區抓緊推動本地企業復工復產，打破本位主義，破除消極等待，以服務企業復工為抓手，推動當地疫情防控體系升級轉型。
目前疫情防控存在三個戰場，湖北決戰疫情防控、東部沿海省份統籌復工與疫情防控，中西部省份安全輸出勞動力。三個戰場相互配合。湖北封閉是為了全國放活，沿海復工帶動全國經濟社會復甦。中西部地區從源頭上做好疫情防控，是降低勞動力流動引發疫情風險的關鍵。
中西部地區不能消極等，要站在全局角度做好勞動力安全輸出工作。為實現全國疫情防控一盤棋，避免中西部地區與沿海地區的疫情防控系統不兼容，建議中西部地區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勞動力輸出工作的同時，儘早啟動本地企業復產復工。該措施有利於倒逼中西部地區進行防控系統自我升級，為勞動力輸出建立安全閥。
六是，完善追責機制，實事求是，避免問責層層加碼，防止以問責來避責，避免一板子打死全國。
企業復工復產難免會出現疫情風險，建議地方政府多從事前防範下功夫，局部疫情發生之後，妥善處理，逐步建立脫敏環境。防止用追責來避責，在疫情可控的情況下，對下級政府、企業和相關單位少處罰，多幫助。慎用問責，杜絕全程倒查問責做法，避免疫情發生一例問責一批，反對官僚主義。科學合理評估疫情事故發生原因，多做補齊短板的工作，不對幹部進行洩憤式處理，縮小影響範圍，避免引發社會恐慌。
七是，社會脫敏，形成鼓勵流動的氛圍，疏導心理，消除農民工外出顧慮。
前期疫情防控高壓態勢，在農民中持續性恐慌情緒，不少農民過於擔心流動過程中出現的疫情風險，寧願承受一些經濟損失，不願意返程。
目前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疫情已經進入可防可控的階段，各地政府應當共同做好城鄉居民的心理引導工作，科學認識疫情發展階段與疫情風險，為人口流動提供社會基礎。其中，人口流入地強化本地居民對農民工返鄉的接納程度，防止本地人口對後者的社會性排斥；人口流出地則應當指導農民在旅途過程中進行科學防護，降低感染的風險，提高自我保護能力。
八是，公共響應逐步降級，避免先緊後松，也要防止各地在防控措施上比嚴、比死、比硬、比高，防止形式主義，杜絕官僚主義。
目前全國多個省市還保持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狀態。實際上，除湖北之外，不少地區已經出現明顯拐點，新發病例持續下降，不少縣市一直保持零疫情。目前，不下調或終止新冠肺炎疫情一級應急響應，這顯然與各地疫情的實際形勢不相匹配，也使復工復產工作受到了很大掣肘。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及時、動態地調整各地應急響應級別，部分地區甚至可以響應終結，依法依規、科學指導、綜合統籌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工作，推動經濟社會早日復甦。
（報告完成時間：2020年2月19日；出自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主持人：賀雪峰、執筆人：桂華；課題組成員包括：桂華、呂德文、夏柱智、仇葉、王海娟、張雪霖、安永軍、王向陽、李婷、田孟。）
閱讀更多 觀察者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