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瑞典的導演英格瑪.伯格曼在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眼中，他是最完美的導師，在維姆.文德斯的口中，他是巨大的燈塔。他始終將鏡頭對準人類的生與死、靈與肉、愛與欲的掙扎。作為二十世紀最傑出的電影藝術家，伯格曼率先將“電影”上升為哲學話題，並通過夢一般的光影和冰稜一樣的冷峻思考，將人類的掙扎和虛無呈現出來。
“上帝是否存在”，是他電影的創作核心，透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看見伯格曼對人類命運走向的擔心。
今天，我們正在經歷死亡的考驗，如果伯格曼還在，他一定會問：“為什麼上帝患上失語症，死神遊蕩在人間。”遺憾的是，這位藝術大師早已不在人世，我們只能透過他留在這個世界上的作品來思考生與死，存在與虛無的問題。對於伯格曼的電影，我總是懷著一種敬意去欣賞，因為我無法用任何精緻的詞彙來表示我對他的偏愛，儘管這樣的偏愛是沉重而悲傷的。
1957年，伯格曼拍攝了一部叫做《第七封印》的電影，這是伯格曼電影生涯中的里程碑，也由此開啟了電影的詩意與哲思之旅。在這部電影中，伯格曼集中探討了他一生都在思考的問題：宗教信仰、生命死亡。透過這部電影，我們可以走進伯格曼掙扎的內心和他不解的“天問”。
英格瑪.伯格曼，點亮“魔燈”，穿過迷霧走回過去。
海盜時期的狂野、中世紀後期的混亂、北海爭霸時期的失敗、拿破崙戰爭時期的謹慎......這是位於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部的瑞典的歷史剪影。這裡的夏季短暫宜人，冬季漫長無趣。歷史賦予了這片土地的厚重與樸素，環境賦予了這片土地曼妙的光與影。
在亞洲大地上，那些電影人們深陷在現實主義中無法自拔，試圖通過現實主義創作意圖找到表達自己內心的途徑。在西歐大陸上，浪漫主義的蔓延讓人們在其中找到了短暫的安慰，就像呂克.貝松說的那樣，“電影不是濟世良藥,只是一片阿司匹林”。好萊塢的導演沉浸在電影的造夢功能中，試圖用技術呈現出人們腦海中的夢境。而在北歐這片土地上，電影藝術似乎更喜歡這裡變幻莫測的光影和冷峻疏離的環境。
伯格曼站在北歐土地上，從古老的傳說和深厚的歷史文化中汲取養分，他的目光穿過充滿神秘的森林，帶著對幻想的偏愛，將這一切都融進自己的電影裡。我們在談論伯格曼的電影時，一定要從《第七封印》開始，而瞭解《第七封印》則需要打開伯格曼的那盞《魔燈》。
《魔燈》是巨匠伯格曼唯一的自傳，拍攝完《芬妮與亞歷山大》，宣佈自己結束電影生涯的五年之後。這本書，不僅是他個人的自傳，也是他寫的“懺悔錄”。在本書中，他嚴肅的坦露了自己的創作源頭和人生歷程，他沒有迴避自己的缺點、恐懼、憤怒，年輕時對納粹的痴迷、對情慾的迷戀。他人生中的重要時刻都能夠在這部書中找到對應的描述。
伯格曼曾說，“我的全部創作實際上完全以童年的印象為基礎。我可以隨時回到當時的情境中。整個說來，我所做的有一定價值的東西都可以回溯到童年。辯證地來說，我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童年，始終與童年進行對話。”毫無疑問，《魔燈》這本書是瞭解伯格曼創作歷程的最佳人口，跟隨著伯格曼的敘述，彷彿回到了那片古老神秘的北歐土地，回到了伯格曼嚴肅壓抑的童年。
伯格曼是牧師的兒子，洗禮、婚禮、葬禮這些充滿儀式感的瞬間構成了他童年的主要記憶。然而，他卻未能讓父親那樣坦然地談論死亡，對於死亡，他充滿了畏懼和驚恐因為，他忠厚老實的舅舅葬身於火車車輪之下，溫柔美麗的女傭因為未婚先孕的恥辱投河而亡，唯一的哥哥在年輕時企圖自殺，第三任妻子在車禍中意外喪生......面對這些接踵而來的死亡，伯格曼的心中只有一個聲音，“上帝去了哪裡？”
死亡就像伯格曼的影子，伴隨了他的一生。於是，有了《第七封印》，這部電影是伯格曼對死亡的思考，他渴求過上帝的救贖，最後卻發現唯有愛與希望才是救世良藥。
《第七封印》，“魔燈”照在牆上的影子，不僅是生死，還有未來。
在《第七封印》中，伯格曼的拷問隨處可見，這些拷問來源於他的童年，這是他揮之不去的記憶。當騎士和死神下棋的時候，他在拷問，上帝在哪裡，經過了十字軍東征的英勇的騎士，他為什麼和死神下棋。布洛克說，他需要上帝的幫助，需要上帝的救贖。可上帝從未顯現，從未因為他是英雄而救贖他。
布洛克在此時代表著的知識分子，他們身處風起雲湧的變革時代，物質文明的飛速發展，精神文明瓦解重構，信仰逐漸成為歷史潮流中的殘破碎片。經歷過戰爭的布洛克曾將上帝作為自己的信仰，他以為，他之所以能夠活著回來，是因為有上帝的幫助。可是，當他從戰場歸來之後，卻看見了死神。
從生到死，布洛克的信仰逐漸被瓦解，他開始在回憶中尋找和上帝有關的點點滴滴，他看見了愛、欺騙、死亡，唯獨沒有看見上帝。其實，愛本身就是上帝。只是布洛克從未相信過愛。最終，布洛克將自己封閉在人性的孤島上，質疑上帝的存在，揮劍斬斷了和信仰所有的關係，最終，也走向了死亡。
伯格曼電影中的死亡不是一種宿命而是一種審判，這一點在其他電影中也可以看出一二。很多導演會將死亡作為人類命運的重點，從而生出一種虛無的宿命感。伯格曼卻不是這樣，他有一種救世情懷，他將死亡作為一種審判，審判有罪之人，儘管上帝會缺席，但死神不會，死神公平又清醒，他最終會帶走那些有罪之人，留下有愛和信仰的人。
在伯格曼剛出生的時候，母親正感染著嚴重的西班牙感冒，伯格曼生下來時存在著嚴重的營養不了。一位老醫生甚至認定，伯格曼會夭折。伯格曼一出生，就和死神下了一盤棋，自此一生都沒有停止過對死亡的思考。
在《第七封印》中，我們可以看見伯格曼對死亡的態度，這種態度來源於他童年時的經歷。閱讀過《魔燈》之後可以發現，《第七封印》裡的種種都可以在《魔燈》中找到對應的描述。《魔燈》是關於伯格曼一生的描述，《第七封印》是關於伯格曼對於生死拷問。所以，《第七封印》是《魔燈》投射在牆上的影子，那明暗之間是生的希望和死的寂靜。
也許伯格曼也未曾料到，《第七封印》會給觀眾帶來如此大的震撼。因為，歷史是驚人的相似，戰爭和瘟疫一直都存在，人們對生與死、上帝與死神的探討從未停止。《第七封印》是一扇門，是人們瞭解過去的門，也是人們窺探未來的門。
《第七封印》一部現代啟示錄，可人類並不打算吸取教訓。
在巨浪滔天的海邊，勇敢的騎士布洛克正在和死神下棋，在下棋的間隙，他回顧了自己的一生。十字軍東征、瘟疫肆虐歐洲大地，還遇見過前程幸福的夫妻、貌合神離的夫妻，還遇見過嚴肅的祭奠儀式。最後，騎士和他的朋友又遇見了死神，在暴風雨中，他們和死神手拉著手跳舞，然後漸漸隱入黑暗。
《第七封印》的開端是“創世紀”，結尾是“啟示錄”，巨浪滔天的海邊就像剛剛分開的天地，一邊是滾滾波濤，一邊是廣袤的大地。而結尾的啟示錄，是關於生與死的啟示，有人因為愛和虔誠可以得到死神的諒解，而那些自以為英勇和聰明的人卻無法逃過命運的審判。
對藝術家來說，時刻保持著和他所處時代的高度敏感非常重要，尤其是對伯格曼這樣的藝術家。他被過去的經歷滋養，但他更需要現實的土壤。在現實中尋找片段，將其組接，映照著整個二十世紀的變革。在伯格曼的電影中，我們可以跟隨著他的拷問清楚的看見時代留下的痕跡，還有個體在這歷史洪流中的選擇。
《第七封印》的故事背景是在中世紀，電影中涉及到了兩個歷史事件，一個是十字軍東征，另一個是肆虐歐洲的瘟疫。前者發生在十二世紀，後者發生在十四世紀。伯格曼將兩個事件放在電影中，用回憶的方式勾勒出曾經發生過的點點滴滴，使得電影題材一開始就有一種厚重的感覺。
而在《第七封印》拍攝的那個年代，整個世界都處於不安和混亂的狀態，朝鮮戰爭、越南抗擊法國的戰爭、兩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第二次中東戰爭、蘇聯第一枚洲際導彈的發射......戰爭帶來死亡，死亡帶來腐爛，腐爛帶來瘟疫。《第七封印》就像一個預言，揭示著早已被忘卻的災難。很顯然，十字軍東征象徵著五六十年代的世界局勢，瘟疫象徵著文明的崩壞。
人類文明是如何完成的？是戰爭，不是科技。人類走向文明的道路上鋪滿了陰暗的瓷磚。慾望推動著人類社會往前走，也帶來了諸多災難，如果說是戰爭意味著野心的膨脹，那緊隨其後的瘟疫則是來自上帝的審判。從一戰到二戰，戰火蔓延的地方生靈塗炭，戰爭扯下了人類最後的遮羞布，將嗜血的慾望傳遞給每一個人，就像瘟疫的蔓延，而死神，此時正躲在陰暗處冷笑。
《第七封印》絕不是一部悲劇，伯格曼的心底到底還是保留著對人類社會的慈悲與愛。騎士布洛克曾遇見了一對夫妻，他們在馬戲團工作，丈夫虔誠的相信神明，妻子更是對此唯命是從。因為心中有愛和信仰，所以，他們得到了死神的寬恕。在所有人都不得不走向死亡的時候，他們走向了新的開始。
戰爭就是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它直指人類內心的罪惡，瓦解了人們的善良和愛，釋放出了人們內心最古老真實的慾望。
黑格爾曾說，歷史給我們的教訓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1957年，《第七封印》上映之後，引起了電影界的一片譁然，他們對如此宏大的命題表示驚歎，也佩服伯格曼的冷靜和清醒。電影人、影評人、哲學家通過不同的角度來分析這部電影，將這部電影和人類未來的命運僅僅的連接在一起。他們賦予這部電影無上的榮譽，他們控訴人類對慾望的放縱，控訴戰爭的殘酷，然而，卻沒有從中吸取任何教訓。
今天，我們不在回顧歷史，驕傲的人類永遠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但“為什麼上帝患上失語症，死神遊蕩在人間？”伯格曼式的拷問依然存在，因為人類終究是懦弱而自私的，他們生下來就帶著原罪，需要用一生接受審判，等待“第七封印”的解封，等待著未知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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