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11年軍醫經歷的畢淑敏,8年前寫文“預言”疫情蔓延韓日意


11年軍醫經歷的畢淑敏,8年前寫文“預言”疫情蔓延韓日意


本文配圖選自畢淑敏老師微博、新聞圖片,以及電影《攀登者》,電視劇《外科風雲》劇照。

筱懿對你說:

沒有人可以預測未來的事,但我相信有人能夠根據深厚的專業功底、廣博的智識見聞發出警醒,別忽視這樣的“預言”。


眼看著國內狀況一天天好轉,病毒卻又在日本、韓國、意大利等地迅速蔓延(點此回顧)。西班牙、奧地利、克羅地亞、瑞士、法國、德國、阿爾及利亞等國家和地區也出現了新病例。

最嚴重的韓國,已確診1595例,死亡12例,總統身邊也出現過感染者。

太揪心了。

8年前,著名作家畢淑敏的長篇虛構小說《花冠病毒》,就“神預言”過今年經歷的這一切。

她早就說過:“我相信人類和病毒必有一戰,必將多次交鋒。”

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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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非典爆發時,畢淑敏老師臨危受命,加入中國作協特別採訪組,趕赴抗擊非典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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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電話時,母親已經身患肝癌晚期,她擔心這一走可能就是生離死別,就在電話裡說:讓我考慮一下。沒想到母親聽見立刻勸她:“國家有難,召喚你,那你去,我活著等你回來!”

畢淑敏去了。晝夜奔忙走訪一線醫生護士,採訪外交部、國家氣象局、軍事醫學科學院、衛生防疫部門,也包括熬過來的患者。

畢淑敏梳理海量的所見所聞,醞釀沉澱了8年,融入科幻式想象,終於在2012年形成長篇小說《花冠病毒》。

故事講述一種極其罕見的嗜血病毒,從千萬年的長眠中甦醒過來,襲擊了一座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疫情迅速失控,緊接著城市封鎖、民眾出逃、搶購成風……真實與謊言原形畢露,更多的是人們與病毒殊死相搏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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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乎一個叫“寒時”的網友描述:“這本書讓我有種臨近死亡的感覺,過去了好幾年,那種內心深處的恐懼還是會偶爾跳出來警醒我。”

連讀者都能產生瀕死感的文字,可想而知對作者是何等入骨入髓的精神碾軋。

畢淑敏老師曾發微博回憶寫這本書的煎熬:

“不知多少次在夢中看到病毒,那麼真切那麼鮮豔,彷彿可以觸摸到它們捲曲的邊緣和瑰麗的顆粒(又是我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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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這部小說時,我的手指集體造反,多個腱鞘發炎。電腦鍵盤上的每一格,都變成了某種尖銳的野草種子,敲下去的時候,十指關節和雙腕一起持續痛楚。我對自己小聲說——你要堅持。”

“《花冠病毒》裡滲透了我人生的結晶:我青年時代在西藏飲下的每一口冰雪,我當醫生搶救垂危病人時對心臟的每一次按壓,我對鮮血從恐懼到習以為常的每一分鐘目不轉睛……”

這部虛構小說裡,病毒源頭是冰川水(是虛構,可別嚇得不敢喝礦泉水了)。

冰川、鮮血、搶救病人。這些靈感,都脫胎於畢淑敏的親身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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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畢淑敏還不到17歲。從北京出發,先乘火車再坐大卡車,連續12天的長途跋涉,成為當時進駐西藏阿里高原的第一批5位女兵之一。

隨著大卡車的顛簸,原本平坦的世界彷彿變得豎立起來,從3000米、4000米,再到5000米、6000米,讓畢淑敏恍惚覺得這已經不再是地球了,它荒涼的程度就像火星或月球的背面。

畢淑敏在阿里高原當了11年兵,當過衛生員、助理軍醫、軍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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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的畢淑敏

喜馬拉雅山、岡底斯山、喀喇崑崙山,這些地理課本上險峻、寒冷、蠻荒的名字,在一群十七八歲的姑娘眼前次第鋪開。

廣袤的曠野和雪山,巨大的時空感,對畢淑敏影響很大。置身這樣的環境,人並不會去關注那些斤斤計較、細枝末節的東西。

“倘若要說在西藏當軍醫的經歷給我最大的影響,應該就是親身見證了在大自然面前,人類生命的渺小與脆弱,這是長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很難體悟到的。”

畢淑敏說過,在那裡“你有一千種可能性會死,比如雪崩,比如墜崖,比如高原肺水腫,比如急性心力衰竭,比如戰死疆場,比如車禍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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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畢淑敏在西藏阿里軍分區衛生科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網商業頻道

那時學習解剖,是四個女生硬扛著一具遺體爬上高山之巔。

或許昨天,醫護人員們還在幫這人檢查身體狀況,甚至跟他說話,但轉眼人就沒了。

當地有天葬習俗,然而又缺乏天葬師,衛生所的老醫生會盡量滿足逝者家人的要求,把遺體抬到高山之巔,解剖後讓蒼鷹禿鷲分食。

家人囑託完畢,還得回家幹活維持生計。

在空曠的山巔,老軍醫拿著手術刀,教女軍醫們認識人體每一個器官,每一條神經走向……這一幕莊嚴肅穆,也深深烙印在畢淑敏和同伴們腦海裡,讓她們明白生命的珍貴與短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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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她曾經唯一一次想過自殺。

19歲的時候,寒冬臘月,高原氣溫-40℃。部隊凌晨3點起床拉練,穿越無人區,翻過6000米高山。女兵們身背乾糧、彈藥武器、紅十字包,重達70斤,每天徒步60公里。而且不能停,太陽落山之前必須趕到,否則會被凍死在雪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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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下午,畢淑敏覺得十字揹包帶都嵌進了鎖骨,感覺肺裡已經吸不到一點氧氣,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喉頭又鹹又苦,像要吐出血來。

她想,這樣的苦難何時才能結束啊?當時只有一個念頭:不活了。

終於找到一個“好機會”,往上看峭壁高聳,往下看是深不見底的懸崖。只要一鬆手,什麼都結束了。

但最後一剎那,她發覺後面的戰友離自己太近,如果自己墜下懸崖,一定會把他也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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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能害戰友,只能拼命咬牙往前走,但地勢逐漸平坦起來,再想找這麼一個“最佳自殺地”就不容易了。走著走著夜色濃重起來,目的地也到了。

畢淑敏在《開講啦》講到過這段往事,時隔四十多年依然感慨:“當我們以為自己頂不住的時候,那並不是最後的時刻,而是我們的精神崩潰了。只要堅持精神的重整,就算暫時感覺萬劫不復也可以找到出口。”

與死亡近距離交鋒過,會讓一個人變得不一樣。

那些顧慮、憂懼,別人眼裡“應該是什麼樣子”的樊籠,統統不再重要,包括戀愛婚姻,也一切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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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畢淑敏和丈夫蘆書坤相識,戀愛5年結婚。

蘆書坤說,第一眼被這女孩吸引的,既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才氣,而是神情,有不屬於年輕姑娘的鎮定平靜。

蘆書坤問畢淑敏為什麼如此波瀾不驚,她說可能在西藏太寂寞枯燥了,天天看著單調的雪山和一動不動的雲,人就呆若木雞了。

畢淑敏的“老實”是真的。

在高原,好幾個女生偷偷談戀愛,忙著給喜歡的男生織毛衣。她卻安安靜靜遵守著部隊不準談戀愛的規矩,一有空就反反覆覆讀魯迅,因為當地實在太偏遠,書籍運不過去,能讀到的文學書只有全軍下發的《魯迅全集》。

她的“叛逆”也是真的。

畢淑敏轉業回北京後,一個念頭日益清晰:要把在藏區那些年的經歷寫成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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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她34歲,已經是一家工廠衛生所的所長,也是一個眾人眼裡拖著孩子的“中年婦女”,早就不是女文青的年齡,既沒空閒也沒寫作經驗,所有人都認為她是自討苦吃,包括丈夫蘆書坤。

她無所謂:“我喜歡寫作才拿起筆,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當一疊疊稿紙出來後,丈夫徹底信服了。

等妻子完稿,蘆書坤反而比她還急,忙著找出版社,生怕郵寄弄丟了,自己騎著自行車跑大老遠把書稿送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據說編輯看完大為吃驚,不相信一個新人居然可以寫這麼好,懷疑是不是有人代筆。

終於這篇《崑崙殤》成為畢淑敏的處女作,也讓她走上另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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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區的磨難讓她直面生死,醫生的職業讓她閱盡悲歡,寫作讓她把這兩部分合二為一。“我不是為了當什麼作家才寫作的,我是心裡有話要說。一個人真有話要說的時候,別的就都是次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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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覺得,循規蹈矩和標新立異,奇異共存在畢淑敏的氣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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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美滿,孩子優秀,人到中年,名利雙全,一切都異常完美。但畢淑敏卻在46歲“高齡”做了件另類的事:去北師大讀心理學碩士。這時,她兒子已經上大四了。

人到中年讀書必然吃力,從著名作家淪為學渣,換了別人誰受得了?她卻能不沮喪不妥協,客觀地自我分析,找到長處和短板,終於取得碩士學位,如願成為心理諮詢師。

事實上她從來沒受過年齡的束縛,也沒停止過開疆拓土的腳步。

56歲,花掉一半積蓄,和兒子一起環球旅行,只為不留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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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歲,簽了生死狀,注射完各種預防惡性傳染病的疫苗,坐上穿越非洲的“非洲之傲”列車去奔赴“一次史詩般的旅行”,看獅子血淋淋分食羚羊和角馬,看非洲象在河邊喝水奔跑,看貧民窟裡當地人的生活,把這些見聞都寫進《非洲三萬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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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淑敏微博裡記錄的埃塞俄比亞岩石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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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約翰內斯堡黑人居住區索維託做客

65歲,登上北極,在破冰船上躥下跳的顛簸中,在狹窄的船艙裡寫作,帶讀者“同遊世界洪荒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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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問她為什麼去那麼危險的地方,畢淑敏答,在世界上最可怕的險境,恰恰是凡事萬分小心。

看似兇險的地方可因為謹慎而安全;覺得安全的日常可能埋藏無數風險。

就像這17年來,畢淑敏在灑脫的生活中,從來沒有忘記過病毒這個暗黑記憶。

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的時候,畢淑敏不掩飾這種緊張。

“它又來了。”每次聽到哪裡有病毒感染,包括國外的疫情,她也和我們身邊的鄰居阿姨一樣會感到緊張。但她的緊張不來源於盲目,反而恰恰是來源於極致的清醒。

“我們至今從未真正摸清病毒的規律,不能把病毒的某一次‘消失’當成永遠的勝利。只要滋生它的土壤還在,它就很有可能捲土重來。”女醫生的凜冽理性,一直在她溫和的氣質裡藏著,像一柄閃著寒光的小刀露出尖來,遇強則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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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跡罕至的南極

非典的時候,畢淑敏見過一位年輕護士,因為處理病人的排洩物被感染。她最焦慮的是每天都要給父母打電話報平安,但絕不能讓他們知道自己被感染。

那位護士連氣都喘不上來,只好拼命吸氧,積蓄一點點可以不用氧氣說話的力量,然後迅速撥通電話,飛快說一句“我現在特別忙,正在搶救病人”,就趕緊掛斷,因為她再也沒有氣力再說一句完整的話了。

女護士的父母,老兩口分班,24小時看電視,只希望採訪到一線醫務人員的時候,能看見女兒的身影,哪怕是從旁邊經過一秒呢。結果一次次失望。

最後,那位女護士終於康復了,說的第一句話卻是:自己血液裡有強力抗病毒血清,任何時候都可以找她用血清救治病人。

從這個女孩身上,畢淑敏受到強烈震撼,“我相信這種精神就是支持她走出絕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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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回到開頭。我認為與其說《花冠病毒》是預言,不如說是寓言。

不必對號入座,也不能丟棄謹慎。就像在數千米的懸崖之上負重前行,只要不鬆手,總有抵達目的地的一天。

正視子夜的深淵,也相信天一定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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