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瞭解清楚事物之前，先不要隨意批評它；在我們能夠總結出一句之前，先對他們言語的精闢充滿敬意。
儒家文化已經浸透在我們骨子裡面了。無論是大陸港臺、還是歐美海外，只要是文化意義上定位自己為華人的，舉手投足之間，都無可避免地散發著不可避免的儒家文化特色，你可能沒有仔細觀察，但是，哪怕是最不足道的言談舉止，都是顯示我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人：
見面問“您吃了嗎？”，這本質是“禮”；見到人“隨地吐痰”心生厭惡，這本質是“義”；有點事“儘量不麻煩別人”，這本質是“仁”；做事“不過於極端”，這本質是“智”；“有借有還再借不難”，這本質是“信”。我們以為儒家文化遙不可及，對於儒家文化刻畫在我們內在的東西，“只緣身在此山中”，很難直接的感覺到，就像空氣和健康，平常我們想當然地沒感覺，但是沒感覺到的，不代表不存在，並且到了需要的時候，我們才發現，它們是如此重要。
自“五四”以來，傳統儒家文化逐漸被人看得“一文不值”，至今，仍然有“烏合之眾”跟風，人云亦云地說儒家和孔子是“臭老九”，認為只有科學才能拯救一切，但事實證明：科學只能改造環境，並不能拯救靈魂。如果要拯救靈魂，需要宗教或哲學思想這些形而上的東西，這些東西只能產生於人的腦袋，應用於人的思想，雖然不能像科學規律那樣先天的存在、被發現、加以利用，但是對於人在這個世界上更好地生存，依然有著莫大的作用。
如果我們要責備儒家文化，那麼肯定是要其為近代以來的恥辱背鍋，但是我們看看歐洲，經過千年的中世紀，人家也沒有責怪基督教所帶來的思想禁錮，反而在文藝復興的同時依然過著聖誕節、復活節，文化傳統不能徹底丟棄，因為在我們骨子裡面，我們就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要丟棄文化就是丟棄我們自己。如果我們能夠帶著對儒家文化的認同和尊重，“文化復興”到百家爭鳴的思想，平等看待各種思想，那也許將是我們中國人可以與歐洲文藝復興到希臘羅馬思想媲美、等量齊觀的思想變革運動了。
依靠文化傳統，跟進社會發展節拍，是有可能將傳統發揚光大的。再說了，要從社會學科裡面要求自然科學的成果，未免過於苛刻。儒家文化與科學並不矛盾，日本自居為儒家乃至中華文化的“所謂”繼承者，要求公司入職的員工誦讀《論語》，在繼續發揚儒家文化的同時，依然有著先進發達的科學和技術，在我們為曾總認為“外來的和尚會念經”汗顏不已的同時，終於發現我們自己原來一直懷瑾握瑜而不己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瞭解到自己，這已經是很重要的進步了。
《大學》
《大學》開篇立意極高，似乎是從當一個“為民做主”為官之人的角度來看的，現今的“為人民服務”是白話文，其本質與《大學》開篇這句話並沒有什麼不同。即便自古至今為官隊伍中有著不少“蛀蟲”，但是並不改變這其中引人為善的重要涵義：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的整個篇章其實就是邏輯並系統化地說明儒家的“方法論”，主旨在於指導人如何去為人處世乃至建功立業，是一套“學而優則仕”的理論方法。您可能不需要治國平天下，但修身、齊家估計是每個人繞不過去的。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套系列化的邏輯鏈條中，最為重點強調的是“修身”，修身是銜接內在與外在、自己與國家最為重要的一環，修身如此的重要不言而喻。但具體如何實現，個人在於每個人的參悟，也就是“格物->致知”，沒法具體言明，這種方法在於個人的悟性和修為。
雖然無法明確修身如何具體實現，但是有一點是必須的，那就是“正心”。全神貫注於一件事，這是非常必要的，“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肯定是要不得的，絕不可以“吊兒郎當”，除非有天賦，否則，一個人最好老實認真的思考，“專注”才有可能“頓悟”。
修身為學有所成之後，最好把自己發揮出來，也就是現今所說的“實現自己”，在“建功立業治國平天下”之前，首先一點就是要“齊家”。齊家的目的顯然是要“過上幸福生活”，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狀態是：父慈子孝、兄弟和睦、夫唱婦隨，放在古今應該都是沒錯的。“和氣生財”，“成家”之後，隨著而來就是要維持家庭生活的財富，也就是“立業”，“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獲得財富有著門道、也要有著基本的道德法律前提。在成家立業之後，如何看待財富，也是擺在現代人面的種種選擇：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理智的人願意消費錢財去完善自己，但有的人則是損害自己去獲得錢財。這完美詮釋了一直以來的一個現象，那就是“男人有錢變壞，女人變壞有錢”，這種現象顯然這句話很好的反面教材。
錢財，對於死後的自己，乃至自己的後代，其實作用並沒多麼大。所以，不如在擁有財富的時候，使用它們使得錢財真的“變成是自己的”，花費錢財去完善自己，購買必需的東西提高生活質量，捐出多餘的部分獲得精神上滿足，這就是“以財發身”，一種高於普通人或者吝嗇鬼的選擇。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
對於國家而言，最重要的利益不是錢財本身，而是使用錢財引導人們去改造生存環境，使得生存環境對於人們的生存更為“適宜”。古代的“義”就是“適宜”的意思，無論在自然物理、人倫道德、法律方面，只有事宜的才是“有義的”，如果藏富於國就要反哺民眾，如果藏富於民那麼經濟自然就能繁榮。
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處在上位的時候，不要盛氣凌人，處在下位的時候，不要攀龍附鳳，身正影不斜，就不用求人了，不求人也就不會被拒絕，這樣也就不會怨恨別人。不埋怨命運不好，不抱怨其他人不好，這才是一個正確的處世方式。當今社會人們戾氣很重，隨便路怒症就能出個大事故，如果多一些自我思考，“求諸己”，換個角度，也許人際關係能夠更融洽一些。
《中庸》
不偏不倚叫做中√，一成不變叫做庸×。
依然不認同“一成不變叫做庸”這個提議，這個“庸”絕對是迂腐的東西，也是儒家最頑固的糟粕。世間哪有一成不變的東西？六經之首《周易》已經說了：這個世界在不停地變化。“易”就是變化，居然還有人提出“一成不變”的“庸”是個好東西？這個“庸”顯然是違反基本規律的，即使解釋為“堅持”也顯得有些“頑固”，所以不討論“庸”，說說“
中”吧。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七情六慾藏在內心之中，這種狀態“含而未發”，給足自己時間來消化或者轉換，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後果。孔子說：“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當時機合適的時候，要把“含而未發”的“中”以合適的方式表達出來，達到
“和”（合適、和諧、恰如其分）的境界。中國的君子之風，與外國的紳士風度，本質都是這樣的。這顯然是對個人涵養和素質的要求，我們可以通過回想以前的事，品味出其中待人接物的道理。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其人亡，則其政息。”
孔子的這句話絕對是點到了“人治”的痛處。孔子非常崇拜古代先賢的治國方略，但是他也充分意識到“人治”的最大問題：一個人上任，推行他的施政綱領，只要一下臺，政策就得不到延續。“蕭規曹隨”的美談歷史上很少重現，我們看到更多的是“前任的政策因後任的私心而變更”，這不利於社會發展，也是人治最可悲的地方。所以，一個現代民主政體的特點是“法治”，應當以法律的方式定義發展方略，然後方向不因人而異，政策得以延續，不隨意改變法律，這樣一來才能堅持得了“初心”。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智慧、愛心和勇敢，是人最重要的三種品德。(如果先天智力不足，那麼)好學也算的上是智慧，(如果不知道仁愛是什麼，那麼)行動起來就算得上一種仁愛，(如果想要體會到勇敢，那麼)主動認錯也算是一種勇敢。說得很好，是不是？！
如同《大學》的“修齊治平”，《中庸》也提出了一套方法論，這套方法論更為通用，有點類似現代管理學中的PDCA循環，這個方法就是：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厚積薄發，先博學各種知識，通過詢問和思考，（
懷疑其中可疑部分，）分辨其中的錯誤，然後踐行其中正確的部分。我敢說這句絕對包括對儒家經典《四書》《六經》的批判看待，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也就是說，寫下這句話的人，也在提醒讀者要帶著批判心理去看待任何人和事物，“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儒家自己也提出來這點，這很驚人。只不過後代迂腐之人不重視這個，以至儒學被人看做了頑固不化的一種思想，的確很可惜。
後記
如果我們沒有了解清楚一個事物之前，就跟風般的去認為好或者認為不好，與小孩牙牙學語並無二致，我們只有在瞭解清楚古人所說的涵義之後，才能從自己的角度說他們是好是壞。這就是筆者一直推薦我們閱讀原文的原因。不要隨意聽從“不務正業”的網紅磚家所言觀點就篤信不疑了，沒有親自見聞並且加以思考，任何東西都不可能真正是我們自己的。
筆者曾對《大學》《中庸》評價不高，今天終於意識到這個錯誤。孔子說“溫故而知新”、“過而不改謂之過”，今天我再次打開《四書章句集註》，“複習”了下《大學》《中庸》裡面的章句，發現孔子所言不虛，在“溫故知新”的同時，主動認下錯吧！古今中外、從下到上的任何人，都會有錯，比起那些理屈詞窮、還要擺出歪理邪說為自己虛名辯護的“磚家”，“知恥近乎勇”，今天我也算是“勇敢”地進步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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