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這是關於“與民同樂”的最早記載。雖然孟子主張與民同樂，但是這一主張並不會受到統治者的重視。中國古代統治者對人民的態度大致上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如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宮中”，二是明白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真理，能夠嘗試“與民同樂”。宋代統治者在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後，明悟了<strong>堵不如疏的道理，因而宋代貫徹與民同樂的治國理念的程度為古代中國曆代王朝中最為深刻的。

一、 與民同樂治國理念的歷史背景

1、農民戰爭興起

唐太宗李世民雖然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真理並且以此教育其後世子孫，但是李氏子孫顯然沒有明白其祖的苦心，唐末統治者昏庸無道，忽視民間疾苦，王仙芝、黃巢等人的農民起義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

而北宋初年也爆發了多起農民起義，因為宋廷對四川的殘酷壓榨，王小波、李順以“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為號發動了農民起義，這場起義雖以失敗告終，但也使宋王朝深刻認識到農民反抗力量的不可忽視。因此在四川地區的太守任免上，懂得<strong>順應民意、減少壓迫是評價該地太守政績的標準之一。

自陳勝吳廣起義後，農民起義多爆發於統治者殘暴斂使得農民苦不堪言的王朝末期，宋初就有農民起義，這反映出農民反抗暴政的意識的進一步覺醒，也反映出古代農民對自身權利和財富的保護和追求。這不得不讓宋代統治者警醒，如何穩固王朝的統治成為重中之重。“均貧富”一直以來都是勞動人民的追求，階級壓迫會導致官逼民反，而與勞動人民和諧共處無疑是最佳的方案，與民同樂能夠順民意，因此宋代統治者選擇了“與民同樂”的治國之策。

2、門閥觀念衰退

科舉制的實行對世家門閥的傳承與延續造成了強烈的衝擊，寒門學士也能夠入朝為官，獲得高官厚祿。加之唐末戰亂，使得古代中國1000年來的世家門閥傳承失去了根基，門閥政治走向沒落，統治者也無需依靠門閥之間的關係來維持統治。皇權統治基礎發生變化。

此時，統治者更加依靠的是科舉制下出現的各路精英人才。這些人中雖有世家門閥培養的人才，但是一直保持著耕讀生活的普通人家出現的人才數量也不容忽視。皇權統治基礎的變化除了對皇權運作方式產生影響，還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結構、經濟文化取向及社會流動方式。

官僚階級的組成多樣化，底層百姓有了向上層社會進階的可能性，這種情況促進了社會各階層的流動和交流，階級觀念有所弱化，“

3、孟子學說復興

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雖僅次於孔子，被尊稱為“亞聖”，但是孟子的學說及治國理念並未受到歷朝歷代統治者的重視，這主要在於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樣的治國理念是不可能得到視己為貴的統治者的重視的。

孟子學說能夠復興主要在於唐宋幾百年間的“孟子升格運動”，這可以說是科舉制下的一個創舉，眾多的儒家門生為之努力，如唐時韓愈及宋代孫奭。韓愈強調孟子是孔子學說的正統繼承者，在其《原道》一文中指出“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孫奭作為宋代的三朝元老名儒，主持勘校了《孟子》。

孟子學說的復興，促使了孟子所倡導的政治理念也能夠得以踐行，雖說在封建帝制下帝王最為尊貴，統治者的根本利益不能撼動，因此不可能達到“民貴君輕”的程度，但是孟子所強調的重視民生，以民為本的理念也得到了統治者的認同，因此“與民同樂”的治國之策在兩宋時期具備了實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 具體的表現

1、帝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士大夫對於皇室而言其本質上與平民無異，故而與民同樂最重要的表現之一便是帝王能夠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不是用士大夫治天下，宋代統治者在這一方面上是古代中國其他朝代所無法比擬的。宋代的士大夫參與政治的熱情極高，除了科舉制打破了門閥的束縛，更在於宋代統治者對待士大夫的態度。宋代有“刑不上大夫”的硬性規定，士大夫即使觸犯了統治者，最多也就被貶流放，例如我們所熟知的蘇軾被多次貶謫流放，很少有士大夫因言失命。

宋代比較寬鬆的政治環境，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提供了良好條件，士大夫的生命安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護，即使在蔡京、秦檜這些權相當道時，那些極力反對他們的士大夫也少有因此喪命，這在古代中國的其他朝代是極其罕見的。甚至在士大夫參與皇位之爭、皇室內部紛爭後，仍然能夠得以善終

2、帝王“與民同樂”的表現

宋代以來，社會融合加快，加之商品經濟的發展，市民文化得以興起，在這樣的條件下，帝王“與民同樂”成為了可能。宋真宗時，統治者多次下詔允許官民遊樂，曾經由官府出資舉辦船賽活動，讓百姓進行觀賞，以便達到與民同樂的目的。

《宋史▪本紀第七》記載“赤縣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攝官，賜粟帛終身；八十者爵一級”，同時舉辦娛樂活動允許士大夫和百姓遊樂三日，這是宋代統治者重視民生，與民同樂的重要表現。

而宋仁宗不僅對士民遊樂持支持態度，並且多次參與這些活動，做到了親身與民同樂。在元宵燈會等活動中，宋仁宗也會登御樓與百姓共賞花燈，彰顯其“與民同樂”的治國理念。為此，宋代時期，官方會定期舉辦文化娛樂活動，天子與庶民同樂被視為國泰民安的象徵，這時的與民同樂對統治者來說更是一個政治活動。

3、士大夫“與民同樂”的表現

在與民同樂活動上，宋代統治者已經身體力行，那麼士大夫階層自然是上行下效，熱衷於官民同樂。最為人所知的便是大文豪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講述了他與滁州百姓同遊滁州山水的情景表現了太守與民同樂，除了《醉翁亭記》，歐陽修在其《豐樂亭記》中也講到“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這也表現了百姓願與士大夫共同遊樂的意願。而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為報傾城隨太守”也表現了官民同樂的盛大場面。

宋代的官民同樂同帝王與民同樂具有相似的政治含義，民願與官同樂則表示士大夫為官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和支持，說明士大夫為官能夠順民意。說明其政績好，可以作為政績考核的評價標準。

4、市政建設體現與民同樂

受宋代抑武尊文政策的影響，整個宋代社會有一種比較輕鬆的風氣，宋代在城市建設注重園林修建，修建了許多皇室園林，而這些皇室園林也會定期對市民開放，為百姓稱道。同時地方長官也注重園林的修建，例如歐陽修命名醉翁亭和修建豐樂亭，滕子京重修岳陽樓等等。

無論皇室還是地方長官，他們修建園林多是受到“與民同樂”的治國理念影響。良好的市政建設為百姓娛樂活動提供了場所，宋代百姓的娛樂活動也較為豐富，在《清明上河圖》上便生動形象地展示了宋代百姓的日常生活，宋代社會呈現出一派祥和的氣氛。這也是“與民同樂”治國之策行之有效的體現。

三、 總結

我們應該認識到宋代統治者實行“與民同樂”的治國之策是以維護其皇權穩固為出發點，雖然倡導與民同樂，但是涉及到趙宋政權的根本利益時，統治者仍會摒棄這一理念，統治者的意志會影響國家政策，這也是程朱理學從異端學說變成官方學說的根本原因。但我們必須肯定宋代“與民同樂”治國理念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它不僅豐富了宋代百姓的娛樂生活，同時也開啟了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轉變的步伐。

參考文獻：

1、《孟子》

2、《韓昌黎集》

3、《宋史》

4、《江城子▪密州出獵》

5、《豐樂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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