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早出現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國家，我們的確診感染病例為世界之最，但經過一線醫護人員等各行各業人員的齊心協力的奮戰，確診、疑似及死亡病例增速不斷放緩，我們取得了抗擊進行冠狀病毒疫情的階段性勝利。
但就在我們形勢不斷向好的同時，日本、韓國、伊朗及意大利等國疫情則急轉直下。其中韓國和意大利分別因為“31號病人”和“1號病人”等超級傳播者的出現，確診感染病例人數在近日呈現爆炸性增長，伊朗確診感染病例人數雖然不及其他國家，但死亡病例人數卻居高不下，儼然成為中東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尚未問世的情況下，我們此前受到廣泛爭議的“封城”措施被證明是對抗新型冠狀病毒最有效的方式。
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意大利自疫情爆發後反中言論就此起彼伏，但還是在疫情急速擴散的情況下，封鎖了倫巴第大區和威尼託大區共12個城鎮，要求5萬人在家隔離，並取消了米蘭時裝週、威尼斯狂歡節等一系列活動。
作為名副其實的所謂民主國家，意大利社會毫無疑問高度強調人權，而在疫情即將失控的情況下，意大利能夠緊急行動起來，實施所謂侵犯人權的“封城”措施，這充分說明了在所謂自由和民主的國家，“封城”措施是可行的，畢竟人命關天。
所以，無論伊朗還是韓國理論上都可以推而廣之，利用“封城”對疫情進行最有效的管控。
但靜夜史認為不置可否，因為“封城”作為一種國家層面的政策，不僅需要基於各自不同的國情，更要基於強大的綜合國力，而無論伊朗還是韓國，都不具備這樣的實力。
從我們奮戰武漢疫情的前前後後來看，封城作為對抗疫情的特殊手段，本質上是在和病毒賽跑，需要雷厲風行的決策和高效的執行力。
當下的伊朗自1979年開始走上了政教合一的道路，而神權在伊朗的號召力要遠高於政府，所以理論上說只要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一句話，伊朗也能在短期內迅速封城，實現“停擺”。
而韓國雖然作為美國在事實上的殖民地，在二戰後移植了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但韓國總統文在寅依然在韓國有一言九鼎的權力。所以理論上說，如果文在寅下定決心封城，韓國疫情重災區大邱等地也能夠迅速實現“暫停”。
但問題是“封城”作為防止因人員大規模流動而出現更大規模傳染的必要措施，從來都是“開始”而不是“結束”。雖然根據新型冠狀病毒防治的經驗，隔離時間已基本都是14天，但問題是封城一旦開始，絕不會在第15天準時解封，因為每個人潛伏期開始的時間都不一樣。
而且從武漢疫情的發展來看，已經陸續出現了潛伏期的24天甚至將近一個月的“超長待機”情況。所以一旦開始封城，必然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持久戰。
而停擺中的城市中居住著大量的人口，他們雖然不能出門，但基本的生活需要保證，這就需要全國層面強大的物資協調和調度能力，
而因為封城條件下，必然出現或多或少的確診病例，而這勢必又是對當地醫療體系的一個巨大考驗。而根據我們的經驗，各省都進行了規模宏大的對口支援，這是湖北省能夠在封城條件下有條不紊的重要保證。
說白了，“封城”的成功與否，除了考驗前期政府的決策力和執行力，更考驗後期的醫療等後勤保障能力，這本質上是綜合國力的一個全方面展現。
而從伊朗和韓國的體量來看，二者都不足以支撐長時間的“封城”措施。伊朗雖然國土面積遠大於韓國，但在美國長達40多年的圍追堵截下，伊朗經濟發展長期舉步維艱。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伊朗在封城的執行力上要強於韓國，但一旦停擺，其造成的潛在危害更加可怕，嚴重者甚至會導致全國經濟的崩潰。
所以，“封城”作為作業的最優秀參考答案，絕不是隨便就能抄的。
就像作業不怕抄不上就怕抄不對一樣，縱然伊朗和韓國能效仿我們進行封城，但不一定能保證封城措施能發揮更大效果。
而如果因國力不支而導致“封城”功虧一簣，出現虎頭蛇尾的情況，那麼屆時因封城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必然會和疫情帶來的矛盾產生恐怖的疊加，導致更加恐怖的災難。
所以，“封城”雖有效，可不要貪杯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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