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军
我国今年的经济发展任务艰巨，同时又面临疫情带来的各种经济运行压力，如部分企业遇到需求不足、员工不到位、资金链可能断裂等引发的生存风险；进出口贸易大幅下降所延伸出来的各种压力，如就业、外汇储备、全球供应链的变迁等；加上今年原本就要“攻坚”的经济风险和全面脱贫任务等。
迄今为止，为了应对疫情，从国务院层面已经推出的各项政策举措累加起来已经超过100项，若加上各地政府针对当地经济稳定和企业复工等采取的优惠政策，就数以千计了。这些政策大部分都是着眼于企业的资金供给、人员配置、物流畅通、经营成本降低等。我觉得，就短期救急而言，这些政策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否都有效则另外讨论。
疫情总是会过去的，就中长期而言，我们仍要认清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结构分化的特征，认清哪些是长期问题，哪些是短期问题。不要以为疫情过去了，长期问题也会消失。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多问题与疫情无关，或属于早已发生且趋向于固化的问题。举个例子，这些年来一直在鼓励企业投资，但投资增速为何逐年下行呢？
上市公司投资率（投资支出/分红后利润）变化
2010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3.5%，如今只有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回落幅度远大于GDP增速的回落幅度，核心原因还是因为企业投资意愿的下降。我们用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经济观察，发现央企的投资额占其分红后利润的比例从2011年以来都是下行的，而民企则是在2014年以后下行，尽管2016-17年民企盈利增速还出现了明显回升。
民企投资意愿的回落，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由于竞争环境问题，为此，改善营商环境确实非常重要。
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就是三去一降一补，实际上还是反映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要收缩并优化供给。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上市公司盈利增速上升，但投资率仍然下降的原因。如今，这一趋势仍在延续，这其中既有总量需求增速下行的问题，又有需求结构的问题。
总量需求增速的下降和需求结构问题，使得供给端的中小微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与此同时，迎合新的需求或消费模式的企业同时也在增加，新旧动能转换和优胜劣汰在自然推进。那么，政策面临的选择是如何救助企业？如果需求没有扩大，那么，救助企业就是扩大供给，最终结果仍是库存增加。
从表象上看，救企业，才能稳就业，问题在于，对于已经衰落和成为僵死的企业，救活一段时间后还是会死亡；救助有潜力能做大做强的企业？如果政策执行的水平能达到这一程度，那就不需要市场经济了。
所以，政策的取向还是很重要，要保持中性原则，避免病急乱投医。我觉得，供给端的重心应该放在制度改革方面，完善国家治理结构，推进企业改革。同时，政策投放或改革举措应该在最基础的层面着力——提升居民有效需求。
提升居民有效需求，实际上就是增加居民收入或增强居民在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从改革的层面看，就是要通过税收等手段来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因此，
与其大比例补贴企业（增加供给），还不如多补贴给居民，尤其是消费主力——中低收入阶层（扩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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