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華文文學版圖中的重鎮，北美華文文學創作極為興盛。
北美華人作家隊伍，前期主要由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和移民組成，現今則以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新移民為主。耕耘多年的作家，有嚴歌苓、張翎、劉荒田、張鳳、黃宗之、葉周、江嵐、薛海翔等，新生代作家如伍綺詩、二湘等，他們的創作同樣值得期待。
縱觀這些作家的創作，可以發現兩個特點：在文化內涵層面，北美華文文學通過對文化、族群和性別等問題的思考，在身份認同等議題上進行了敏銳探索；在文學性層面，他們延展舊有“中國敘事”的同時，吸納域外文學的創作思路，逐漸建立起華人敘事的世界性視野。
對文化、族群、性別議題的反思
海外華人作家，處於文化交界地帶。這一特殊的境況使他們擁有跨文化的優勢，也面臨著邊緣化的困擾。對此，華人作家有清醒的認識。
劉荒田對海外華文文學的邊緣化處境作了冷靜分析，他期望的是真正有分量的新移民文學，希望這些特殊身份的作家能夠寫出展現公民社會全景、描述移民苦難歷史、揭示文化融匯底蘊的厚重作品。
黃宗之同樣意識到新移民作家面對的歷史挑戰。他認為，文學創作上，要突破過去創作主題的瓶頸；文化交往上，應積極展開與國內外主流文化的對話；創作心理上，要從既不屬於原鄉也不屬於異鄉的窘迫疏離狀態中走出來，大踏步向融合的方向邁進。與之相近，海雲用“融入”和“包容”來描述海外華文文學的時代主題，其中包含多元文化的相互包容和融合、移民作家生命體驗的再反思等內容。
海外華人的寫作，總體上處在蓄勢開新的轉折階段。北美華人作家的思考和創作，顯示出內在的潛能和活力。在他們筆下，文化、族群和性別等議題受到特別關注。
在文化議題方面，北美華人作家著眼於中西文化的交融和對話，建構起跨文化的身份和視角。劉荒田的散文寫作，以小品看眾生萬象，經年積累，蔚為大觀。最初，他受木心、余光中、吳魯芹、喻麗清和邵燕祥啟發，在歐美經典作家中則特別受惠於羅曼·羅蘭、紀伯倫。接觸到王鼎鈞的散文後，他在文學觀和世界觀方面成熟起來。他評價王鼎鈞：畢生奉獻於文學、自甘淡泊、有宗教情懷，實則也是對自己的勉勵。在身份認同上，劉荒田也初步完成蛻變，自稱為“亦東亦西”的“異類”。
張鳳的學術隨筆，試圖架起華文文學與西方主流學界的橋樑。她所勾勒的北美漢學家群像，從清末民初的戈鯤化、趙元任、裘開明等，到戰後的張愛玲、夏志清、葉嘉瑩、孫康宜、張光直、傅偉勳和杜維明等。通過這些知識人的跨文化生存體驗，張鳳觸及傳統文化的迴歸、文化中國的追尋等論題。這些來自中國的文人學者，憑藉其在北美學界所佔據的位置，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發出了學術上的強音。
在族群和性別議題方面，北美華人作家的觀察極為敏銳，觸及到不同文化境況中弱勢族群的生存難題。嚴歌苓以塑造女性形象著稱，在她筆下的一系列角色，如小漁、扶桑和王葡萄等人身上，滲透著華人女性的生命哲學。這些天真純樸又流光溢彩的女性，與西方女權主義倡導的“第二性”不同，凸顯的是東方女性的大愛和無私。嚴歌苓的寫作，由此跳出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等創作思潮對華人寫作的約束，走向原生態的、具有歷史感的廣闊天地。
年輕一代的華人作家，則以銳利的種族和性別反思，受到文壇矚目。伍綺詩於2014年出版的《無聲告白》描述了一個華裔女生的成長悲劇，穿透人生，刺痛人心，受到歐美媒體追捧，成為當年文學出版領域的一匹黑馬。該書封面銘刻著作者的人生宣言：“我們終此一生，就是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但對於華人移民來說，這種自我的尋找何其艱難。成長於混血家庭的孩子莉迪亞，從一開始就不得不陷身於種族和性別造成的牢籠，並最終被外界的期盼所壓垮。莉迪亞的悲劇，乃是弱勢族群的一次生命控訴。與這些議題相關的作品，還有傅金的《今日為男》、王葦柯的《中國女孩》等。這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出現，預示著北美華人文學新生代的登場。
深度挖掘普遍性文學主題
華人文學敘事的世界性特質，包含兩方面內容：其一是從海外視角講述中國和華人故事，拓展了題材的內涵和外延；其二是關於普遍性主題的思考，在移民與流散、戰爭與災難、人性與靈性、時間與空間等議題上作深度挖掘。二者相互關聯，不可分割。
在北美華人作家中，哈金是自覺思考流散問題的一位。他的第一本評論集《在他鄉寫作》，收錄了2006年在美國萊斯大學發表的3篇演講。其中講述了俄國流散者身處文化夾縫之中的兩難處境，他們懷念故鄉，卻不得不設法在移居地生存下去。生於中國東北的哈金，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他對閾限空間的感受，與俄羅斯流散者有相通之處；同時，作為華人流散作家，他傳達出的是與俄羅斯流散者有別的觀察和體驗。在關於中國故土生活的描寫中，哈金傾向於超越政治、地域和文化的藩籬，關注普遍性的生存困境；以移民為題材的小說直面移民生活困擾，剖析了追求自由的失落、無奈及其需要付出的代價。
陳河對於戰爭題材的鐘愛，源於個人經驗。他的寫作視角、戰爭史觀，具有個性化的特徵和文明反思的深度。
張翎對戰爭的描寫，則從災難的視角切入。這與她聽力康復師的職業有很大關係。她對“災難與人性”的主題有強烈的好奇，並由此展開人性、創傷、救贖等一系列話題。
在對人性的挖掘上，如果說李彥試圖高揚人性的理想主義旗幟，那麼陳謙更願意描摹高科技時代人性的複雜。李彥的《紅浮萍》以自敘傳的形式，書寫一個家族三代女性的生命歷程。她們以其抱朴含真的品質直面蕭瑟飄零的命運，成為坎坷時代的精神象徵。延續這種精神氣質，她的非虛構作品《尺素天涯——白求恩最後的情書及其他》圍繞白求恩的感情維度重新塑造了一個有血有肉的國際主義戰士形象。
與之不同，陳謙的《無窮鏡》感興趣的是科技與人性的關係，由此帶出作家對人生的多元理解。在她看來，人生道路往往是外部世界無數鏡像的疊加，鏡像疊加後會生成何種新鏡像令人著迷。
施瑋關於靈性問題的思考，對症現代社會的生活空洞和信仰危機。雖然靈性本身有“不及物”的嫌疑，但隱含著作家對人生的期盼，那就是在平庸的生活表層之下潛藏著鮮活的靈魂。這一寫作路徑的提出，或許更大的價值在於中西兩種文化的精神相遇。施瑋發現，在中國古代的性靈論與西方基督教的靈性話語之間，有不可言說的共通之處。在這種文化相遇、精神對話的交集中，靈性寫作找到了生長的空間。
文學是時間的藝術，華人作家在時間問題上的探索體現出小說藝術上的匠心。嚴歌苓的《芳華》，著力點是對歷史記憶的敘述。對於其中“內在時間”的嵌入，論者作了精要分析，認為打破了線性歷史敘事的侷限，以多元視角共建起了敘事時間鏈。陳河的《黑白電影裡的城市》，試圖捕捉“時光流逝的美感”。他受伍爾芙《時時刻刻》《到燈塔去》啟發，把3個層面的時間組合在一起，形成了小說的時間網絡。但體現陳河小說神髓的並不在這些表層技巧，而是如何打通時光的通道。在打通的那一刻，他捕捉到了內心“模糊的光芒”。正是在這裡，小說顯現出了與歷史相區別的特質。
對海外作家來說，對空間的處理也是一個挑戰。二湘的《暗湧》以命運為主題，講述時間的流逝，凸顯精神焦慮時代“無限的空”。引人注目的是小說中的空間感。作者以職場創業為基本架構，借人物的行蹤帶出喀布爾、硅谷、上海、深圳、埃塞俄比亞等地域，涉及三大洲兩大洋，編織出全球化的空間網絡。為這些空間注入能量的，則是作者的記憶和對城市慾望的感受。更進一步，在這些表象背後，追問的是生命的真諦和苦難的意義。這一舉重若輕的處理方式，受加拿大作家邁克爾·翁達傑的《英國病人》的啟發，或可稱之為全球視野下的文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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