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丨羅東
嚴飛，生於1982年，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清華社會學評論》執行主編，清華大學仲英青年學者，著有《學問的冒險》《城市的張望》等。新京報書評週刊曾於2019年1月邀請他到北京火車站採訪春節回家的年輕人。
“人類的愚昧、分歧和倒退，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
新京報：疫情期間，每天的生活、讀書和寫作是如何安排的？
嚴飛：今年春節，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取消了回老家的行程，和太太孩子一起第一次度過了一個三人的假期。在假期裡，每日的基本安排都很固定，白天和太太一起帶娃，享受難得的親子時光。晚上等孩子入睡後，再進入個人的閱讀與寫作時間，每天晚上都會工作到很晚。
陸銘：和絕大多數人一樣，這個春節基本上在家裡哪也不去，每天就在家裡讀書，寫東西，偶爾自我娛樂一下。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的話，那就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寫了一組跟疫情相關的文章，做了幾場跟疫情相關的視頻直播（讀者可以在我的微信公眾號“銘心而論”找到相關的資源）。
新京報：這段時間在讀什麼書？接下來有何閱讀計劃？
嚴飛：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又重新翻閱了孔飛力的經典著作《叫魂》和斯坦福大學社會學系周雪光教授的《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叫魂》這一本書，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講述了1768年暴發的一起全國性的“除妖運動”：如何從最初江南局部地區對“叫魂”的恐慌發展到後來的一場全國性的“除妖運動”。
《叫魂》，[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上海三聯書店2012年5月版
這一本書最有趣的地方，是從制度層面揭示了國家治理的內在邏輯。在“叫魂事件”剛剛出現時，大多數地方官員選擇了瞞而不報。而當乾隆下旨嚴查後，除了主動奏報叫魂案件的山東巡撫外，其餘各省官員基本都在用各種方式消極怠工，敷衍塞責，採取忙而不動、轉移視線、統一步調等方式來將“叫魂事件”常規化。在乾隆通過呵斥、革職等方式對部分辦事不力的官員進行懲治後，官僚階層意識到皇帝剷除妖黨的決心難以動搖，這才下大功夫對妖黨、妖術進行排查。而乾隆決心嚴懲妖人的背後，實際上是希望一方面通過清剿妖黨找出“叫魂事件”真正幕後的指使者、叛亂者，另一方面也藉此對官僚系統進行大整治，強化權威。
《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周雪光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2月版
這背後的邏輯，就是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書中所揭示出的“權威體制與有效治理”之間的矛盾，即中央一統制與地方有效性差異間的矛盾。權威體制要求各地的權力、資源向上聚斂，而地方性的有效治理則要求地方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和自由裁量權。
所以，在諸如清剿“叫魂”謠言的實際執行過程中，縱使君主給出再多嚴厲指示，最終還是不得不將執行的實際權威下放到基層機構，官僚階層在君主面前唯唯諾諾順從附和，但實際執行的效用卻並不在君主的嚴密把控當中。至於接下來的閱讀計劃，應該會繼續閱讀歷史社會學相關領域的著作。
陸銘：剛剛讀完一本郭建龍寫的《穿越百年中東》，彌補了一下自己知識裡對中東地區的空缺。最近，在讀英國學者彼得·沃森寫的《20世紀思想史》。最近不像之前忙的時候時間被碎片化，可以用來讀一些大部頭的著作。這部書給我的感觸很深。即使距離我們最近的上個世紀，各種天災人禍，以及人類的愚昧、分歧、甚至歷史的倒退，都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但是，經歷過這些之後，人類似乎仍然在不斷進步，也許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感到安慰的。換句話來說，人類要學會與自己相處，接受倒退，但不要放棄推動進步。
《20世紀思想史：從弗洛伊德到互聯網》， [英]彼得·沃森著，張鳳、楊陽譯，譯林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新京報：疫情期間，是否有在寫作什麼作品？特殊時期，做這項工作有何特殊感受？
嚴飛：上週剛寫了一篇《被“汙名化”的武漢人》的文章，並通過音頻的形式發佈在了三聯中讀的平臺上。這一篇文章從社會學的角度談了和疫情相關的兩個小問題。
第一個是有關階層和疾病健康的關係，封城之後，受到衝擊最大的，是那些社會底層的失語者，他們如何日常生活以及如何獲取醫療資源，更加值得我們去關心和重視。
第二個則是社會歧視和疾病的關係。疫情暴發之後，彷彿一夜之間，武漢人成為了病毒的代名詞。一旦一個群體被貼上汙名化的社會標籤，他們就會被文明社會所區隔開，而遭受不公正的歧視與詆譭。而糟糕的是，汙名化的社會現象一直普遍存在，歷史上的麻風病患者，以及我們今天的一些疾病，例如艾滋病、精神疾病，或者特殊的社會群體，譬如說乞丐、社會邊緣人士，再或者特定的性別選擇，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被貼上身份標籤的汙名化情況。
陸銘：經濟學家的任務，無非就是想問題寫東西。最近這段時間，我完成了一本書的書稿，即將由世紀文景在年內出版。這本書總結了我和復旦大學陳釗教授最近十多年以來，圍繞著國家治理的空間政治經濟學所做的一系列理論和實證研究工作。最近的疫情讓社會各界認識到，我們的國家正在面臨一場國家治理能力的大考。在我們的研究中，涉及了中央和地方關係、地方和地方間關係，以及在國家治理結構中的信息處理機制等問題，討論了最終如何在發展中營造平衡的目標。
其實，這些問題對於理解最近這場疫情的發生、傳播以及當下的應對，仍然有一些啟示作用。“太陽底下無新鮮事”，但願我們從經濟學研究中所得到的一些思考，能夠幫助我們在事後推進改革，改善國家治理。
陸銘，1973年生，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領域包括勞動經濟學、城鄉和區域發展、社會經濟學等。作品《大國大城》獲2016新京報年度經濟類好書。
“信息的公開與透明，有助於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新京報：你對疫情有持續關注嗎？是否有做日常的記錄和觀察？
嚴飛：是的。這一段時間，每天都持續關注疫情最新的方方面面的消息，特別是李醫生離去的那兩天，幾乎沒有辦法坐在書桌前繼續自己的學術工作，心情非常痛苦，眼淚不自覺地流下來。這種痛苦，是代入式的痛苦，更是一種悲憤式的痛苦。
我知道，在大的時代浪潮裡，個體是渺小而無力的。但我希望，我們都至少可以做到保持善良而坦蕩。在需要說真話的時候，想一想在這場疫情裡吃過的苦頭，受過難的普通人，記住離去的生命，就是時常提醒自己內心的良善與公義。這樣，我們就不是毫無選擇、毫無力量的。
新京報：你有關注疫情期間的一些市場現象嗎？比如，一度極受關注的口罩短缺問題。對此有何思考？
陸銘：最近一直在關注疫情期間的市場，特別是以口罩漲價為代表的緊缺資源問題，還有就是與阻斷人流物流有關的城市化和地區間關係問題，以及這場疫情對於經濟發展，特別是服務業中的中小企業所產生的負面衝擊。
總的來說，當下在對抗疫情的時候，舉全國之力的確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與此同時，在疫情期間出現的一些現象也有必要進行一些冷思考。我連續寫了兩篇文章來說明，即便在疫情期間，對於合理的物資漲價也不能採取一刀切的形式。對於漲價行為的打擊要有非常嚴格的理論基礎和法律規範，並且配合事前的論證以及事後的複議機制。而阻斷道路等行為，則表現出我們在應急響應機制中，基層的工作還沒有很好的被納入到法制化的框架之內。這些，都有必要慢慢進行反思和總結。
在當下比較緊急的問題，是關注疫情對於經濟產生的影響，不可低估。服務業內的中小企業面臨的危機，應該引起社會各界特別是決策層高度的重視。希望隨著疫情的拐點到來，嚴格阻斷人流和物流的措施做出及時的調整，將工作重點轉到恢復生產上來。
《大國大城》，陸銘著，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7月版
新京報：對於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問題？
嚴飛：對於這次疫情，我覺得我們需要反思的問題太多，譬如說，為什麼武漢在發現了第一例感染案例後，連續有好幾天都沒有新增案例？為什麼不同的省市在疫情防禦中採用了不同的尺度和標準？為什麼民間的救援物資運抵武漢之後，當地的醫院卻不敢採用？為什麼有關疫情的謠言此起彼伏，到底我們應該相信哪一種聲音？
我們現在都在談論社會治理的現代化，都在談論技術進步如何提升有效治理，我倒覺得，更加重要的，是信息的公開與透明。一套透明的信息披露機制和監督機制，非但不會降低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反而會更加有助於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降低尋租和政策失靈，增加大眾對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信任度。
陸銘：我認為最值得反思的，還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問題。最近，我注意到習總書記在有關疫情的講話中，也特別強調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所面臨的考驗。現代社會，特別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經濟信息是非常複雜的。而且中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各個地方的情況差異又非常大。因此，自上而下以結果為導向的行政管理體系，對於處理信息複雜的問題，有它的缺陷。
在事前，可能會存在信息反饋和處理機制不夠靈活的問題；在事中，則可能出現很多自上而下的管理措施（比如說前面提到的管制口罩價格和阻斷人流）會出現一刀切式的做法，以實現在行政體系內部的管理目標，但有時結果可能是矯枉過正。再有就是，同樣一件事情，有不同的部門同時負責，造成上頭千根線下頭一根針的問題，最後產生效能下降，形式主義等多種問題。
希望這次疫情在統一領導打殲滅戰之後，能夠看到當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體系存在的缺陷；以更為靈活、開放、自主的市場機制和社會治理，來彌補傳統體制存在的不足。並且，以法制建設來規範政府和民眾的行為，以使得整個的國家治理體系既能夠保留目標導向的高效能，又能夠產生過程導向的規範性和靈活性。
新京報：防疫期間，有沒有值得推薦給讀者的書？請說一下推薦理由。
嚴飛：現在大家都在讀加繆的《鼠疫》，我其實更想推薦他更早期的一本書：《局外人》。推薦的理由很簡單，書中的主人公默爾索說：“人生在世，永遠也不該演戲作假。”
《局外人》，[法]阿爾貝·加繆著，金禕譯，讀客文化丨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9年3月版
陸銘：文學方面，我推薦黑塞的系列作品，這屬於你說的精神安頓類的。
在中文作品裡，去年看到的比較好的是徐則臣的《北上》。稍微老一點的作品，我推薦兩本薄薄的書：畢飛宇的《推拿》、《青衣》。如果實在要看經典的話，那就看老舍的《四世同堂》吧。我一直覺得，正兒八經的歷史書往往不一定有多真實；倒是嚴肅的文學，包括影視作品，有很多真相。
在我最近一段時間讀的書裡，丹尼爾·布爾斯廷的“美國人”系列：《民主的歷程》和《建國的歷程》。還有陶涵的《蔣經國傳》，值得推薦給大家。還是那句話，我們總是可以從人類歷史裡學到點什麼，雖然反思永遠顯得不夠，但我相信未來留給我們任性的空間並不大。
採寫丨羅東
校對丨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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